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诞生物。作为普及教育的最重要工具,它体现了时代的诉求与教育人士的主张,很有研究的必要。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政权都在教科书中塑造各自的强势话语,从教科书中我们能感受到近代中国变换诡谲的政治风云。　　清末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随之发生调整和变化。可以说,教科书诞生于近代中国,它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结果,同时又融入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　　修身教科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为适应中小学修身科教学的需要而出现的教科书,主要承担德育的任务,集中探讨一个人对己身、家族、社会与国家应尽什么责务和如何尽责务的问题。其出现后,经历了清末的初步发展与繁荣,至民初达于鼎盛,1923年随着修身科的废除而步入尾声。　　作为一门德育课程,修身科承担着重塑国民道德观念与提高个人素质的重任。以此为依据,教育成为改造传统忠孝伦理的手段,教科书成为凸显国民教育的媒介。由于教育界与政府对爱国教育问题的重视,“爱国”话语一直存在于修身教科书中:清末修身教科书在“爱国”话语展现时基本采取概念解释、意义说明、行为导向的模式。在具体的内容处理方面,修身教科书整体按照修齐治平的要求展开,爱国教育并不是教科书刻意强调的重点,却是官定指导思想中修身科课程精神所在。民初修身教科书进行“爱国”话语展现时,略于概念解释和意义说明,详于实际行动的引导。且民初教科书划清了“忠君”与“爱国”的界限、理清了“国家”的概念,体现出对传统国家观念的反思和对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弘扬。　　这一变化说明,继承优秀传统道德与学习西方新伦理都成为时代所需,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意义国家观念的传播与国民意识的觉醒。存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国家概念,由此开始了向现代政治地缘学意义上的国家概念的转化。在这个话语下,培养现代“国民”意识、建立建设现代国家,成为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