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战略使县域经济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弱势地位。近年来,在调结构转方式的背景下,县域经济已经逐步占据了国民经济整体的“半壁江山”,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支撑,还是拉动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各级政府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也高度重视。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两个源泉分别是生产要素投入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新常态背景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必由之路,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源泉,技术进步偏向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所研究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技术进步偏向是否会对产业结构升级有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影响?中国县域经济体内是否存在结构红利?那么技术进步偏向对县域结构红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共分为八个章节,主要研究可以概括为两部分:理论分析部分。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理论分析和数理模型部分。首先尝试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问题、产业结构对中国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以及技术进步偏向对中国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其次尝试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中国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问题、产业结构对中国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以及技术进步偏向对中国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后分析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模型和方法。实证分析部分。首先对中国1 869个县域人均GDP、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偏向指数等数据进行描述;其次以中国1 869个县域为例,采用Moran’s I指数检验技术进步偏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运用空间面板SARAR模型验证技术进步偏向对县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再次采用Moran’s I指数检验产业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采用Met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县域的全要素生产率,运用空间面板SARAR模型验证产业结构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在采用Moran’s I指数分析了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SARAR模型验证技术进步偏向对县域结构红利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第一,中国县域的哈罗德技术进步偏向指数为正,即中国县域2002年至2014年技术进步偏向总体上偏向于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变化为0.75%,同时技术进步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于技术效率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第二,中国县域技术进步偏向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劳动)的县域与技术偏向资本(劳动)的县域相邻;中国县域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县域与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县域“相邻”,产业结构水平较低的县域与产业结构水平较低的县域“相邻”。第三,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有利于推动中国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进步偏向劳动不利于推动中国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有利于推动中国县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技术进步偏向劳动不利于推动中国县域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相关检验,发现该结论仍然稳健。第四,中国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过程中存在着产业结构的动态均衡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会促进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国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没有存在要素再配置效应,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阻碍了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通过相关检验,发现该结论仍然稳健。第五,按照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的结构红利,中国县域总体上存在的“结构红利”;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有利于提高县域结构红利,技术进步偏向劳动不利于提高县域结构红利。通过相关检验,发现该结论仍然稳健。根据以上实证分析,为县域经济形成“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能,百姓受益”的局面,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县域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导向,通过调整县域技术结构,进而改善县域产业结构;第二,县域政府要根据本地区要素禀赋情况,结合本县域的技术水平和要素配置结构,通过引进或者选择技术,提高要素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第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和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的县域,应该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偏向性对产业结构的引导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和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县域,应该积极地吸引与本地区要素禀赋相适应的技术或者产业;第四,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中国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动力;而产业结构升级不是中国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动力;第五,县域应积极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合理调整;第六,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推动要素合理配置,进而释放县域结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