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与法理学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适用上存在共性，刑法谦抑属于刑法哲学的范畴，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法理学色彩。刑法谦抑的理论研究旨在探寻国家刑罚权的正当性根据和适用维度，以期在法的社会防卫价值和人权保障价值之间寻求平衡。刑法谦抑理论研究在刑法哲学和法理学的研究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的法治化进程起步较晚，在重刑主义和刑罚万能论的影响下，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与国际社会还存在一定差距。刑法谦抑的引入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刑法理念奠定了基础，其对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人权的推崇和对报应主义、威慑主义等传统刑法理念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重刑主义和刑罚万能论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为我国刑事法治的未来发展找到了突破口。刑法谦抑的法理内涵、价值追求与合理性根据作为理论前提，重新审视我国刑法理念，并在借鉴西方国家刑法谦抑实现之主流路径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刑法谦抑实现路径的最终选择。
　　刑法谦抑是法哲学家们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在各自所处时代及其拥有的实证知识、人文精神、逻辑和法则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刑法之于人类社会的存在根据和发展方向的解读，从而得出的关于探寻刑法适用之合理维度的推论性总结。刑法谦抑并非人之意志创造的某种刑法特性，它客观存在于刑法的本质当中，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需要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发掘和利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刑事法理念的完善，人们对刑法谦抑的认识也将愈来愈全面，刑法谦抑的外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正义、自由和效益是刑法谦抑的核心价值取向，在法学家们的不断探索与发掘过程中逐渐呈现于世，对人类社会的法治进程起到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刑法谦抑对刑法体系的作用与效能贯穿始终，也可以说，刑法史也是一部谦抑精神发展的历史。
　　刑法谦抑萌芽于西欧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自然法学派的人权保障理念和法治思想对刑法谦抑的萌芽起到重要作用，霍布斯、孟德斯鸠、贝卡利亚等法学家的学术贡献，让刑法谦抑在黑暗的中世纪初见光芒，罪刑法定主义、罪刑均衡主义和刑罚人道主义等学术主张即成为刑法谦抑萌芽阶段的主要诉求。随着分析法学和自由主义法学派的兴起，它们在对古典自然法理论进行扬弃的同时，将实证分析的思维方法引入了法学研究领域，为铺设通往“理想世界”的“自由之路”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刑法谦抑从萌芽走向成型指明了方向。边沁将快乐与痛苦作为功利主义的核心，并将功利主义作为其刑罚论的哲学基础，为刑罚配置的均衡性与正当性划定了理论上的限度。通过实证分析和比较，韦伯对于个人行为与社会秩序特别是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将刑法谦抑放在社会学的语境下进行实证解读，就刑法谦抑对刑法的干预能力予以了重新审视，直面刑法之于某些社会领域干预的无效性，对刑法干预范围的限制提出了新的的要求。
　　虽然中国自古以来“重刑主义”的治国理念始终占据主流，但古代刑法依然向着轻缓、紧缩的“慎刑”观方向发展，这可以视为刑法谦抑在民主法治下的当今中国立足的本土基础。依法治国方略为实现中国本土文化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契合提供了可能，其法理内涵与刑法谦抑有着密切联系，并为刑法谦抑的中国之路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此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犯罪态势和滞后、稳定的成文刑法体系之间起到“粘合剂”的作用，通过对刑事司法工作提供适当的政策指引，既为司法工作者针对不同的犯罪类型适用轻重适度的刑罚手段指明了方向，也为他们在宽泛的法定刑幅度内准确量刑提供了正当性依据，这是刑法即有规范难以应对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而司法工作者的“机器思维”又使之无法胜任“抽象正义”之阐释者的合理化选择，也恰好契合了刑法谦抑在当今中国社会之实现和发展的需要。
　　刑法谦抑不仅体现在对立法和司法体系的影响上，更体现在刑法理念的完善上，只有具备正确的刑法理念，刑法谦抑在我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建立人权保障理念、形式理性理念和轻刑化理念是刑法谦抑得到尊崇和推行的重要前提。如今，人权保障理念已在我国刑事法治领域得到认可，但形式理性理念和轻刑化理念的建立仍需努力。在以刑法谦抑为视角的刑法人权保障之路上，“犯罪圈”和国家刑罚权将日益紧缩，对应的，市民的自由权利和自决空间将日益扩张。形式理性理念强调法律适用的独立和统一性，反对其他社会规范对法律适用和法律自逻辑体系的侵扰。实质理性理念对犯罪构成体系的滋扰是我国刑法体系当前面临的重大难题，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将在实质理性的影响下冲破罪刑法定原则的束缚，陷入罪行擅断的泥沼。在刑法谦抑的视角下，我国当前盛行的实质理性理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刑事法治的未来发展，必须将形式理性理念的培养与贯彻作为未来刑事法治的重中之重。轻刑化理念是刑法谦抑的必然要求。但时至今日，轻刑化理念仍活跃在学术层面，在我国刑事法实践中则进展缓慢，相较而言，重刑主义虽然在学界被普遍否定，但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层面仍然占据主流，与刑法谦抑的抑制性主张形成鲜明反差。
　　配套制度和体系的建构是理念转化为现实的前提条件。虽然世界各国国情不同，法律制度也大相径庭，但是判断刑法谦抑实现与否的判断标准是一致的，进而可以分析得出刑法谦抑在当下中国的实现会遇到重重障碍。如何兼顾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和保障公民权利自由行使的理性平衡，对现有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国家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中蕴涵的先进刑法理念值得我国借鉴，但由于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现状和刑事司法体系的完善程度与西方国家仍存在较大差异和距离，因此，目前无法成为我国刑法谦抑实现的唯一基本路径。市民刑法，是刑法规范在市民社会发展壮大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种紧缩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刑法的制定和适用以对市民自由和尊严的保障为前提，严禁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任意动用刑罚手段干预市民社会的自决权利。市民刑法恪守刑法谦抑的价值准则，将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原本属于市民社会的美德，作为市民社会对刑法的要求，为刑法谦抑的实现奠定了宪治基础、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向市民刑法转变”是引导我国刑法实现谦抑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