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率的高低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纵观全球,一方面,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都经历持续的低储蓄率,例如美国总储蓄占GDP的比重最高时达到21.3%,英国占比为19%;另一方面,中国、新加坡和马来新亚等东亚国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三国总储蓄占GDP的比重最高时分别达到51.9%、53.1%和39.8%。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储蓄率会有如此大的差异?现有文献分别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人口结构、社会保障、利率、房地产价格、教育、早年饥荒经历、贸易政策等角度进行了解释。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个别国家或少部分上市企业,并未得到具有普遍说服力的结论。本文正是尝试从政府干预的角度为有关影响一国储蓄率的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证据。我们利用1995-2014年全球8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及2009年、2013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重点分析政府干预对一国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国民一国储蓄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加,一国国民储蓄率逐渐提高,在克服政府干预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间接影响国民储蓄率后,该结论保持稳健。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国民储蓄率分位数的增加,政府干预对国民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动态面板回归发现,一国政府干预与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中,政府干预对储蓄率的影响强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进一步对政府干预影响微观企业储蓄率的研究发现,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的国家,企业储蓄率越高,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政府干预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对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是政府干预影响企业储蓄率的两个有效渠道,相对大企业而言,政府干预显著增加了中小企业的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