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问题,是劳动法学、国际经济等学科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1980年以来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更加全面,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成立和运转以来,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问题愈发突出、重要,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内国际经济环境。近年来,美、欧、日等主要市场经济体,一方面加强合作,缔结了新的更高水准的经济贸易协定,甚至欧盟与越南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诱发越南实施了劳动法领域重大改革;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中国形成了更复杂的经济、政治矛盾,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特别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欧盟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使中国面临更紧迫的挑战。我国早期利用特色突出的劳动政策与劳动法、经济政策扶持、低廉产品等扩大对外贸易份额,成为“世界工厂”,但在人口增长缓慢,老龄化严重,经济增长乏力的今天,利用上述模式发展经济已没有可持续性。为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施战略布局、总体布局和治理现代化,我国也开始与新西兰、智利等国家签订劳工合作备忘录,就贸易协定中有关劳工问题进行合作、磋商、谈判,与有关经济体缔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RCEP）。中国还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要研究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CPTPP）。这些紧要、重大的背景和时代课题,反映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亟待加强学术研究。据此,本文以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历史、争议焦点和实质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尝试,针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寻求在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趋势下,中国的战略选择和解决之道。本文研究发现:（1）劳工标准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关系,古典问题是以国际劳工标准建立、维系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相对公平和均衡。在中国等国家“崛起”时,如何再平衡或维系均衡,已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核心问题。此问题对中国的国际形势、发展战略有深远影响。为了应对相关挑战,中国在签署了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以下简称CAI）的同时,研究加入CPTPP等问题,具有特别必要性和重要性。（2）对此问题应追根溯源,可还原为进出口商品用工成本的决定机制是否自由、正当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技术性问题,避免过度政治化。规范意义的劳资主体性、自由谈判是当代劳动力价格机制的核心要素,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置。回避或否定此问题,无助于问题和矛盾的解决。（3）我国在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处于萌芽阶段,对劳工条款不够重视,劳工争议解决制度设置不完善,后续执法措施不到位等问题突出,是矛盾的直接原因。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国内经济健康循环,完全符合我国的利益。东南亚等发展较快的国家在劳动政策、立法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弹性安排,可对我国东部、南部相对发达地区的地方性改革提供经验。本文建议:（1）在劳工权益保护与维护我国劳动立法主权、司法主权中谋求利益平衡,在明确我国司法主权的情况下,缓步推进贸易协定中劳工条款的磋商和谈判。（2）应参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公约,缩小我国与国际劳工标准之间的差距,丰富劳工权利的内容,体现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按照政治原则、契约方法,改革工会对劳动者的代表关系,显著改良劳动者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劳资集体协商的效果,使我国劳动力价格机制与国际社会大体一致。（3）应当建立和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和执行机制。我国可以参照单边、双边、贸易协定中劳工条款的设置,以中国实际情况为依托,以和平友好协商为前提,以拒绝贸易制裁为核心,推进和贯彻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执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