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研究人类干扰条件下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响应。建立自然保护区(地)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其中珍稀物种的方式。但保护区的有效性正在经受着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人为干扰的考验，如我国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区域正在面临着严重的放牧干扰，在这些区域中，有的保护地已经进入国家公园管理序列，但对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因子仍缺乏充分的识别与评价。王朗保护区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分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面临着严重的放牧干扰，因此我们选择王朗保护区作为研究区域，研究放牧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栖息地利用的影响，并提出相对应的保护管理建议。这一研究将更有针对性地对羚牛保护和社区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为制定更为有效的保护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在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选择羚牛及牲畜活动集中的区域布设动物活动痕迹调查样线和红外相机样线，通过对比羚牛及牲畜对环境因子的选择偏好，揭示二者对栖息地选择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对羚牛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并通过MaxEnt模型对羚牛及牲畜的潜在分布空间进行预测，并利用王朗保护区2014年的羚牛数据与我们的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牲畜对羚牛的空间选择造成的影响；结合唐家河保护区(无牲畜干扰)的红外相机数据与王朗(有牲畜干扰)数据进行羚牛季节性海拔分布对比研究，探究了牲畜干扰对羚牛季节性海拔迁移的影响；我们在每台红外相机前布设对应的人工盐场，监测了牲畜对羚牛利用盐场资源造成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分析了牲畜对保护区其他野生动物造成的干扰。最后，本文通过对王朗保护区放牧对羚牛空间利用影响的研究结果，对今后羚牛的栖息地保护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保护管理建议。研究结论如下：
　　(1)牲畜占据了低海拔、缓坡、地形起伏小、近水源、植被丰盛的高质量的栖息地，相较于牲畜，羚牛则主要在活动在栖息地组合质量较差的区域；牲畜主要占据中低海拔段，羚牛主要在中高海拔段活动；MaxEnt的建模结果表明，羚牛与牲畜的潜在分布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但牲畜出现的区域羚牛出现的概率很小；与2014年相比，2019年羚牛活动的栖息地质量逐渐恶化，羚牛更偏向于海拔更高、坡度更陡、距水源距离更远、地形起伏度更大和植被覆盖率更低的区域活动。因此，我们推测牲畜的种群和数量的大量增加可能改变了羚牛的栖息地选择。
　　(2)根据王朗和唐家河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数据对比显示，王朗的羚牛分布海拔远高于唐家河保护区，且两个保护区羚牛季节性海拔分布特征明显不同：王朗保护区羚牛在春季时海拔分布最高，而唐家河保护区羚牛则是在夏季时海拔分布最高，春秋季时最低。因此，我们推测羚牛的迁移规律的改变与牲畜不断增大的数量和不断扩大的活动范围有关。
　　(3)盐分是稀缺的生存资源，分布局限，更能体现出羚牛和牲畜在资源利用上的冲突。相较于牲畜，羚牛利用的盐场数量和独立有效照片都更少，但羚牛及牲畜对人工盐场的利用时间强度并无显著差异，因此我们推测，羚牛对盐场的需求程度与牲畜相同，但对盐场的实际利用强度小于牲畜。根据我们的研究，羚牛利用盐场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夏季，秋季和冬季对人工盐场的利用明显低于牛和马；羚牛对盐场利用的日活动高峰均在夜间，白天是低谷期，而牲畜则刚好相反；且羚牛与牲畜从未同时对同一盐场的进行利用，利用时间间隔也只少在1天以上。羚牛对盐场的利用在空间海拔分布上显著高于牛和马，且在同一条沟系中，羚牛对牲畜使用过的盐场利用率都极低，并对远离牲畜集中利用区的其他盐场利用程度较高。因此我们推测，羚牛和牲畜在盐场利用上出现了时间上的分化，可以理解为羚牛的主动回避和调整，同时在对盐场的空间利用中，羚牛对牲畜也产生了相应的回避行为。
　　(4)牲畜对野生动物的干扰主要集中在3000m以下的低海拔区域，在这些牲畜活动集中的区域，野生动物较少出现。中华鬣羚、毛冠鹿和野猪这些集中活动在低海拔地区的有蹄类是保护区中受威胁程度相对较强的野生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