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交往中,中国地位的举足轻重也在日渐凸显出来。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贸易参与程度的加大,经济交往程度进一步加深都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特色。同时,加入WTO,更是为中国参与更加广阔和规范的竞争提供了契机。然而,贸易摩擦也随着经济交往的深入而不断加剧。其中反补贴作为三大贸易救济手段之一,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在反倾销已经无法抑制中国商品出口的飞速增长之时,各国纷纷拿起反补贴的武器来打击中国商品。由于我国遭遇反补贴的时间和次数相对反补贴要少很多,国内对这部分的研究理论相对较少。本篇论文就国外对华反补贴的成因及对策进行了相关的分析研究。全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部分。主要涉及了基本介绍、背景描述、反补贴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对华反补贴案例发生的背景。反补贴案件的发生是在我国贸易发展飞速的过程中产生的,尤其是在近几年中,形势更加严峻。补贴与反补贴的理论研究在国内外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理论渊源存在于两个,一个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二是战略贸易理论。这两个理论对贸易带来的经济自由化的侧重点不同也引领了后来关于补贴方面学者的理论研究侧重方向。传统贸易理论的支持者反对任何形式的补贴。而战略贸易理论认为政府的干预有助于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两种理论不能说是对立的,只是由于选择的模型及假设的前提不同,得到的结论不相同,两个理论彼此之间还是有相通的地方的。但是不可否认,补贴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可以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的。由此看来,战略贸易理论相较之下更合理一些。第二部分是就补贴和反补贴相关概念的概述。补贴是指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内,通过由国家或者公共机构针对某些特定企业或者特定行业所提供的财政支持或者价格收入支持的经济手段。其目的在于通过直接或者问接的使相关企业获得市场中无法获得的比较优势,从而增强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其最直接的作用就是通过补贴获得价格优势。根据补贴在WTO的《补贴与反补贴协定》,补贴可以被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三类。禁止性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替代性补贴两种。这种补贴一旦被确认存在,则不需证明危害程度,就会被勒令取消并会受到严重的反补贴措施和征收反补贴税的制裁。可诉性补贴则是一定范围内被允许的补贴。这种补贴的可诉性的确定决定于这种补贴造成的损失的事实存在是否成立。而不可诉补贴是指任何成员方都不得提出反对和申诉,并且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一种是具有普遍性的非专项性补贴,另一种称为专项性补贴,这种补贴主要是指一国政府针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境方面的补贴。补贴的作用在于降低生产商的生产运营成本,扩大出口,提高外汇收入和财政收入,扶持主导产业和幼稚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技术及科研程度。同时针对补贴的运用中的不合理,也就产生了反补贴。它是指进口方主管机构应国内相关产业的申请,对接受了补贴的进口产品采取反补贴调查。主要的反补贴措施为征收反补贴税。另一种是反补贴措施。同时,国内外对补贴的申请调查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补贴的确定。第三部分是国外对华反补贴的现状分析。就现在我国的国际贸易形势来看,在补贴方面,我国是第二大遭受反补贴调查的国家,仅次于印度。美国频繁的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1983年的乔治城钢铁案,尽管从我国进口的钢铁严重造成本土钢铁行业利益损失的事实是确定的,但是由于我国当时的非市场经济身份,美国商务部裁定不支持对原产于中国的钢铁采取反补贴措施。而后,这个案子又被上诉到了美国国际贸易法庭,终裁是维持了美国商务部的裁决。在1991年发生的针对我国电风扇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案也是在中美贸易中影响较大的案件之一。也正是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经济产业的概念。在调查中,电扇的重要原材料钢铁的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因此不满足美国对适用反补贴措施的标准。征收反补贴税的要求也不予支持。2006年美国发起的就铜版纸的反补贴调查是中美在反补贴方面的转折点。美国在这次调查中结束了23年的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不使用反补贴措施的历史。在这个案件中,共涉及了13个方面的补贴调查。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美国商务部对其反补贴法律做出了调整,美国国际贸易法庭也提出美国对是否发起对华反补贴有着完全决定权。