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居》《渔父》的文体形式和流露出的思想情感与公认的屈原作品的整体风格存在的差异性,无不引发后人对其作者的揣测和探究,这些研究一方面推动《卜居》《渔父》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也引起世人对《楚辞》一系列问题的探讨。这两篇是《楚辞》研究甚至是秦汉文学文献研究的一部分、屈原研究的一部分。和《楚辞》中屈原其他鸿篇巨制的研究成果相比,对这两篇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虽然问题的核心比较清晰,但研究方式和结论各执己见,百家争鸣的表象下,是更加复杂的分辨和选择。选择这两篇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其因真伪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在对一系列的研究结论去伪存真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回归作品本身及其创作背景。在梳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研究思路之后,我们发现,不仅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且,不同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存在根源的重合和互证,这使得我们对《卜居》《渔父》两篇的研究思路更加清晰,问题的解决也变得相对容易。论文第一部分,即创作背景研究,分别考察有关“渔父”“卜居”的文献资料,从先秦文献中探索渔隐意象从最初的生存活动中抽象演化的轨迹,结合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渔父”形象,可以看出渔隐意象在屈原时期已经成型,而《渔父》篇中渔父形象是和当时的渔隐意象是一致的。对“卜居”类文献的考察,结合屈原《卜居》篇,考察楚地占卜之风的特点,考察其形式和在那个时代的作用。从对屈原多篇作品中占卜活动的描述,反映出楚地占卜这种民俗活动对文人的文学创作的影响。通过在先秦文献中梳理这两个问题的发展源流和脉络,理清屈原创作《卜居》《渔父》的时代文化的可能性及具体影响方式,这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支持了“《卜居》《渔父》屈原作”的说法。第二部分的真伪讨论核心是：《卜居》《渔父》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屈原?说法只有是与非两种,其背后的文献材料也十分有限,但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发现牵涉的问题却是多方面的。本章从对《卜居》《渔父》两篇的文献记载引发的作者之争；《楚辞》成书与《卜居》《渔父》作者问题的相关研究；屈原研究与《卜居》《渔父》作者研究；从文本出发对《卜居》《渔父》作者的研究这四个方面做简要辨析。这是《卜居》《渔父》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从古至今相关的讨论进行梳理和辨析,在这个综述整理中,作者力图去伪存真,把握研究的真相。第三部分是对《卜居》《渔父》的本体研究,此章中的文献讨论部分,是以《卜居》《渔父》的文本为研究对象,这和第一章的“卜居”“渔父”类文献研究不一样,可以作是对《卜居》《渔父》两篇文献研究的补充。《卜居》《渔父》两篇创作时间应该比较靠近,都是在顷襄王时期,即屈原晚期流放江南时创作的。文学角度研究,其核心是找出这两篇内在的深层联系,郑詹尹与渔父是屈原那个时代两类拥有大智慧的典型人物,从事占卜活动的占卜师是有高文化水平的士人,主要为君王和贵族服务,而渔父是远离官场,隐居山林丛泽的智者,他们对世事有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屈原在《卜居》《渔父》两篇中分别设置自己与这两种拥有大智的人不了了之的对话,用意明显而独具匠心,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坚定的理想和信仰。思想研究部分,在否定有研究者提出的这两篇思想浅薄,其与屈原思想不一致等论断的同时,立足文本,分析文章的思想情感,证明《卜居》《渔父》不仅与屈原的追求信仰一致,而且在这种对话中更加鲜明坚定。第四部分是对这两篇在汉代影响的分析,汉代开始对《楚辞》的接受比较全面而且广泛,《卜居》《渔父》在汉代文人特别是失落的士人中间有很强的共鸣,不仅从思想情感上,在他们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中都有所影响。从此,历代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对《楚辞》接受,研究和著述逐渐丰富。从文学创作中看,汉人对《卜居》《渔父》有吸收也有变异,考察汉赋,可以发现,汉人对屈原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已经不能和屈原同日而语,尤其是渔父的渔隐意象,更成为后世文人的作品中常用的意象而被引用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