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史通》”学,顾名思义,即是对刘知几及其所著《史通》进行研究的学问,就其内容而言,则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史通》文本的研究,包括校勘、注释、考证、评论以及续补诸项成果；一是对《史通》所涉及的诸项史学理论议题的阐发。与之相应,本文所谓的“清代《史通》学”,是指自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二百六十余年间,清代学人围绕《史通》文本及其所蕴涵之史学理论议题而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以此内涵进行界定,本课题至少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清代《史通》专书文献研究,指清代学人校勘、注释、评论、批注《史通》文本而产生一系列学术成果。其中既包括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浦起龙《史通通释》、卢文弨《史通拾补》、纪昀《史通削繁》、徐桂林《史通驳议》等刊刻成书者,也包括何焯、冯舒、何镗、陈鳣、吴卓信、顾广圻、季锡畴、周星诒、陆心源、徐承礼、唐翰题、翁同龢、杨守敬等学者对《史通》所作之批注。其二,《史通》与清代学者的史学理论研究。清代学者虽以考证见长,在史学考证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传统史学理论在清代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如经史关系论、史体论、史例论、史家主体修养论等方面。清代学者当中,不仅有如章学诚等以理论阐述见长的史家,即使以考证为信条之史家,也有许多关于史学理论议题的精僻见解,而清代学人所关注之诸项史学理论议题,多与《史通》所涉及之范畴有关,或是对刘知几观点的继续阐发,或是由批驳刘氏观点而得出。因此,以《史通》为切入点,探讨清代史学的理论成就,也是清代《史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史通》学”概念的提出,其目的就是将其从一个学术探讨转化为社会公共认知,进而加深学术界对清代研究《史通》概况的认识。以“清代《史通》学”为研究对象,旨在廓清它的总体概况,梳理它的发展脉络,总结其中的文献学成就,并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史学理论议题,明确清代《史通》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为当前的历史文献学及史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借鉴。基于此,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对清代的《史通》学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地探讨。全文共有八个部分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绪论。提出“《史通》学”概念,梳理其发展轨迹,并以此为基点论述“清代《史通》学”的研究内容。通过对学术前史的回顾,说明今人对清代《史通》学的研究仍是十分薄弱,故而本文的选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全面梳理清代《史通》研究文献,不仅可以为当前的《史通》研究拓展史料、提供借鉴,而且以《史通》为切入点,总结清代史学的理论成就,还可以推动清代史学理论研究走向深入。第一章：清前的《史通》学研究。详细梳理清代以前《史通》的版本与流传概况,并以此为基础论述宋、明时期的《史通》学研究,总结其成就与不足。《史通》在宋代湮没不彰,并没有刻本问世,学者对其态度也多以贬抑为主。明代中后叶,陆深重新校刻《史通》,并撰成《史通会要》,由此发端,逐渐兴起一股《史通》研究热潮：出现了多种勘校、评释版本,如张之象刻本、张鼎思刻本、郭孔延《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故》等,文本校注的同时,对其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广受学者关注。宋、明时期《史通》流传命运的转捩,与史学思潮的演变密切相关,特别是“义理史学”与“考据史学”的式微与兴盛。清前的《史通》学研究虽存有很大缺憾,但为清代学者奠定了基础,有导夫先路之功。第二章：清代《史通》学研究综论。重点论述清代《史通》学得以兴起的学术因缘、版本流传以及清代学者的研究路径。清代文化事业极为繁盛,学者对传统文献遍加整理,校雠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随着经史关系的重新界定,史学地位也备受学人重视,为《史通》学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此外,科举考试中的史学策也极大地推进了《史通》的流传与研究。在此语境下,清代学者的《史通》研究达到了传统社会的最高水平,投身其中者人数众多、成就卓著,不仅出现了《史通训故补》《史通通释》《史通削繁》等多种校注版本,而且研究路径更为多样,在校勘、注释、评论之外,更加以考证与补续。第三章：《史通》与清代官方史学。主要以《明史》与《四库全书总目》为例,考察清代官修史书对于《史通》的理论借鉴,并进而分析清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良性互动关系。就《明史》而言,众史官在修纂过程中曾频繁引用刘知几的观点来探讨修史问题,在史馆运作、史料采择、史书体例上都曾借鉴《史通》理论；就《四库全书总目》而言,《四库》馆臣经常援引刘知几的相关论述,或用作考证之资,或用以评判史学难题。第四、五章：清代《史通》专书文献研究(上、下)。所谓《史通》专书文献,是指清代学人校勘、注释、评论、批注《史通》文本而产生一系列学术成果。这两章主要从文献学角度对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浦起龙《史通通释》、纪昀《史通削繁》加以分析研究,包括其编纂经过、版本刊刻、校勘方法、注释特点、评语论析等方面。徐桂林所撰《史通驳议》,为笺记体例,首先节引《史通》原文,其下标以作者案语,不涉校勘、注释,唯有评论,并且专意批驳,总共十条。因其卷帙较少,且不为学界所熟知,故而采用笺注案语形式对其加以评述。此外,清代学者的《史通》批注成果也是评注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全面梳理清代学者的批注成果,并选取冯舒、何焯、王峻、顾广圻、陈鳣、周星诒六人之成果加以评述。第六章：考据学视野下的《史通》研究。考证方法一直贯穿有清一代,是清代学术的鲜明特征,尤其是乾嘉时期,学者应用朴学方法治史,形成了成就辉煌的历史考证学。本章主要考察了考据学者群体对《史通》的研究,并着重以卢文弨、钱大听、姚振宗为个案分析其研究路径,或校勘《史通》文本、或阐发史学理论议题、或将其视作考证之资加以利用。考据学者之所以推崇《史通》,原因在于刘知几的“实录直书”思想与考据学派“实事求是”理念的契合,一者用于史书撰著,一者用于史书考证,致力之端虽有区别,但忠于历史原貌的态度则并无二致。第七章：《史通》与清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清代学者对《史通》一书高度关注,在校勘文字、注释典故之外,对蕴含其中的传统史学议题也未曾忽视,而是续作探讨。本章主要探讨清代学者对于与《史通》相涉及的传统史学理论议题之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其一,清代学者通过批驳“六家二体”说,打破了六体分类并行的肤浅认识,探明了史体嬗变演进轨迹；突破纪传、编年二体独尊的格局,确立了“纪事本末”的独立史体地位。其二,清代学者在接受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发展,提出“史德论”,判别史学主、客体关系,深化了史家主体修养理论。余论。主要从思想史角度考察《疑古》、《惑经》篇在清代的遭际。对于《疑古》、《惑经》两篇,清代学者虽然提出了多种新解释,如浦起龙“借古喻今”说,钱大昕“论史避祸”说,崔述“推广其意”说等,但目的在于帮助《史通》摆脱异端负累,广其流传,但并未摆脱儒家尊经思想束缚,而仍然仅以“六经”为标准,未能以史家“实录”标准平等对待一切史料。这不仅限制了清代《史通》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也成为了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化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