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设想的提出和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投资已经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在此框架下,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和分析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投资网络及其主要特征,并从网络内国家和整体网络两大层面实证检验了这一网络特征及其演变的影响因素,以期更好地把握我国与沿线国家国际投资网络的未来发展趋势与方向。首先,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量为桥梁,建立了 2009-2018年有向加权的投资网络拓扑图,并据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国际投资网络进行典型化事实描述。结果表明,中国、俄罗斯、泰国、新加坡等主要国家在整体网络中保持核心位置;核心国家数量呈增长趋势,印度、印度尼西亚、立陶宛、波兰、爱沙尼亚、塞尔维亚、希腊的核心程度均有所上升;国际投资网络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地理位置毗邻国家的投资关系重要性日益彰显。其次,本文通过网络规模与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和凝聚子群等指标,定量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投资网络特征。结果发现,在中心性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际投资网络的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在整体网络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目前其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投资网络扩大带来的稀释作用;在子结构方面,整体网络中的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数目与类别均相对稳定,且“一带一路”设想显著促进了地理位置占优的原边缘国家核心度的提升;在凝聚子群方面,地理位置可接近性和可达性成为凝聚子群的主导特征,凸显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中,注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地理战略布局的重要性。再次,本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网络特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从网络内国家层面入手,以各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面板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银行业发展水平对于一国在国际投资网络中的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干预则对一国地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一方面,以整体国际投资网络为研究对象,通过将选取的差异关系矩阵对国际投资网络的无权和有权形式分别进行QAP回归,发现经济实力与影响力差异与区域内投资关系、国家间投资量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净国内信贷差异和总税率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弱,而银行不良贷款率差异与国内上市公司总数差异则与区域内投资关系、国家间投资量存在负相关关系。最后,在总结全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从投资区域性、方向性和互惠性等角度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思考与政策建议,以期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更高效率和更具策略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