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查封标的物价值的实现是通过拍卖得以完成，因此拍卖作为变价措施直接关系到执行债权人债权实现程度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各方争议最多、多重利益纠葛。详言之，在我国，执行拍卖环节已经成为司法腐败的重灾区之一，目前已经查处的执行腐败案件大多与执行拍卖有关。有鉴于此，自1991年《民事诉讼法》确立执行拍卖制度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就在不断推进执行拍卖制度改革。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法院对查封、扣押财产“应当拍卖”。然而，为了完善这一执行制度，尽管相关机构不遗余力地出台规范，学者们也摇旗呐喊呼吁，但民事执行拍卖制度但民事执行拍卖制度仍呈现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状况，表现为仍始终未形成稳定的体系，具体拍卖过程中各种问题“涛声依旧”，从而影响到拍卖的实施效果。同时，由于强制执行程序问题层出不穷，现行执行立法体例无法满足执行实践的需求，强制执行程序单独立法呼声高涨，如何在立法上确立民事执行拍卖制度以契合强制执行程序成为热点。　　本文将首次系统地对民事执行拍卖理论和制度进行全景式研究，并在澄清民事执行拍卖内涵、法律性质的基础上，本着“权利-权力”制约和“权力-权力”制衡的基本原理，对“由谁主持拍卖”这个事关执行拍卖实施主体问题予以剖析，并搭建起完整的民事执行拍卖程序框架。除导论外，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章，民事执行拍卖的概述。对于民事执行程序中查封、扣押财产的拍卖程序，目前有“强制拍卖”、“法院拍卖”、“执行拍卖”等多种称谓，但从语义上讲，“民事执行拍卖”最能精准反映民事执行环节中拍卖程序的内涵。民事执行拍卖是指，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执行机关将查封、扣押执行债务人的财产以公开竞争出价的方式，选择出价最高者为应买人，将标的物变价以取得价金的执行活动。通过对概念的解读可以看出，执行拍卖具有国家强制性、标的的非自有性及目的的利他性特征，而该特征也决定了执行拍卖程序的目的是通过程序实现正义，即通过严格程序约束执行拍卖主体，从而保证拍卖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拍卖财产的价值最大化。民事执行拍卖的分类，以拍卖方式为标准，可分为竞价拍卖和招标拍卖；以启动拍卖程序的依据为标准，可分为金钱债权的执行拍卖与实现担保物权的执行拍卖。　　第二章，民事执行拍卖的法律性质。民事执行拍卖性质是民事执行拍卖程序构造的基础，决定着权属得丧变更、拍卖的效果。关于民事执行拍卖的性质，有公法行为说、私法行为说和折衷说三种学说，且各学说又衍生出多种子学说。不过，经过考察各种学说的产生及根据可知，之所以在理论和实务上采取不同的学说，皆与其执行拍卖程序、民事实体立法有紧密关系。从我国执行拍卖实践来看，公法行为说更适合用来解释民事执行拍卖的性质，应将其作为指导未来强制执行法立法的基本理念。同时，民事执行拍卖终极目的是实现拍卖标的物所有权转让而获取变现价款，即在执行程序框架下对执行拍卖标的物进行买卖。从公法与私法分化角度，契约不仅是私法的法律形态，而且也是公法的法律形态，在公法的特定领域内可以缔结契约已经是基本共识，如行政契约、刑事和解等。民事执行拍卖以达成契约为表现形式，恪守意思自治原则，使执行机关与拍定人之间互享权利、互担义务，产生所有权转让、风险负担转移等法律效力。另外，民事执行拍卖符合公法性质的要求，在程序要求上比任意拍卖更为严苛，在拍卖效力上有较多体现公法性的特别规定。民事执行拍卖在性质上定位为公法契约说更为准确地反映其本质特征，应以该说作为设置民事执行拍卖制度的基石。　　第三章，民事执行拍卖的实施主体。该章围绕的核心是民事执行拍卖应当法院自行拍卖还是委托拍卖。自1991年《民事诉讼法》确立执行拍卖制度至今，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不断推动执行拍卖制度改革，并最终走向执行拍卖的“社会化”，即实现了执行权行使主体与执行拍卖权行使主体的分离，由社会化、市场化的拍卖机构负责拍卖。