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理论开创者赛义德认为,只要考虑东方就无法回避印度。在西方对于东方漫长的文学想象史上,英国作家对前殖民地印度的形象建构格外引人注目。一方面,印度是英国作家数百年来文学创作的东方原动力,他们笔下的许多世界文学经典都能发现印度或真或幻的影子;另一方面,从印度独立以前到现在近一个世纪里,英国与印度学术界不断推出新作,探索英国作家笔下表现的印度题材,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界所知非常有限。在跨文化对话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提倡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研究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和科际整合推进到第三阶段即进行跨东西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这方面的成就突出反映在两个领域,即跨越中西文化的比较诗学研究和跨越异质文化的中外文学文化关系的梳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何突破这一“中外”的研究瓶颈,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引向更加深入的跨东西异质文化的领域,就成为一种学术上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引入英国作家印度书写这一跨越西方和印度文明的研究课题便成为一种必然。本论文分九个部分。在“绪论”里,对“英语世界”和“印度书写”进行了详尽的题解,并对本选题的研究范围、学术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等问题进行了论证说明,同时还对十九世纪以前英国作家笔下的印度形象进行学术追踪。第一章围绕殖民文学创始人吉卜林的印度题材小说进行分析,并就在他前后围绕同一主题进行创作的一些英国作家做了简单说明。第二章以福斯特为重点,同时还对W.B.叶芝、T.S.艾略特、S.毛姆等著名作家笔下的印度进行分析。第三章以后殖民时期的保罗·斯各特和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为主要阐释对象,同时涉及到J.G.法雷尔、N.C.乔杜里和杰哈布瓦拉等人的印度书写。第四章分析1980年以后以解构主义手法书写印度的拉什迪。第五章从历史书写、印度形象、文化身份和印度女性形象等四个方面就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的联系进行了探索。第六章则将英国作家的中国叙事和其印度书写进行比较。第七章属于实验和探索性质的学术创新,即以中国文论和印度梵语诗学为标准,对英国作家书写印度的一些文本进行阐释分析。“余论”呼吁建立一种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范式,即走向一种三维立体的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本论文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学术探索,力求有所创新,并具体表现为本论文的学术观点和研究价值。首先,本论文研究对象的选择在中国学术界具有开创性。正如前述,在跨文明对话越来越频繁且更加必要的今天,中国学界研究东西方世界的中国印象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比较而言,借用后殖民理论、文化人类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多种方法理论来系统而历史地研究具有跨文明性质的英语世界的印度书写、日本书写、阿拉伯叙事等极其罕见。印度与西方学界在英语世界印度书写方面的研究,已经成果丰富,而中国学界在此方面的微观或宏观研究成果均乏善可陈,这与中国而今已逐渐成为比较文学研究重要国家的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本文选择同样具有跨东西异质文化价值的英国作家印度书写作为研究对象,便是力求突破当前中国学术界“中外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一种尝试。本文选择的一些研究对象中有许多重要作家如保罗·斯各特、拉什迪、乔杜里等人在中国学术界因为各种原因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他们在英语世界里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文本为中国学界所不熟悉。本文将向中国学界引荐之。其次,本文也是对当前中国学界兴起后殖民理论研究热潮的一种文本补充和印证。相对于轰轰烈烈的理论介绍与探讨,中国学术界借助后殖民相关理论视角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却显得并不令人满意。实际上,赛义德的《东方学》与《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建构后殖民理论与解读西方文本结合起来的典范。很多中国后殖民批评家只是纸上谈兵。同时,一些学者对后殖民具体的文学表现之分析显得相对滞后。这影响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在此意义上,本文注重通过后殖民理论等评价英国作家如吉卜林、福斯特、奈保尔、拉什迪等人的文本,以实际的分析验证后殖民理论的意义和局限。同时,本文还有意识地引入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其它西方当代文论思想阐释文本,对后殖民理论的实践运用进行补充。再次,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创新也是本文的追求之一。相对于西方与中国学者的第一和第二种研究视角,印度本土学者关于英国作家印度书写的思想反弹是本文所谓的“第三视角”。因此,本文在引入西方学者的评价尺度时,也重视印度本土学者的“第三视角”,并将适当突出之,借以形成本文的学术判断。印度学者往往以自己所熟悉的本土文化来解释英国作家笔下表现的印度,这使其研究具有相当的科学真实度,当然,有时也夹杂了一些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不管怎样,印度学者的第三视角在当今学术领域西方中心主义阴影不散的时刻,可以矫正我们言必中西、东方“失语”的畸形学术现状。再有,本文借鉴赛义德等人的研究传统,将英语世界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是目前中国学术界所忽略的一点。后殖民文学与殖民文学存在着思想与艺术方面的天然联系。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在书写第三世界印度方面,有着学术共谋和传统承继。十九世纪英国正式殖民印度以来,许多英国作家在殖民文学的田地里耕耘,他们收获的果实又成了某些后殖民文学赖以生长繁衍的思想基础。将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历史纵向地结合起来研究,这是赛义德、斯皮瓦克等人的研究路数,它将解释长达几个世纪的东西文化互动的某些特殊规律。还有,本文增加了一个新的分析维度,即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与印度叙事之比较。一般说来,包括印裔在内的英国作家对印度文明的描述,比之英国作家的中国镜象,更具有跨文明的阐释价值。这是由历史上英国与印度无比紧密的全方位联系决定的。同样属于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印度在英国作家笔下的表述有哪些相似和差异点,是中国、印度与西方学术界从来没有涉猎的。这就构成了本文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最后,本文在体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特色上作了大胆的创新,即以中国文论和印度梵语诗学为标尺来评价英国作家文本。这一以东释西的手法属于双向阐释的一部分。它对当前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和汉语批评的学术战略是一个文本层面的回应。当前的中国与西方文学评论界,包含身份认同和女性主义理论在内的文化研究大行其道。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就会导致文学研究“反诗意”的趋势,会带来比较文学学科合法性的危机。东方诗学的审美和诗意尺度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毕竟,英语世界的印度书写涉及到东方,东方诗学在解释这些西方作品中的东方因素时,应该是非常有效的工具。好的作品,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戏剧,都经得起时间考验,也经得起读者从各个角度来阅读品味。读者可以凭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学养来品味,也可以按东西方任何一种诗学观念来欣赏。东西方诗学话语百花齐放、杂语共生,应该且必须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界的一个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