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领域,司法机关作为生态环境治理重要参与者,履行着依法审判环境犯罪、倡导环境正义的重要职能。在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过程中,生态修复作为一种新兴的概念和措施出现在环境刑事案件裁判中,引发学术争议与实务探讨。当前,我国刑法对生态修复的定性、量刑情节和刑事制裁方式均未做出较为明晰的规定,不同法院对事实类似或相同刑事案件中的量刑情节、刑事制裁方式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生态修复性质也表现出不同态度和说法,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将极大损害司法权威,不利于法治社会建设。因此,在环境刑法中如何界定生态修复成为关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通过对涉及生态修复责任刑事案例的检索与比较,从81个总体案例中选取了4个典型案件,分别是袁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龙学元污染环境罪案,刘三忠、吴海凤、李义等污染环境罪案,何秋焕、孙小秋非法捕捞水产品、妨害公务罪案。结合样本案件中法院的量刑和裁判意见,涉及生态修复责任刑事案件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生态修复能否单独认定为酌定量刑情节,生态修复能否成为刑事制裁方式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恢复原状责任是否包括生态修复这三方面。对于生态修复量刑情节,司法实务中有三种不同类型的量刑情节认定,即单独型、附于悔罪型和综合型。对于生态修复能否成为刑事制裁方式,有的法院创新性地将生态修复作为刑事制裁方式,在判决中责令被告人开展生态修复措施,有的法院则固守传统,并未判令被告进行生态修复,而学界中同样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分。对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恢复原状责任是否包括生态修复,在司法实务和学界中都存在恢复原状应包括或不包括生态修复两种主张。经过法理分析,生态修复量刑情节应是一种单独认定的酌定量刑情节,并且应将单独认定的生态修复量刑情节类型化。生态修复可作为刑事制裁方式,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法院直接判令被告人进行生态修复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生态修复应明确为刑事非刑罚处罚措施并进行相应规范。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恢复原状责任不应包括生态修复责任,生态修复可单独存在于环境侵权责任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