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命题下，城市综合体因为推动城市生活向多元、高效、融合的方向发展，从而成为当代城市中一种典型的空间范式，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迅猛发展起来。
　　目前，城市综合体己经受到建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的关注和深入研究，但是社会学对城市综合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研究采用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中国城市综合体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其发展和社会评价两方面的内容。研究成果能够推动城市综合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姊妹学科共同拓展对城市的认识;理论指导实践，推动中国城市综合体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其最大的综合效益。
　　中国城市综合体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2003年后进入高速发展期。基于信息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背景，城市综合体成为参与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竞争的策略，因而呈现出巨构化和城市群规模化的特征。本研究根据数据资料分析，未来中国城市综合体建设总量将在一定阶段保持持续增长，并进入建设增长与内涵式发展并行的阶段。城市综合体集聚了所在城市大量社会优势资源和稀缺资源，因而会对外部城市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其影响力呈现出积极和消极双重性。而中国城市综合本身也存在重传统地产轻新型产业、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国际化轻本土性等发展局限。因此，本研究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考察城市综合体等空间生产的三维属性，总结出中国城市综合体空间生产是权力逻辑、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共同结果;是三种逻辑的失衡使得中国城市综合体对城市造成了消极影响，同时也造成其自身的发展局限。进而，本研究提出应开展社会评价，来促进城市综合体空间生产逻辑的协同。
　　中国城市综合体在经济评价和环境评价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相较之下，社会评价的研究则比较薄弱。本研究发现当下城市综合体社会评价的局限性，指出必须构建具备引领性、协同性、差异性、实操性和能贯彻于全生命周期的中国城市综合体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来引导中国城市综合体的健康发展。
　　论文以《新城市议程》为原则，归纳中国城市综合体新时代的社会目标;通过问卷调查和文献查阅，收集各类建设项目社会评价指标和新型发展模式社会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指标来源集，以城市综合体适用性为原则进行指标筛选和指标分层，通过德尔菲法对指标体系进行3轮修正，最后获得一致确认的城市综合体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该城市综合体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为三层结构，依次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以城市综合体社会评价为目标层;以社会适应性、区域经济效益、社会发展效益、社会文化效益、社会生态效益为准则层;社会适应性准则层包括3项指标（与国家地方政策方针相符性，与区域社会发展适应性，制度、技术、管理、人才等支持与保障），区域经济效益准则层包括5项指标（提供就业机会，土地增值，区域财政收入、产业结构优化、相关产业发展），社会发展效益准则层包括8项指标（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发展工程基础设施，发展服务基础设施，发展城市公共空间，居民项目满意度，社会参与与利益相关方支持度，城市治安，城市综合防灾能力），社会文化效益准则层包括6项指标（城市景观，发展城市文化娱乐，当地人文传承与文化多元、民族风俗与宗教影响，创新发展，培训教育与人才吸引），社会生态效益包括3项指标（自然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效益，采取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健康方式），指标层共计25项指标。
　　研究最后选取中国整体开发规模最大的城市综合体——苏州中心为案例，使用城市综合体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后评价研究，通过专家打分和李克特量表显示，其对城市社会发展呈“较显著的积极影响”。
　　研究进一步通过深度访谈法和资料整理获得苏州中心项目开发运营八大策略（整体开发、空间体系、交通统筹、景观联动、低碳节能、业态整合、文化艺术和智慧治理）。通过研究八大策略与各社会评价指标的关联性发现，苏州中心对城市社会“较显著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得益于政府、企业和利益相关方的整体协同;另一方面得益于策略创新。但是苏州中心也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的短板，导致苏州中心在“产业结构优化”“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培训教育与人才吸引”“引导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待加强。
　　随着人类对城市认知的不断深入，城市发展观会不断转型升级，城市综合体将是一个伴随城市历史的永恒课题。处于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综合体都会有所不同，其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设置和权重将会始终处于动态中。期待本研究能够为城市综合体的良性发展提供支持，为城市发挥更大价值，让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