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案是20世纪中国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它因此被称为，新中国文艺界最大的冤案。胡风案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步文艺界激烈的文艺论争，使胡风等人结下了大量的人事纠葛，为胡风案的形成埋下了隐患。虽然胡风服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但胡风和毛泽东在文艺思想上还是存在很大分歧的。 新中国成立前，胡风是名气很大的进步文人，但毛泽东更关注的是他的桀骜不驯，认为他与共产党还只是同路人，不是战友。二人也就没有纯粹的私人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胡风等人满怀豪情地歌颂新中国和伟大领袖。但这时的毛泽东试图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学术界的权威。在文艺界，对《武训传》和胡适思想展开批判之后，紧接着便开始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先是通过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希望达到逼胡风们低头认错的目的。但胡风是一个追求独立人格的倔强的人。他和朋友们在隐忍之后，向党中央呈交了《三十万言意见书》，企图借领袖之手，来实现对文艺界的改造。就这样，毛泽东介入了，胡风案因此变得复杂起来了。 1954年，党内“高饶事件”出现后，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又紧绷起来了，并且逐步“左”转。这也导致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同时，通过批判《武训传》和胡适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界的权威，毛泽东决定彻底搬掉这文艺界的最后一块顽石。由此一直限制在思想批判的胡风批判运动，一越变质为政治批判。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被打成“反党集团”继而“反革命集团”。“胡风分子”们陆续被捕入狱，从此一直不停地被改造。 胡风等人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潮打懵了，许多知识分子也感到不理解。“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历史的悲剧诞生了。 本来是思想批判的胡风批判运动，因毛泽东的介入突然上升为政治批判。权威和权力的双重作用，使胡风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巨变。对于文艺的问题，只能采取批评争鸣的方式，权威和权力应该让步。一个政治开明、法制健全的社会才是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彰显人格风采的根本前提”。在新的世纪，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愿陈旧的枷锁不再束缚前进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