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西方向海洋进发,迎来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启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推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动机除了对资源、商路和财富的渴望之外,则是西方对基督教传教的热情。长期以来,中东是西方基督徒憧憬和向往的圣地耶路撒冷的所在。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欧传教士萌生了向中东传教的理念,16世纪以来,西欧传教士的“福音”在这里生根发芽,到了19世纪,西欧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已经在中东广泛存在。传教理念是美国对外文化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以来,美国基于西欧早期传教活动的成果,在该地区开启了一个空前的基督教传播的时代。美国传教士在中东的传教活动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美国传教士在中东的传教活动是美国海外传教活动的一部分,与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和基督教复兴运动密切相关。近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交通工具、经济条件的改善推动基督教大规模的传教运动。美国传教士在中东的传教活动作为美国对外文化扩张和基督教复兴的一部分而存在。其次,19世纪盛行于美国的天命论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为美国海外传教事业提供精神动力。这些思想都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优越论之上,将“拯救众生”和向落后民族传播基督教“福音”看作他们的神圣使命。最后,“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和美部会的诞生,直接推动了美国传教士在中东的传教活动的发展。美国在中东传教的主体是美国福音派,他们在美部会的组织和领导下传教。美部会主要由公理会、长老会和归正会的成员组成,总部设在波士顿,致力于实现“全世界的福音化”。其中,长老会在中东的传教贡献尤为突出。美国传教士在中东传教活动的客体包括安纳托利亚地区、黎凡特地区、海湾地区和北非等地区的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起初,美部会将这些地区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作为传教的主要目标。然而,由于伊斯兰教法对穆斯林改宗的严格约束和来自犹太人内部的极力排斥,美部会改变传教策略,集中向所谓的“堕落的东方教会”和“名义上的基督徒”进行精神启蒙,复兴当地的基督教教会,将此作为穆斯林和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序幕。为了达到促进皈依的目的,美部会采取了包括教育、医疗和出版等方式向中东民众传播基督教。其中,教育是美国传教士最主要的传教方法,他们在中东开办各类教会学校,在美国传教士看来,这是影响年轻一代最可行的方法。他们在教会学校推行《圣经》教育,通过在当地创办出版社的方式印刷《圣经》和宗教传单,试图在精神上“唤醒”中东民众。另外,美国传教士在中东医疗领域的传教工作也较为突出。中东社会普遍缺乏现代医疗条件,传教医生在当地开办了医院和药房,并开展了医疗培训,对中东医疗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中东社会存在的性别隔离习俗,美国女传教士在向中东妇女的传教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对当地妇女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传教士在中东的传教活动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向中东伊斯兰世界文化扩张的一部分,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生动地诠释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互动的内涵和外延。这场互动是对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互动的继承和延续,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冲突与融合为其基本特点。而美国传教士与中东穆斯林的交往更多地表现出冲突的一面。从交往哲学上讲,宗教冲突源于将己方奉为主体,将他方视为顺从和受支配客体的‘主—客’式的交往观。美国传教士在与穆斯林的互动中往往陷入这样的交往观之中,将基督教文明奉为唯一的文明,将西方价值观奉为唯一的价值观。这种西方中心论的交往观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影响持续至今,这一点也将始终影响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