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历来被认为是政书之祖,史书之源,读《书》可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而《禹贡》作为《尚书·夏书》的首篇,记载了大禹依山川,划九州,辨土壤,定贡赋,画荒服诸事,兼具重要的地理意义和政治意义。“禹贡图”,因其直接反映大禹治水所经历之行迹,因此又被称作“禹迹图”。“禹贡图”与经文互为注脚,因其中所蘊含的中国早期疆域划分、贡赋缴纳等诸多政治问题与九州地理要素,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禹贡图”是直接反映中国历代治政中的水患治理和国家疆域划分等相关的重要文献,广义上的包括综合自然地理图和政区沿革等社会综合变化的相关图谱;而狭义上的“禹贡图”则是与《禹贡》经文相参照,绘制而成的九州疆域、山川河流、贡道贡赋、碣石、五服、民族、夷夏等政治、地理之图。“禹贡图”以平面直观的形式,展现山川、河流、贡道、九州等轮廓,与文字结合,共同展示时代的深层解构,解释图画展现的深层意涵。因为时空的久隔以及文献承袭的不易,宋前禹贡图已亡佚不见,仅见载于传世文献。有宋一代,打破了前代“禹贡图”仅存于文献记载的窘境,出现图文并茂的盛况。对宋代“禹贡图”的情况进行研究,有必要对宋前“禹贡图”的发展脉络予以梳理。宋前“禹贡图”只闻其名,不见其图。但根据文献记载可知,千百年来,“禹贡图”流传虽难,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宋前“禹贡图”的绘制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的完善的过程,甚至还出现了晋代“禹贡图”这一高峰期。将宋前“禹贡图”文献按时间进行划分,可分为先秦、汉唐阶段,从先秦的时期到汉代王景治河,到晋代裴秀采用“制图六体”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再到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绘图技术逐渐精进,程序逐渐严谨,过程逐渐规范,用途逐渐扩展,是地图学的重大进步,也对宋代“禹贡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宋代是现存“禹贡图”发展的起点,也是“禹贡图”研究的中点。宋代“禹贡图”涌现政治理想、是舆地之学、学术发展及科技进步等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将宋代“禹贡图”的内容进行划分,可分为疆域图、自然地理图、贡道图、五服图及其他类型。其中《禹迹图》是现存最早的石刻“禹贡图”,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宋代还涌现了一批学者及其著作,如程大昌与《禹贡山川地理图》,傅寅与《禹贡集解》等。其中程大昌的《禹贡山川地理图》内含30幅图,图幅众多,罗列详细。它打破以往书、图分离的方式,转而以图文对照的方式进行历史地理考证,以图释文,是一部图文对照的历史地理专著,也是“禹贡图”研究史上里程碑式著作,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傅寅的《禹贡集解》中的“禹贡图”内容则以组合的形式呈现,有纵览全况之便。将二者作为宋代“禹贡图”的典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宋代“禹贡图”的表意与深刻的内涵,它呈现的不仅是疆域的变化,更多的是家国与天下观的观念变化,对宋代“禹贡图”的研究不仅促进《禹贡》学的积极发展,也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