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9年7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的正式开市,注册制的试点也逐渐拉开序幕。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间,市场参与者与学界研究者便不断探讨注册制在中国落地的可行性,并将核准制视为证券市场管理制度中审查制与注册制的过渡阶段,因此,注册制试点不仅仅是我国证券市场新的一次尝试,更是证券市场管理制度走向成熟的重大决策。在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承销商保荐跟投制度也首次在我国试点落地,这项制度规定了承销商在发行企业上市时必须按照一定范围的跟投比例,使用资金购买其战略配售股份,将承销商的经济利益与市场投资者紧密联系起来。在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承销商机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本文发现承销商在“保荐”与“跟投”这两个角色当中都存在着一定机会主义动机。其中,作为保荐人,由于我国保荐制度下针对承销商的监管威慑力较为薄弱,承销商往往会有极大的动机与发行企业合谋抬高IPO定价。而作为投资者,承销商若能够利用自己的保荐身份降低定价,势必就能够降低买入成本,也就是说承销商保荐跟投会一定程度促进IPO抑价。此外,在承销商作为跟投投资者的情况下,企业在IPO后的资金超募现象、长期市场表现以及承销商所收取的承销费用也会与其他交易板块有所区别,本文选取跟投比例这一解释变量,探究承销商跟投制度对IPO市场的影响。本文以在科创板IPO的32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跟投制度对承销商定价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边界。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检验了五个研究假设并得出结论:第一,跟投比例越高,IPO抑价率也会越高,在保荐人与投资者之间,承销商会因资金投入的比例增加而更关注新股买入成本,并在企业IPO过程中推动IPO抑价程度加深;第二,当前的政策实施阶段下,承销商跟投比例对IPO抑价的作用并不会因发行企业的治理水平而有显著区别,本文分析这是因为政策实施的时间较短,承销商需要时间适应两种身份带来的决策影响;第三,承销商与发行企业合谋误导市场的动机将会随着跟投金额的增多而减弱,从而抑制资金超募的现象产生;第四,承销商跟投比例与企业上市后的长期市场表现之间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承销商在跟投之后投资者属性增强,发行企业与承销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深,承销商对发行企业内在价值的认证效应相应减弱;第五,在跟投比例较高的情况下,承销商倾向于提出更高的承销费率,以此来平衡所投资的流动性风险。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研究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