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增强,已经逐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进行转变,2021年我国连续十一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我国的制度优越性是分不开的。我国正处于技术体制多样化、网络全球化、市场空间多层次和转型经济的背景下,为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单项冠军企业是在细分行业的全球领先企业,代表着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水平的先进性,从2016年开始,工信部连续每年公布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引领“专特优精”企业发展。后发企业的追赶一直是企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等,而本文从制度视角出发,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围绕“制度逻辑、组织合法性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这一基本问题开展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30家单项冠军企业2012～2019年的相关面板数据,首先对后发追赶、制度逻辑和组织合法性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发现研究缺口并构建出以“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为条件、技术追赶绩效为结果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通过搜集资料,对案例企业的相关数据做出统计整理,运用fs QCA,对单个条件进行必要性分析并对条件组态进行充分性分析,最终得出三条产生高技术追赶绩效的路径和两条产生非高技术追赶绩效的路径;再次,从相关路径中选取典型案例企业展开分析,并将相关资料编码,最终得出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1）单一的制度逻辑和组织合法性要素并不构成后发企业高技术追赶绩效的必要条件,但是政府逻辑在后发企业技术追赶过程中发挥着引导性作用。（2）产生高技术追赶绩效的路径存在多重并发性,且与产生非高技术追赶绩效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3）后发企业追赶过程中,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既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有共存的关系。本研究的具体贡献有:（1）从制度视角丰富了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研究,特别是从溯因逻辑对技术追赶绩效研究具有贡献。（2）深化了制度逻辑理论,发现了政府逻辑在后发企业追赶中的引导性作用。（3）从内外部视角丰富了组织合法性相关研究,通过将单项冠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为组织合法性带来了后发追赶的研究情境。本文对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后发企业要持续关注政府的政策信息,充分利用当地政策福利,实现技术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