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是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的变化为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得以建立和发展，而基督教大学反过来又促进和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状况与19世纪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时期主要是基督教大学顺应中国社会的变迁，调适自己以取得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放弃影响中国社会的努力。因此，本文力图将基督教大学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定历史场景之中，以华中大学为中心，具体揭示近代中国及西方各种交织因素对基督教大学的影响，以及基督教大学对它们的反作用。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中有两个因素对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为新式教育的推广，其二为“非基督教运动”。在它们的挑战和冲击下，中国基督教教育开始出现联合办学以提高教育效率的趋势，并开始朝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基督教大学与中国教育界的接触非常有限，从很多方面来看它们都处在中国国家教育系统以外，可视为西方教育系统在中国的延伸。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高涨，基督教大学开始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实现了形式上的中国化。但在实际的管理运作中，中国化的过程远没有完成，“名”与“实”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与中国化相伴随的，是中国社会和政府对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要求。因应这种情况，基督教大学逐渐出现世俗化的倾向。然而，世俗化的倾向究非基督教大学所愿，实乃外力所迫。世俗化的倾向常常使西方的支持者感到担心，他们害怕基督教大学将日渐失去基督教的特色。同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也使基督徒教育家们不甘“堕落”，因此，他们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努力推行基督化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推行高等教育“国立化”政策，并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充实提高高等教育的措施，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国立大学因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给基督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基督教大学采取了以质取胜的战略，将“重质不重量”作为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在激烈竞争中的自存之道，并因此得以在与众多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的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上述发展历程中，有两个因素对基督教大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们分别是西方差会和中国政府。一方面，基督教大学受西方差会的管理和控制，在具体发展政策、规章制度等方面，差会都对其有很大的约束性：另一方面，基督教大学又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政府通过政令法规，对基督教大学进行管理和限制。差会的政策与中国政府的法令，经常又是相互冲突的。在差会与政府双重管理下的基督教大学，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而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平衡，不仅是当时基督教大学一直努力追寻的目标，同时也是今日研究基督教大学史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