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元和九年（1623）,长崎的南京船船主等人,为避免禁教政策下的幕府猜忌,同时也希望供奉妈祖保佑商船海上平安,于是向幕府申请修建一所寺院,获允后,于东明山修建兴福寺。其后漳州、福州船主也效仿南京船主,先后于宽永五年（1628）六年（1629）在分紫山、圣寿山修建福济寺（漳州寺）和崇福寺。延宝五年（1677年）铁心道胖禅师创建圣福寺。作为在日华人修建的寺院,“四福寺”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不仅积极参与在日华人社会管理,更通过招请中国禅僧等活动为中日文化交流提供平台,推动江户文化的蓬勃发展。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四所寺院的建立背景、发展经过与寺院构造等。第二部分着眼于长崎“四福寺”的政治作用,论述寺院对在日华人社会的管理作用、探究招请唐僧的政治意义以及其与唐通事的关系。第三部分探析长崎“四福寺”的经济活动,通过分析其与长崎会所的经济关系、与唐商的经济往来以及与走私贸易的关系,试图展现作为禅宗寺院的“四福寺”背后所蕴含的经济价值。第四部分考察长崎“四福寺”的文化影响,主要从其对日本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艺术建筑、医学四个方面进行剖析,从文化交流角度深度挖掘四所寺院对日本文化的深远影响。长崎“四福寺”的政治作用体现在“管理在日华人、对外交流、文化反哺”;经济活动表现为与长崎会所的经济互助、受唐商的经济捐助以及参与到走私贸易的进程中;文化影响集中在对日本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艺术建筑、医学发展的推动。于明末清初之际建立的长崎“四福寺”,是在时代背景下孕育的产物,并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下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为江户文化发展提供丰富养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忽视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