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外国传教士大举来华传播福音发生在晚清两次中英鸦片战争前后，外来传教士在华传经布道的同时又进行了大量的西学翻译，他们的西学翻译客观上多方面影响了晚清文化社会，推动了其现代化的进程，并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丰富的西学翻译财富，因此，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前的19世纪初到五四运动的20世纪初的百年，被翻译史学界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而在这第三次翻译高潮中，比起来自他国的传教士，来华美国传教士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中代表性人物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以及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更是以其独到的翻译目的、丰硕的翻译成果、广泛的翻译影响声名显赫，堪称来华美国传教士中的晚清译坛“三杰”。然而，虽然从20世纪初开始，国内史学界专家学者对外国传教士来华的活动有过研究，可他们的研究课题多半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宗教、教育、报刊、医疗、法律等领域；进入21世纪后，尽管国内学术界对外来传教士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20世纪的研究，但从翻译的视角对其进行探讨的论文或专著仍为数甚少，即使有，它们也是微观有余而宏观不足，无以展示美国来华传教士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关系之厚重主题。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通过梳理来华美国传教士在晚清译坛“三杰”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各具风格的西学翻译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在西学翻译，一方面展示来华美国传教士个体与群体在翻译领域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阐释他们的西学翻译对晚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医疗、法律及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多视角揭示来华美国传教士西学翻译对中国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作用。第二，在梳理了在华美国传教士林林总总的西学翻译成果之后，论文以当代翻译界所认可和接受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为主线，从翻译理论层面解读和分析他们西学翻译目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翻译手段以及翻译所产生的相应影响，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突破，推进我国对外来传教士的翻译研究。针对这两大目的，本论文采用三种研究方法。具体而言，首先，以史为线，即以中国近代翻译史为主要线索，以晚清历史发展及中美文化交流为重要背景，将美国传教士不同类型的西学翻译置于晚清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教育等发展史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仔细的考察。其次，以点带面，即以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在不同领域的、具有独自特色的西学翻译为论文主体构架，辅之以其他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以期充分说明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中的巨大翻译成就，及其与此次翻译高潮的掀起密不可分。最后，理论为基，即在分析晚清译坛在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的西学翻译三个案例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对晚清翻译的三大贡献基础上，用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re）的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与安德烈·利弗威尔(AndreLefevere)的翻译操控论（Manipulation Theory）对他们的西学翻译目的或意图、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产生和翻译影响从理论上做进一步深入的阐述。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是本研究中关于外来传教士西学翻译的切入点，解决的是来华美国传教士翻译“三杰”林乐知、丁韪良、嘉约翰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译家在近百年不同时期的西学翻译在多大程度上是否真正全面体现、反映和推进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如果说以“三杰”为代表的美国在华传教士翻译三大家分别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的西学翻译构成晚清译坛的三足鼎立之势的话，那么其他分散在中国各地的美国传教士或是在“三杰”影响带动之下或是个人有意识自觉进行的西学翻译在晚清翻译领域构筑起了近代中国翻译的庞大基础。这种颇具代表性的个体翻译加上具有广泛性的群体翻译展示了一幅富有美国特色的晚清西学翻译全景图，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留下丰富的翻译遗产，为解释或阐述本研究中的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主题提供了足够的译史与译学依据。本研究的对象是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翻译“三杰”以及其他在华从事西学翻译的美国传教士。列举和分析的翻译材料收集自国内外近代翻译家、翻译史学家、史学家前辈们所留下关于外来传教士西学翻译的丰富史料。针对晚清文化社会不同领域的现代性问题，论文先是对美国在华传教士不同的西学翻译史料加以分门别类地梳理和阐述，进而以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重点阐释译坛“三杰”的翻译目的及其翻译目的所决定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然后以利弗威尔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研究分析他们的西学翻译，探讨他们的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的关系及其译著对晚清社会现代性的影响。本论文从丰富的翻译史料基础上的分析与阐述得出以下的结论：首先，姗姗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后来居上，超越了他国来华传教士，确切地说，就西学翻译的整体成就而言，他们比起他国前辈们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西学翻译方面奉献出更丰富的成果，对晚清文化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其西学翻译在晚清也更具现代性。其次，美国传教士在晚清译坛“三杰”各自的西学翻译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其成就既非他国外来传教士可企及，也非美国同行所能比拟，因此，论文作者认为：这译坛“三杰”的翻译所形成的鼎立三足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的稳定三角支点。再次，如果说这三个晚清译坛杰出的传教士翻译大家的翻译成果尚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美国传教士的巨大成就的话，那么分布在中国各地其他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之总和在中国近代翻译宝库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并以此为支撑全面反映西学翻译。最后，在晚清外来传教士翻译活动的近百年历史中，不论在哪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论是处于哪个特殊的社会变革中，不论是哪个特别的美国传教士译者从事西学翻译，不论是他们的翻译目的如何，不论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应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不论他们翻译什么样的西学作品，不论他们的译著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方方面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均可用当代为翻译界所广泛认可且普遍接受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加以阐释和分析，使其貌似杂乱无章的西学翻译具有理论上的条理性和深度性，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和启示。