迫使最高人民法院主动让权和“自革”的动力并非来自其对执行拍卖程序设计在理论自洽或逻辑上更完美的追求，而主要是如何防止执行腐败。但是，最高人民法院这种以“分割拍卖权力、限制执行机关参与程度”的改革思路存在很大的误区：似乎压缩执行机关参与执行拍卖的空间便可杜绝执行领域中的腐败问题，但实质上，执行拍卖产生腐败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由谁主持拍卖，而在于执行机关权力的不受监督和制约。并且，现有执行拍卖改革明显具有被动性和推卸责任之嫌，将拍卖所产生的额外成本转嫁给执行当事人。通过对重庆的引入第三方交易平台、东莞地区的集中拍卖、浙江的淘宝网司法拍卖三种实践模式的实证分析可知，随着拍卖方式与互联网技术融合的日益成熟，电子网络拍卖成为未来发展方向。并且，随着电子网络拍卖的出现，法院自行拍卖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因而，在法院执行体制深化改革中，应当成立执行裁决庭和执行实施庭，同时强化执行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强制执行立法上应当构建起以法院自行拍卖为基础，执行当事人可选择委托拍卖方式为补充的拍卖体系。　　第四章，民事执行拍卖的程序设置。民事执行法院自行拍卖中，要以查封标的物为限，不得超越该限度，否则无效；禁止超额拍卖，如果拍卖所得价款足以清偿强制执行的债权额及债务人应负担的费用时，即应当停止拍卖，且对尚未拍卖的查封物撤销查封，返还给执行债务人；禁止无益拍卖，执行标的物由后顺位的优先权人或普通债权人申请拍卖时，必须在卖得价款足以先支付执行费用、优先权和担保物权时才可以进行，如无剩余可能则停止进行拍卖。在拍卖准备程序中，应当确定拍卖期日，对拍卖标的物进行价格评估，确定保留价及保证金，发布拍卖公告，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展示。在拍卖实施程序中，采取电子网络拍卖为主的拍卖方式，并确立不动产拍卖成交确认程序，明确再行拍卖程序，在无法拍卖情况下构建特别拍卖制度，以促进查封标的物的成交。　　第五章，民事执行拍卖的效力。执行拍卖在本质上属于公法上的法律行为，其效力实际上也是一种法律的保护或约束，但其相较于私法行为在法律保护或约束的内容上则体现更多的公法性及强制力。民事执行拍卖可分为合法执行拍卖和瑕疵执行拍卖。合法执行拍卖产生有效的执行拍卖效力，发生交付价款、标的物所有权转让等效力。瑕疵执行拍卖又可分为违法执行拍卖和不当执行拍卖。违法执行拍卖是对于执行拍卖程序不合法而导致的拍卖结果上的否定性评价，但是并非所有违法拍卖一定导致无效的拍卖效力，只有在程序严重违反法律时，且必须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的，才可能被认定为无效。不当执行拍卖是因为不具有实体权利基础，但根据执行拍卖的公法效力，拍卖有效，受侵害权利主体可以拍卖救济程序进行权利救济。　　第六章，民事执行拍卖的救济和监督。由于民事执行拍卖体现国家强制性，这种以公权力为支撑的拍卖程序则需要相应的执行机关予以主导，而这就有可能导致公权力对私权的肆意干涉和侵害，同时也易导致执行当事人、拍定人及利害关系人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行为违法等，各种主体你方唱罢我登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造成拍卖瑕疵甚至违法犯罪。对此需要立法上构建起执行拍卖程序中及拍卖结束后的救济程序，具体包括执行异议、债务人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损害赔偿之诉、国家赔偿、拍卖无效认定程序等救济方式。此外，通过法院体系中上级法院的执行监督、法院内部的执行裁决庭与执行实施庭之间分权制衡、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实现对执行权的“权力-权力”的监督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