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放开生育政策,从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到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再到2021年“全面三孩”政策,中国居民再生育意愿备受学术界关注。流动人口多以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青壮年独生子女为主,规模庞大的他们既是育龄人口,也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生育意愿代表了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学界应予以关注。然而,由于流动群体长期漂泊,其再生育意愿明显下降。数据表明,自2005-2015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生育率远低于全国平均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2.1。因此,加快中国人口结构转型——如何提升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应成为政策研究重点。目前,我国人口流动不断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显著的是流动人口流动方式的转变,由原先的单独流动向家庭化流动转变。在理论上,家庭化流动相比于单独流动更助于流动人口家庭、婚姻的稳定,提高生育的可能性。而目前关于家庭化流动与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方面的实证研究还较少。因此,本文尝试从家庭化流动的角度分析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为有关部门推动“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落实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本文基于中断假说、适应或融合假说以及推拉理论,根据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已育一孩的流动人口作为本文研究对象,通过样本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内在机制的研究探讨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的影响。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生育意愿普遍较低;“经济负担重”、“无人照看孩子”是造成再生育意愿低的主要因素。其次,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并纳入相关特征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可以显著提高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利用Iv-probit模型进行内生性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表明这一结果仍然成立;从个人特征来看,男性、月收入越高的、高学历人群等再生育意愿更高;家庭特征中,一孩为女孩、一孩年龄越小的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更高;其它特征中,流入东部地区、流动时长越长、社会保障越完善的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更高;通过剖析家庭化流动与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和城市定居意愿来提高生育意愿。最后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总结了生育意愿的主要阻碍因素并针对落实“全面三孩”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第一,构建“生的起、生得好”的生育导向政策;第二,健全“政府—企业—家庭”全方位生育成本共担体系;第三,实施“落户—公共服务—生育激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