本论文总共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概论，主要从四个方面分别对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理论基础和论文结构做概要性的叙述。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在于通过对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三大译家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传教士译者的西学翻译活动及翻译成果的梳理，从翻译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度探讨，以说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阐明他们的翻译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重要作用，进而强调本课题的研究或多或少填补了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的某些空白。研究综述先从宏观上在对晚清外来传教士在国内外的研究进行评述，然后从微观层面分别对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的研究做进一步的评述，最后指出之前研究的可取与不足之处，为本论文的研究指出一个明确的论述方向。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二：一是以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重点阐释译坛“三杰”的翻译目的及其翻译目的所决定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二是以利弗威尔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对他们的西学翻译进行研究，以探讨他们的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的关系及其译著对晚清社会现代性的影响。论文结构线条式地交代了本论文七大章节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为林乐知西译——集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之大成。本章节首先涉及林乐知其人其译，探讨其西学译介的意图与策略及其在晚清的文化认同。其次，本章以翔实的史料展示一幅以林乐知为首的近代上海美国传教士翻译潮的图景，彰显出美国教士在沪的科技翻译及其成就、他们的科技翻译之天时地利人和及政治之要素以及美国在沪教士对近代中国科技译介的奉献。再次，以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A Review ofthe Times）与西学译介为例，本章先是回顾《中国教会新报》（Chinese Church News）到《万国公报》的嬗变，接着梳理美国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的西学译介，尔后指出《万国公报》西学译介的策略和手段，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万国公报》西学译介之目的。本章的最后部分以林乐知中国近代军事经典之译——《中东战纪本末》(The WholeCourse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为例，介绍林乐知与《中东战纪本末》的关系，阐述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之动机与翻译策略，并将《中东战纪本末》与同时代的传教士军事翻译做比较，以突显《中东战纪本末》在中国军事译史上的意义。第三章为丁韪良西译——竖近代国际法现代性之丰碑。本章节在梳理丁韪良翻译经历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从本质上揭示其国际法翻译外在与内在之动机，并就其国际法译著从翻译动机视角窥视其应用的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以引带出丁韪良一系列国际法译介在近代中国法学界乃至对整个晚清文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拓展近代中国翻译的新译域；为晚清文化社会培养一批本土国际法译者；树立西学译介与政治结合的范例，并使得政界与学界的一大批有识之士具有国际法的现代意识；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创造并留下一串迄今为止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法学新词汇。第四章为嘉约翰西译——立东渐西医现代性之标杆。本章节首先在简要梳理晚清美国传教士在澳穗的翻译活动以及西学翻译后，描述其西学译介的特色以及澳穗美国传教士西学东学翻译的意义；然后，检视了明末清初的医学翻译以及与嘉约翰同期的其他外来教士的医学翻译，把嘉约翰置于中国医学翻译更大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分析，以凸显其在医学翻译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成就；接着，切入嘉约翰在华的医学翻译的正题，从大夫到译家、在华翻译成就、医学翻译动机等三个方面对上述正题加以阐释。最后，从西医现代性的角度，概括性地论述嘉约翰的医学译著在中国译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第五章为美教士翻译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三大贡献。本章节主要追述美国传教士群体来华几十年来在西学翻译领域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三大贡献。首先是美国传教士对晚清科技翻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回顾晚清来华美国传教士的科技翻译活动与历程的基础上，论文阐述了他们的科技译介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其次是他们对晚清翻译机构建立的贡献。本章总共列举了晚清时期在中国近代翻译界涌现出的九大翻译机构，它们多半与外来美国传教士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九大翻译机构分别是让国人睁眼的三支开路先锋、随洋务运动崛起的两大翻译主力以及促进洋务运动深入发展的四大推进器。最后是他们对晚清现代教科书的贡献。本章该节以晚清现代教科书编译机构为主线，梳理了在华美国教士编译教科书的硕果，探讨了他们教科书编译的定名原则及编译手段，阐发了他们教科书的编译对现代教育的意义。第六章为理论视域下“三杰”译介目的、产生及影响。本章节首先应用当代翻译目的论，在指出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三杰”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及其异同的基础上，探讨“三杰”的西学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其次，本章应用当代翻译操控论，从“三杰”的西学翻译对晚清政治动荡的催生、对晚清转型社会变革的触动以及对晚清现代教育的呼唤等三个方面追述“三杰”西学译介产生的文化背景。最后，还是应用翻译操控论，本章节探讨了“三杰”译介对晚清社会文化的客观影响以及对晚清社会现代性意识的发展。第七章为结语。本章节重点得出本论文的几大结论：第一，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因晚清外来传教士的西学翻译而兴起。第二，从整体上看，后起之秀的美国来华传教士超越了他国前辈，在晚清翻译界独占鳌头，成为第三次翻译高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三，先后来华的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三大杰出的美国传教士翻译家是来华美国传教士中的代表，“三杰”在各自领域独辟蹊径，所做出别具一格的西学翻译贡献为晚清译界所瞩目。第四，由其他美国传教士构成的翻译群体是晚清译坛不可或缺的基础力量，其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五，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之最大作用是在晚清文化社会中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即一方面在晚清政治、思想、军事、宗教、教育、报业、法律等意识形态领域观念更新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促进的作用。第六，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始终贯穿着明显的“目的”和“操控”。借助当代翻译理论中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我们可以从“三杰”的西学翻译中解读和阐述出许多值得借鉴和令人深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