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博士论文从中国电影批评的源头做起,以1910至1930年代“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文人的电影批评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思想文化和文艺批评上的特色与价值。同时,在总体上追问:传统文脉如何在“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文人的电影批评中得以延续,现代理念怎样影响了“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文人的电影批评。本文所提“传统文脉”,涵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脉络,同时,侧重指在中国文艺批评领域里一脉相承的文艺价值观和文艺风格。“现代理念”,则涵盖自晚清至“五四”以来涌入中国的西方思潮和价值观念,同时,侧重指西方电影领域里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资源。本文首先从追溯清末以来的电影杂感开始,通过择取1910年代末至1920年代初中国最早的有代表性的三种电影批评文本,来探讨中国电影批评“公共空间”的开创问题,并考察“鸳鸯蝴蝶派”文人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电影批评与传统价值及现代思潮之关系。随后,本文主要从两大方面集中探讨了在1920年代占据主流的“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第一,“鸳鸯蝴蝶派”文人如何将中国传统文脉负载于电影批评之中来回应现代社会,传统文脉在“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里的回响对于中国电影创作和电影文化事业的影响与意义何在。第二,“鸳鸯蝴蝶派”文人如何通过影评书写来深入现代中国城市平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并进行观念批评、知识转介或讯息传播。“新感觉派”文人刘呐鸥和穆时英,自1928年以来,以其现代“视觉审美”观念和电影艺术批评实践,冲破了“鸳鸯蝴蝶派”文人几乎包揽192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的格局。“左翼”电影批评虽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但它们也是讨论“新感觉派”文人电影批评所必须观照的面向。本文通过比较刘呐鸥、穆时英的电影批评与1920年代“鸳鸯蝴蝶派”文人之电影批评的不同,探究其在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论战风暴中的实际境遇,讨论其对当时中国电影批评秩序的影响与反思,从而考察“新感觉派”文人在电影批评实践和批评理论上的创建与贡献。本文发掘出较多“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文人之电影批评的新史料,并以此为根基,观照前人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中国早期电影批评的思想文化风貌和文艺批评价值,从一个侧面推进了中国早期电影批评史的研究。总体来讲,1910至1930年代“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文人的电影批评,其价值取向和理论资源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后者则与日本、欧美文化,尤其与西方电影理念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注重“伦理”、“历史”和“市井”的特色,接续的是中国传统文脉中注重日常伦理、凡俗人生和市井民情的一脉,这虽难以达到将文艺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以载道高度,但其所涵纳的民间情怀、自省意识,乃至许多“市井启蒙”的愿望却又不可抹煞。同时,其间媚俗和恶俗的层面也不可讳言。“新感觉派”文人之电影批评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资源则多取自欧美(从日本转道而来),刘呐鸥和穆时英对现代电影的“视觉审美”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们从电影批评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在电影视觉审美方向上开创并建立起现代中国电影艺术批评的路径。同时,他们的一些电影批评在文艺风格上的诗意理趣又与中国古典文艺批评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1910至1930年代“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文人的电影批评,在不同层面上接续、转化着中国传统文脉,而它们浸润于西方思潮的程度不同,尤其是在吸纳西方电影理念上的较大差距,形成了传统文脉与现代理念在中国早期电影批评里的一种碰撞、交融与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