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在尽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对金陵词坛产生的地域文化因素、各时期成员状况与群体活动、词学渊源、创作成就、词学主张、对词坛的影响等进行全面的探讨,展现了这一地域词坛的整体风貌及其在词史上的价值。清初金陵词坛受政治和传统词风的双重影响,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周在浚主持和组织下,以纪映钟、何采为首的金陵词人,以冷眼旁观世事的离心姿态,鼓荡起悲慨清壮的稼轩风。而佟世南、先著、吴贯勉的词作则显示了清初词风的发展演变。嘉道之际,寓居南京的袁氏词人及其姻亲群体打破此前的沉寂局面,一跃而成为金陵词坛的主体。袁氏词人强烈的家族文化传承意识不仅使家族成为历百年不替的文化世家,而且以他们的创作反映了时世的变迁和家族文化的起落兴衰。随园不仅成为金陵词坛群集互动的中心,联系着金陵内外的词人,而且见证着金陵词坛的兴衰。它已成为金陵文化的标志,袁枚现象所透发并扩展构成的“性灵”氛围,深深地吸引着来自金陵内外的文化精英,使性灵说迅速地渗透到词学领域,不仅成为这一时期金陵词学的主要特色,无疑也给处于萎靡状态的浙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它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严骏生是嘉道之际词风转变时期的关键词人,也是一位长期被忽视的词人。他的词虽突出的显示了浙派的清幽雅丽风格,但他又能够直抒性灵,兼有常派的比兴寄托。他的意义除了以自己的创作丰富词坛外,他的词学活动直接显示了嘉道之际词学的原生态发展。“江东词社”是道光、咸丰年间活动于金陵的一个词社。该社前后绵延十余年,入社成员二十余人,并刊有部分词社总集,绘有社图,为江东坛坫,主持风雅。与吴中词社共同构成了江南词社的主线,是浙西词派流衍江南之余脉。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非同小可。清末受晚清政治形势和常州词派的影响,金陵词坛出现了迥别前期的面貌。金陵邓氏词人群是一历经百余年的文学世家,自邓廷桢、邓尔恒、邓嘉缜至邓邦述,书香一脉,绵延不断。邓廷桢作于鸦片战争时期的忧愤心曲,其忧生念乱之强烈,直可以作为词史看待。邓家词人的所思所想是近世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许宗衡与何兆瀛是金陵近代词坛大家,他们的论词宗旨接近常州词派,家园残破使得他们变成道咸之际的伤心人,伤时悼亡、追念今昔成为他们词作的主题。在清代词学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端木垛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过渡人物。以他为中心可以清楚地看清晚清民国之际,金陵词学师友传承关系以及对整个词坛的影响。端木埰在理论上兼采浙、常,在创作方面兼师王沂孙与姜夔,旁涉苏轼,以自己的创作、批点和选本,有力拓展了常州词派的理论格局,体现了晚清词学各家融合的趋势,对“晚清四大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并由此而奠定了晚清词学的基本发展方向。《国朝金陵词钞》是有清一代金陵地区地域词学文献总集。编选者保存乡邦词学文献,构建地域词学传统,以抬高本地区词学地位的意图明显。其中渗透着编者的文献录存意识及其固有的乡土情结。两者相结合,形成了他以乡邦文献为核心的区域观念。词宗两宋的词学宗旨,使编选者能不局限于一宗一派的家法,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在长期的历史传承和交融中,金陵词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金陵处南北文化交融的要冲,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金陵词坛作为一个地域性的词学群体,兼有南北文化特色。一方面表现在许多作家都有宦游南北的经历,而一些外地作家也曾进入金陵词坛,如乾嘉时期的袁枚,道光时期的汤贻汾等。他们都是此一时期江东词坛的盟主,为金陵词坛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影响深远。金陵词学体现了兴亡之感与忧时意识相交织的文化心态。建都金陵的王朝兴亡更迭,悲恨相继的历史,秀丽的山水,众多的人文景观自然引发人们对历史兴亡的思考,然而这种思考多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感慨。明清及近代以来金陵作为南都历经沧桑巨变,因此藉怀古而发抒现实感慨的词作成为金陵词坛一道独特的风景。金陵词学具有“独抒性情”的理论主张。受明末以来性灵说的影响,金陵词人提出在词中抒写性情的主张,这一主张也成为清代金陵词坛主要的特色之一。另一方面在独抒性灵的要求下,熔铸百家,众体并存。总之,清代金陵词学以自己独有的地方特色和地域色彩,在整个清代词学中能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它又是整个清代词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为清代词学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