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控股公司作为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实现“政资分离、政企分开”的关键环节和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的重要途径。在长期渐进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中,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与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大股东超强控制权与内部人控制、公司董事会治理机制虚化与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不规范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与矛盾冲突,一直困扰着国有控股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经营主体、监督主体的职能进一步明确,国有控股公司所有权约束和控制权收益激励进一步加强,但是,国有控股公司的双重治理目标和政治晋升锦标赛,使国有控股方的“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双重效应仍然显著。鉴于此,本文基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以后的制度背景,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股方为研究样本,针对国有控股公司所面临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现实,结合国有控股方所兼具的“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双重角色,在根据市场竞争环境和国有股权属性对国有控股公司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国有控股公司控股方的侵占与支持行为。本文以2007-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减持,以及国有控股股东在公司被ST时的关联交易行为来分别对控股股东的侵占和支持行为进行研究。重点通过对国有控股股东侵占与支持行为的动机进行理论分析,并结合本文的统计分析结果和主成分分析结果,对国有控股股东侵占和支持行为影响因素加以确定,重点应用事件研究法对发生股份减持的控股股东行为进行分类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国有控股股东侵占与支持行为的影响因素。通过本文的研究认为国有控股股东对国有控股公司存在“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双重效应。国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会择机进行股票减持,并表现出一定的侵占性。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治理目标驱动下,区域GDP水平、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多方治理以及基于“政绩观”的政府干预均对控股方治理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国有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对其侵占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同时国有控股股东的侵占与支持行为均随控制强度的增强呈现出倒“U”形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控制权越高控股股东发生侵占和支持行为的动机越强,而地区GDP水平、法治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对其侵占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高控制、强监督的治理机制利于促进控股方对上市公司的支持效应,高控制、高行业竞争环境会抑制控股方的侵占行为。另外,不同政府层级背景的控股方具有不同的“政绩”诉求,在不同的行业竞争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侵占”和“支持”行为。具体的,高行业竞争环境有可以促进地方控股股东对ST公司的支持并抑制国有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低行业竞争环境会促使中央控股股东的支持行为和对地方企业的侵占行为的发生,且总体上行业竞争程度越高控股股东在公司ST时越倾向通过关联交易支持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