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通讯监察制度，在满足侦查刑事案件的实践需要的同时，也努力构建了对秘密通讯自由等公民基本权的法律保护。探讨我国台湾地区通讯监察制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法治化的经验及教训对我国大陆地区相关制度的构建更是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文除引言、结语外由四部分组成，共计约33700字。　　第一部分，对我国台湾地区通讯监察制度进行简要概述。我国大陆地区并没有通讯监察的概念，因此本文将先界定通讯监察的概念和性质，然后再厘清通讯监察的立法目的及规范原则，最后简要梳理我国台湾地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的历史沿革及其修法特点。　　第二部分，梳理我国台湾地区通讯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第一，台湾地区通讯监察制度构建了以单行法为中心的法规体系,具有规范详细具体、修法高效灵活的特点；第二，通过对通讯概念、受监察人范围、受监察案件范围的宽泛界定，使得台湾地区通讯监察制度有了十分广泛的覆盖范围；第三，“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从令状签发、实践执行、资料处理、监督程序、权利救济和违法责任等6个方面对通讯监察的程序进行了详尽规制。　　第三部分，分析我国台湾地区通讯监察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通讯监察案件的罪名范围和紧急监察要件的不断放宽，体现了通讯监察制度在价值定位上从保障权利偏移向了打击犯罪；第二，将犯罪通讯监察和情报通讯监察规定在同一部单行法之中，体现了立法模式上的混杂；第三，通讯监察书的大量核发和违反比例原则的“盲监盲录”执行方式，体现了通讯监察在实践使用中的泛滥。　　第四部分，对我国大陆地区通讯监察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完善建议。我国大陆地区通讯监察主要存在以下6个问题：适用案件范围没有贯彻重罪原则、行政审批模式违反刑事程序法治要求、未对延长通讯监察的期间和次数进行限制、欠缺对受监察人的事后救济、对通讯监察取得材料证据能力的规范过于粗疏、立法未就重要的客体设置必要的例外；应当从5个方面进行完善：限制通讯监察的适用范围、严格通讯监察的启动程序、规范通讯监察的执行程序、加强监督及保障权利救济、完善通讯监察取得材料的使用及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