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以女性认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体并开始在此意识下活动为起点。但是她们的主体性选择和行动被大众认为是脱离社会的行为并被认为应为此付出代价。对于女性的这种差别对待和压迫主要源于当时社会的家长制权力构造。20世纪20年代前期，是被称为“新女性”的文学代言人的女性作家为争取女性主体性地位而试路的一个时期，也是先进女性试图推翻作为当时社会优等意识形态的家长制的重要时期。本文运用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的理论，分析了韩国20世纪20年代男性代表作家金东仁的此时期前期小说中出现的以男性视角刻画的女性形象。本文的内容包括男性作家金东仁的生平和女性观以及对其作品中出现的试图摆脱家长制的的女性形象的分析。金东仁在作品中，将违背家长制传统伦理禁忌的女性做了“死”一般的断罪。这样的消极形象的女性最终也无法避免死去或被家长制社会排斥和孤立的结局。金东仁的作品中表现了女性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下的逃避和抵抗，或是妥协，孤立和断绝以及其努力摆脱家长制权力的人物形象。她们通过各自的沉默，内心独白的方式试图与既存的家长制体制进行对话。不仅如此，作为当时为了男性自身满足只有性能力能被认可的女性，为了摆脱传统性伦理意识，尝试自由恋爱和为独立生活的所作出的努力是意义重大的。韩国20世纪20年代代表作家金东仁以男性视角刻画女性并赋予了她们反面的人物形象。女性人物无论带有何种鲜明的特色形象都只能作为客体而不是主体存在在作品中的这一点，本文通过运用“性政治”这一理论进行了分析。这一点在为了维护既存意识形态和强化男性意识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