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用“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之说来强调学礼与行礼之间的辩证关系，其微言大义得到曾子、子思与七十子后学的阐发而不断具体化进而对汉初礼学观念的分化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伴随着传记之学的兴起，早期礼记大量出现，礼的外延逐渐扩大，而经记混同、师法泯灭的程度随之也不断加深。可以说，“混乱庞杂”、“层累形成”是今文《礼》经及其传记长期具有的特点。秦火之后，《礼》经丧亡，高堂生等早期今文礼学者唯能传其训诂、不至失坠而已，经的残缺和记的混乱使得今文礼学传授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一些习礼者脱离“礼经”、单求“威仪”以应付实用:上至国家制礼，则叔孙通汉仪一派大行其道;下至曲礼威仪，则徐生礼容之学盛行不衰。期间虽有萧奋、徐延、桓生等人兼习《礼》经与礼容，“礼经”与“威仪”的分化仍然使得儒家礼学精义湮没不彰。　　在经历了早期数代学者的薪火相传之后，今文礼学在西汉武、昭之际做好了重返学林、转移风气的准备，四传弟子后苍于昭帝中立为博士，他开创“推士礼以致天子”之法，在昭、宣二朝兼顾传经与制礼，致力于“礼经”与“威仪”的统一，从而奠定了随后数百年今文礼学发展的基础。他的弟子戴德、戴圣编选礼记以羽翼残经、襄助制礼，一方面促进今文礼学由单纯的训诂传经之学过渡为兼习经记之学，另一方面也使得先秦礼记文献的层累庞杂程度进一步加深。西汉末年，刘歆在《七略》礼类小序中改换概念，将“礼经三百”落实为《周礼》，从此孔子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加上其他一些背景因素的影响，《仪礼》、《周礼》孰为“礼经”的千载公案由此产生。　　在古文家融合今古文的改制行动失败后，今文礼学在东汉初年光武帝时代再度参与东京一朝的制礼行动。后苍弟子庆普早在西汉元、成之际即已别起庆氏家法，采用礼记作为传经、制礼的素材，至光武末年由其三传弟子曹充立于学官。曹充继承学脉、撰作章句以重振今文礼学，同时顺应时代、通经致用，提出“大汉富自制礼”（《后汉书·曹褒传》）的重大方针。他和董钧在光武、明帝二朝采用“推士礼以致天子”之法制定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等天子之礼，为稳定东汉政治秩序、建立一代礼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曹、董卒后，庆氏礼一度出现了十余年的空缺局面，曹褒继任博士后撰作《通义》、《演经杂论》，使得庆氏礼由《礼》经章句之学发展为兼采群经的通学，从而为后来三《礼》的融合埋下了伏笔。在传经之外，他在章、和二朝改定《汉礼》，前后历时近十年，然而他的激烈改制遇到了极大阻力，最终仅有少数新礼在和、顺二朝得到施行。《汉礼》既不获行，庆氏礼只能传习《礼》经说记，和二戴《礼》不再存在本质差别。曹褒之后，马融、郑玄等人依次登上历史舞台，郑玄贯通三《礼》，礼学的郑氏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