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迅速崛起和扩张的网络媒体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信息传递载体、内容以及技术上,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这让国家意识到,传统监管方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网络媒体时代的要求,开始在传统监管思路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监管方式。基于此,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政党-国家体制下,国家对网络媒体的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能力如何体现,以及网络媒体又是如何应对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研究基于国家自主性理论,将国家自主性分解为四种具体的国家能力：汲取能力、控制能力、创新能力和合法性能力,并以此提出国家控制媒体的四种途径：组织控制、财政控制、话语控制和技术控制。文章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分析了政党-国家体制下,国家对网络媒体的监管策略。纵向上,以时间为脉络,分成三个阶段来阐述国家-媒体关系的演变：1978-1992年,主流意识形态遭到质疑,在合法化危机下出现了国家-媒体关系的摇摆,媒体作为党的喉舌的作用在下降；1992-1999年,市场化改革初见成效,国家对媒体控制也开始放手,媒体被完全推向市场自负盈亏,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媒体繁荣时期；2000-至今,国家又开始意识到意识宣传的重要性,但与以往的直接控制不同,国家假市场之手重新进入媒体,运用市场化机制形成对媒体的软控制,实际资源和话语权仍旧掌握在国家手中。在横向上,本研究将国家对网络媒体的监管概括为常规监管和运动式监管。在常规监管上,国家主要通过组织、财政、话语和技术四种控制,来规范网络媒体的日常运作。在运动式监管上,国家依旧延续以往政党-国家常用的监管策略,对网络媒体进行突击式治理,以弥补常规监管的不足。对于国家的这种监管,媒体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导致国家监管往往难以应对网络媒体的反控制,同时,运动式监管无法形成长效机制,国家缺乏与网络媒体的良性互动,这些都是目前政府网络媒体监管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