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主要浪漫主义诗人（包括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骚赛）的作品中都存着大量的东方书写，体现出了诗人对东方的浓厚兴趣。大多数批评家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通常都会由后殖民批评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诗人对东方的书写与英国帝国主义的政治、历史、文化的宏观认同体系紧密相连，带有浓重的国家政治与后殖民色彩。笔者通过对以上六位诗人的多部诗歌、散文与书信的文本细读，以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为理论基础，以浪漫主义诗人的东方书写内容为主要依据，提出他们的东方书写在表现出一种以“我——它”为特征的西方偏见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明显的东西方融合的“我——你”的倾向与意识。笔者将“我——它”与“我——你”的意义分别进行扩展并使其具体化，得出了以下的细化的分类：“我——它”的关系包括“我对它的贬低”、“我对它的幻想”与“我对它的征服”；而“我——你”的关系则包括“我对你的了解”、“我与你的融合”与“我对你的敬仰”。这一分类是基于布伯在《我与你》这部著作中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与论断，但笔者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的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的文本实例来举证、深化、扩展、丰富了布伯的关系哲学理论。本论文共分为五大部分，在引言这一部分，笔者从“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与英国帝国殖民思想的研究”、“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与想象力关系的研究”、“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的情调研究”、与“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与文化研究”等几个方面梳理了国内外对浪漫主义东方书写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同时，笔者也在这一部分里介绍了本文的理论基础——马丁·布伯的关系哲学理论，并对“我——它”与“我——你”的关系特点分别加以阐释。论文的第一章是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的背景考察。具体的背景包括英国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扩张史，尤其是对于东方国家的侵略与征服的事实及其意义。同时这一部分也介绍了东方文化（包括中国、印度与阿拉伯文化）进入西方后对于西方国家的具体影响。除此之外，笔者还讨论了在浪漫主义时期前的东方书写的特点，以及这些书写对于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的影响。论文的第二章是通过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中体现“我——它”关系的实际例子来深入讨论其书写所包含的以下的这三种具体形式，即“我对它的贬低”、“我对它的幻想”与“我对它的征服”。得出结论：当客体沦为只是为了满足主体欲望的工具时，当主体对客体缺乏了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时，当主体未能摒弃其对客体的“前见”与“预设”时，当主体一味地“压抑”、“窒息”客体时，两者间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我——它”关系。论文的第三章则是通过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中所表现的“我——你”的现实例子来阐明在这种关系下的另外三种具体形式：“我对你的了解”、“我与你的融合”与“我对你的敬仰”。最终结论如下：如果主体能够克服“普遍思想”与“常规概念”对客体的规约与束缚，可以“当下地”（即摒弃世人对于客体的传统认识与观念，在即时即地，实事求是地）审视客体，如果主体能够和客体平等和谐地共处，相互融汇，取长补短，用“爱”来化解两者之间的摩擦与矛盾，如果主体能够摈弃“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念，能做到“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境界，那么“我——你”的关系就可以达成。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再次总结了一下论文的中心观点，并简短地为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中的这种“我——它”与“我——你”的矛盾性分别归因，并指出布伯的关系哲学对化解当今世界文化间矛盾、促进文化间对话的现实意义。本论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澄清人们将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东方书写完全视为西方权力话语产物的误解和仅将东方视为“他者”的偏见，也可以帮助人们客观公正地考察、评估浪漫主义诗人在当时东西文化对话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东方书写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融合中所起到的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