破产法的目的在于在法院主导下对破产方财产进行控制达到使破产财产最大化从而使债权人获得分配。但破产约定条款（以下简称“破产约款”）的存在违背了这一目的,破产约款是指当金融衍生合同一方出现破产情形时,根据该条款会使合同变更、终止或者加速、变更、终止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出于对某个金融众体破产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担忧,许多国家认可了破产约款在衍生合同中的效力,不受破产法上的许多限制性规则限制,从而确保金融合同履行链条不中断。但各国学界对此争议不断,破产约款尚不是中国法明确认可的法律概念,《企业破产法》中也未作规定。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需要转变金融监管模式进而需要对破产约款效力进行确认。破产约款不同的效力状态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为了实现破产法目的、适应衍生合同的特殊性以及防范系统性风险,我国确认破产约款效力确有必要。通过对域外国家的破产约款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法的“安全港规则”,同时对该规则进行本土化调整。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安全港规则进行“瘦身”,对于受保护的合同范围明确判断标准,防止出现美国法中盲目扩大适用范围,造成规则滥用,刺激衍生交易参与者大规模涌入市场,引发风险。其次,对于破产约款与企业破产法相矛盾的地方予以立法进行豁免,使破产约款具有实际上的可执行性。最后是对于相对方行权时间进行限制,预防“挤兑”现象产生,同时,英美合同至上原则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一旦出现类似于挤兑等极端情况可能导致大型系统性危机时,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对合同进行干预,其中的破产约款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执行需要由监管机关作出判断,通过这些措施来完善破产约款。破产约款的作用是减少风险不是消灭风险,不能仅仅依靠破产约款来解决衍生交易市场的金融风险。在金融市场领域,想要较好的预防风险,需要通过诸如破产约款等市场化措施进行预防同时也需要监管措施进行管理,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