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环境保护问题逐渐凸显,尤其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污染不仅严重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还阻碍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引起了学者和决策者对环境政策有效性的广泛关注。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环保举措进行污染防控,然而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始终不甚理想,重要原因在于激励官员的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治理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造成地方政府官员环境责任不明晰,监管不到位。为此,党中央不断推进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2016年开展了首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巡视工作（简称“中央环保督察”）,并于2018年起进行新一轮的“回头看”。以保障央地政府行为一致为目标,“纠偏”地方政府和党政部委环境治理失职行为为核心,中央环保督察成为了国家环境治理和监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央环保督察对环境治理的制度意义及效果研究,忽略了地方政府在特定时点或政策环境条件下,可能呈现策略性的治理行为,因此未能全面探究中央环保督察治理的运行逻辑。同时,也鲜有学者在环境治理的基础上关注中央环保督察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潜力。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基于政企合谋的新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中央环保督察的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效应问题,进一步深化现有研究并提供新的思路与证据。在中国政治集权和环境分权的特色背景下,本文考虑政治晋升强激励下的地方政府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双重任务时,选择与辖区污染企业通过合谋进行策略性减排的内在激励,创新性地考察政企合谋影响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效果的理论机制,提出辖区企业面临中央环保督察时采取暂时性虚假治理与永久性转型升级的决策机制。根据环境分权管理制度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规制俘获问题,构建合谋理论的委托代理模型,将中央环保督察巡视强度纳入模型之中,探讨政企合谋程度对被督察地区政府部门与污染企业决策的影响机制。理论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当巡视强度较小时只能带来辖区企业“督察期减产-督察后恢复”的虚假治理,政企合谋程度越高策略性减排越为明显;只有当巡视强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压缩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谋空间,打破合谋行为,倒逼污染企业选择清洁生产实现产业升级和绿色化发展。实证研究部分,首先考察了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和“回头看”对地区环境治理和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是否由政企合谋引致的策略性排污行为的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地级市空气质量和国家重点监测控制上市工业企业排放数据,研究发现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与“回头看”期间,督察地环境质量都得到显著改善,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的环境治理效应更为明显。同时,排除不同干扰因素的检验结果保证了实证结论的稳健性,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的作用效果因外部环境和企业类型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研究还发现首轮环保督察的环境质量改善源于“督察期减产—督察后恢复”的策略性减排,环境污染在督察组离开后呈现了明显的回弹效应。政企合谋程度越高报复性反弹变化趋势越明显;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对地方政府和辖区污染企业发挥了更强的震慑作用,倒逼企业清洁生产降低污染排放,带来环境质量的长期改善。进一步,本文对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和“回头看”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通过Matlab求解方向性距离函数生产率测算模型得到城市和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产业升级指标,从地区和微观两个层面深入考察中央环保督察的长短期产业升级效应,并探讨政企合谋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并没有促进企业升级和产业绿色化发展,而“回头看”能够倒逼企业通过增加环保支出和技术创新进行清洁生产,促进了企业升级和地区产业升级发展。研究还发现政企合谋程度越低的企业和地区,清洁生产转型的动力上更占先发优势,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的压力激励下,也更容易实现环境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具体政策建议为:首先,从外在环境和内在激励两方面杜绝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合谋的可能性。其次,改变地方政府环保意识,主动落实污染治理责任。然后,探索建立自下而上的中央环保督察新模式,为政策制定者和优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更丰富的督察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