就在相关法律作出调整之后,美国商务部则依据调整后的条款,认定中国不再是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保护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实质性损害并没有确定,反补贴措施最终并没有使用。但是就法律方面和政策方面的调整来看,这个案件是整个中美贸易在反补贴方面的一个转折点。也正是从这个案件开始,中美之间的补贴摩擦又有了新的动态。在对美国、加拿大和欧盟三个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案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得出国外对华反补贴主要有从加入WTO开始频繁受到反补贴调查,在反补贴调查中被使用的判定标准不够合理,受到的不平等调查问题比较严重,反补贴案件的涉案金额数目巨大,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及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特点。通过研究实例及补贴的特点,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归纳总结了导致对华反补贴发生的原因。第一,国内补贴政策有待进一步调整。例如禁止性补贴当中,我国对国有企业的变相的补贴形式就可以被归类到出口补贴,而之前设有的优先购买国内产品的制定名录则显然构成了进口替代性补贴。一但任一国家就此类补贴发起对我国的反补贴调查,则我国受到制裁的可能性会非常大。另外,在不可诉补贴方面,我国可以利用。因此,在宏观政策上来说,我国相关的经济支持政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第二,国内与补贴相关的政策还不够完善。由于起步低起步晚,我国采用更为有吸引力的经济政策,突出体现在我国的税收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中如果退税比例执行不当,极有可能引发反补贴调查。以及各种形式的支持基金,如贸易发展基金,农业发展基金等都可以看做是出口风险基金。这种形式的政策支持同样可以被认定为是可诉性补贴。第三,我国关于补贴与反补贴的立法还不到位。尽管在加入WTO后,我国已经在补贴和反补贴的立法上做了较多的完善工作,但是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关于补贴的定义还较宽泛,对服务贸易补贴的规定条款还较少等等。尤其是反补贴法律方面的立法,在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方面,显得过于单薄。反补贴的程序和立法规定都不够完善。第四是企业方面的应对能力水平还不够高。企业的反补贴应对意识,应对措施都相对滞后。第五就是国际经济环境原因。由于我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外部分国家的反华势力的加剧,反补贴更是成为了许多国家对中国政治意图的第二战场,由此带来的反补贴形势也一度严峻。在上述原因的深入分析后,第五部分则分别在国家行为及企业行为两个大的框架下做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在国家行为方面,首先是充分利用相关的补贴规定。在国际相关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发挥补贴对本国经济的推动作用。通过使补贴政策的合理化合法化来促进补贴这个经济手段的应用。具体来看就要严格限制禁止性补贴,合理使用可诉性补贴,充分运用不可诉补贴。尤其是针对不可诉补贴,可以抓住我国的西部大开发的机会,在国际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用变相的补贴形式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完善补贴与反补贴立法。其中继续完善对外贸易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补贴与反补贴条理来规范我国补贴的使用以及反补贴的保护程序。再次是完善对国内企业的支持政策。加大政府对企业的辅助和支持力度。通过信息及科研投入支持来提高企业对反补贴案件的应诉能力。另外就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而言,我国还可以利用相关的规定,通过合理的运用国际法律法规在补贴和反补贴上的规定,及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和条款,我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使用空间。还要改革相关的税收政策,以防受到国外各国的反补贴调查,要从制度上预防反补贴案件的发生。以上五方面都是从政府角度谈了在补贴反补贴问题上的应对策略。在企业行为方面,还可以采取如下策略。首先是优化出口结构。改变一直以来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其次是充分发挥行会的作用,加大行会对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力度,公开相关产业知识,与政府及商会合作,监督产业发展,给企业提供合理的定价策略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行会的辅助手段应对补贴与反补贴调查。再次就是提高企业的应诉积极性。通过合理的教育宣传,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研发投资比例等等都可以作为企业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