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资本市场总共完成并购交易3105起，较2015年同比增长15.3%；披露金额的并购案例总共2469起，共涉及交易金额1.84万亿元，相比2015年上升76.6%，平均并购金额是7.47亿元。从并购类型上看，2016年国内并购完成2828起，交易金额总计12943.86亿元；完成海外并购237起，交易金额总计5230.21亿元；完成外资并购40起，交易金融总计261.46亿元。其中上市公司作为并购方发生并购1678起，披露交易金额案例数1463起，涉及交易金融1.48万亿元。目前并购已经超越IPO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源配置的最核心方式。并购作为上市公司的核心资源配置战略，不仅受到公司外部环境与内部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处于战略决策中心的高层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的制约。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的高阶理论更深入地阐明：人口背景特征可以有效地成为高层管理者的认知模式及其能力的表达工具，进而解释公司战略选择和公司绩效的变动。基于高阶理论，国内外一些学者研究了高层管理者（高层管理团队）与并购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层管理者以及高层管理团队的人口背景特征对公司并购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经济学和管理学共同关注的核心论题是CEO和高管对公司财富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相关文献对CEO和高管的角色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CEO是会趋向于选择股东价值最大化的项目，还是基于委托代理框架下不同类型的代理问题，会实施利于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投资。任何一个公司模型都只是一个近似定义，如果实际上管理层确实可以影响公司行为，那他们会因为代理问题或为实现有效的资源分配做出不同的选择吗？更一般的，一个人怎么决定管理对公司投资决策的重要性？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了CEO任期影响并购率的因素。对并购周期的一个解释是基于公司与CEO的代理冲突，CEO通常偏好公司成长，可能会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代价。董事会是对CEO偏离股东利益能力的重要约束。但随着时间推移，CEO在公司掌握了更多实权并将在董事会中更有影响力和决策力，此时可以通过并购以公司利益为代价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CEO不愿意放弃他已获得的资产，即使公司不再是资产的最佳所有者。CEO更替可以促进这些不良资产优化，因新上任的CEO不一定喜欢前任CEO实施并购所产生的私人利益。最终，在每个CEO周期中这个过程保持着重复。未被俘获的董事会在约束CEO过度投资的能力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代理解释意味着以CEO控制董事会来解释并购率增加应该比CEO任期更强大。本文用CEO任期内新增董事的比例来衡量其俘获了董事会的程度，最终发现在CEO任期内对董事会影响的增加解释了CEO任期与并购率的正相关关系。⑵研究了CEO任期与并购绩效的关系。本文以并购当年的ROA作为短期并购绩效的衡量指标，以并购前后两年经行业标准化的ROA的差值衡量长期并购绩效，研究发现公司并购绩效与CEO任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种恶化的并购质量似乎也是CEO控制董事会的一种能力的表现。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在CEO周期内，并购率增加而质量下降的这种表现可能是由CEO对成长的偏好驱动的，当CEO获得更强的对董事会的控制力度而且可以对公司并购决策行使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时，这种偏好变得更加相关。⑶研究结果表明管理相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与这些外部因素是同等重要的，具有以下理论及实践意义：首先，本文的结果对于理解能够影响上市公司并购决策的重要代理问题提供了独特见解。相关文献的已有观点阐明CEO建立帝国的偏好对于上市公司的并购效率低下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认为管理者倾向于建立帝国的文献数量是巨大的，但对于实证相关性仍然存有争议的。其次，研究结果意味着，上市公司定期更替管理层的政策是具有潜在价值的。类似政策可能会减少CEO在逐渐俘获董事会时造成的过度投资，并且促进优化投资。本文所做的研究与那些旨在建立和量化管理层对公司并购决策和价值产生的影响的文献是相关的。比如那些探讨CEO特定的风格是否影响公司政策的文献，也有部分文献在基于罕见的事件下推论出CEO的价值，比如CEO死亡和生病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