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虽然早已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光环,但在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它的欧盟政策——从最初拒绝加入、随后又反复申请加入、再到最近又执意退出,每一次变动都引起了举世的关注。英国的欧盟政策似乎变化无常。怎样来解释这些变化调整?这些变化调整背后的决定力量是什么?本文认为民意可为此提供部分答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首次选举中,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党出人意料地战胜了因战争胜利而威望甚高的保守党,在之后的大选中,保守党也顺应民意,往社会民主主义方向调整自己的指导思想,从而形成了英国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英国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支撑帝国的物质力量不复从前,但英国人的帝国情结依然存在,引领世界迈向现代化的责任感依然存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民众常用“工业化”“现代”“帝国”“创新”“爱国”“自由”“民主”“仁慈”“集体责任”“公平”“领导”“计划经济”等词汇来形容英国。这说明战后初期英国民众的国家认同集中在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和帝国传统上。社会民主主义认同和帝国认同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此时的英国特性,以至于艾德礼自豪地将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誉为“世界的灯塔”。加入欧洲一体化等于与欧陆国家为伍,抹杀英国特性,这是英国精英与民众的共识,精英使用的拒绝入欧的语言表达了民众的认同,所以战后初期英国拒绝加入欧洲一体化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60年代,英国由对抗转向申请加入共同市场。英国人的帝国认同有所淡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可导致了民众在入欧问题上的分歧。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英国对欧共体经济依赖程度的上升和美国对欧共体的支持,部分英国民众转而认为申请入欧,借助欧共体的力量,在欧共体内部发挥领导作用,更有利于维持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和国际地位。英国社会上层、拥有工作的男性和保守党选民最早开始转变,他们的政治代言人是保守党和工党内的亲欧派。国内经济状况和民族感情共同影响着英国民众对欧共体的看法,民调显示,申请入欧的支持率虽有起有伏,但在政治家申请入欧和重启入欧谈判的关键时刻,支持入欧的民众比率都有上升之势。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病”加重,虽然疑欧派同样诉诸于民众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可及其帝国认同,但在国内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下,多数英国民众相信了亲欧派的论证,把加入和留在欧共体视作唯一出路。正是在这股民意的基础上,亲欧派才能在1975年公投中胜出。70年代后,英国社会结构加速变迁,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大增。他们不满“老派社会民主主义”的负担,向往“富于改革、实干、资本主义、不屈、自由、法治、竞争精神”的新英国,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保守党捕捉到了民意的变化,撒切尔有意地将自己的父亲塑造为新英国精神的代表,以迎合民众的想象。进一步融入欧共体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新英国的形象,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都向着适应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所以1979年上台执政的保守党采取了适应欧洲一体化的政策。撒切尔着手解决了困扰英欧关系的预算摊款问题,积极推动欧洲单一市场计划的落地,代替撒切尔任首相的梅杰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英国的通过做出了贡献。90年代,新中产阶级成为英国的主要选民群体,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政治参与意识强,持有英格尔哈特所说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推崇“多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倾向于支持欧洲一体化。长期在野的痛苦经历使工党领导层决心抛弃工党左翼主导时期的激进政策,以争取新中产阶级的支持。工党的政策调整获得了成功,得益于新中产阶级支持而上台的新工党,比保守党表现得更加亲欧,不仅不再将欧盟视为“资本家的俱乐部”,反而批评保守党的疑欧立场,签署了《阿姆斯特丹条约》。虽然这一时期英欧关系进一步发展,但民众的疑欧情绪仍然存在,即便是最亲欧的布莱尔政府也没有带领英国加入欧元区。工党接受新自由主义后,原先支持工党的底层民众不仅失去了政治上的代言人,而且被贬低为“残渣”和依赖福利的“无耻之徒”。他们的政治冷漠导致90年代后英国大选的投票率大幅下降,他们的不满情绪为日后的脱欧埋下了伏笔。进入21世纪后,民主赤字、金融危机、移民危机缠绕在一起,民众的疑欧情绪日益增加,英国政治再次进入大幅调整阶段。原来政治冷漠的部分民众开始重新进行政治参与,英国的民粹主义表现为右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和地区民粹主义三种形式。独立党通过把移民和脱欧联系起来,把对现状感到不满的底层民众和部分中产阶级集结在一起,点燃了英国的疑欧主义,实现了新的选民重组,成为这一时期民粹主义最主要的表现。民调显示,80年代初至2008年,民众对欧盟的支持率虽时有下降,但支持欧盟的民众在这段时期内一直占据多数。2008年后,多数英国民众对欧盟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眼中,欧盟日益成为一个被各国政客掌控的机构,欧盟的经济政策应对英国的贫富分化负责,欧盟的移民政策应对英国的移民危机负责。这股汇流而成的民意逐渐通过独立党和保守党内的脱欧派影响到了英国的欧盟政策,导致了英国欧盟政策的再政治化,为2016年脱欧铺平了道路。民意的分化使得工党模糊了其在欧盟政策上的立场,民意的转向使得保守党最终走上了脱欧之路。在代议民主制和公投制下,民意为保守党和工党的欧盟政策设置了边界。一方面,两党的欧盟政策要符合民众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两党的欧盟政策要以民众的物质利益为依归。政治精英短期内有自己的决策空间,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民意,但一旦越出边界,就会引起民意的反弹和上升。在英国的两党制下,或者是执政党主动纠偏,或者是反对党或第三党提供替代性方案。总之,欧盟政策的调整过程虽有长有短,但最终还是会回到民意设定的边界内。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