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近侍局至迟在熙宗时当已设置,其职掌主要围绕“传诏旨、供使令”这一君主信息传递的功能而展开。金代君主重视对近侍局官员的选任和培养,懂得、践行“君臣父子之教”的近侍局官往往受到重用。近侍局官员的选任有出身与才干两条最重要的标准,但相对于才干来讲,出身更为重要。正是因为近侍局“多以贵戚、世家、恩倖者”这样皇帝相对信赖的人居其职,才会逐渐被君主委信,拥有了“要密与宰相等”的重要职任。从中都到南京,近侍局在宫廷布局中的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迁入了宫廷的中心区域。这与金朝南迁后近侍局官员地位日高、权势日盛、与君主关系日益紧密的政治实况有关。在金代君主的信息传递中,近侍局官员主要发挥了转进奏贴、传达旨令、搜集情报的作用,还常常进言预政影响君主的决策。他们在为君主传达信息旨令时,起到的不仅是中转的作用,有时也会参与其中,发挥实实在在的政治影响。近侍局官员对君主政务信息处理过程的参与,已知的主要有承受内降、批写“上旨”、封付虎符、密奏侍立等几个方面。金代外朝大臣很多因论列近侍局官之奸而遭贬黜,而舆论上却常是“朝论快之”、“士大夫称重”。但在现实的具体接触中,许多外廷官员在面对有权势的近侍局官时,也并不吝惜他们的奉承和贿赂。外廷大臣和近侍局官员的交结主要以“窃语宫掖事”“密问起居”为内容,所要达到的目的往往是“窥测上心”,所以近侍局官员在被君主信任的同时,其交结外.臣又被严格防范。这些既是金代政治中皇权至上的体现,也反映了皇帝通过加强信息渠道的建设来巩固、强化皇权的努力。金代近侍局官员的“用事”与宣宗朝的特殊政治形势和君臣关系密切相关。在外廷的巨大压力下,宣宗对近侍局官“特见委信”,以至金朝后期,皇帝“大抵视宰执台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谓心腹则此局也”。金代君主对近侍局官从“未敢轻信”到“特见委信”,以至“中外蔽隔,以至于亡”的变化,体现了君主信息渠道的逐渐闭塞和君主信息渠道畅通与否对金政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