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上看,当代中国警察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警民间关系的改善已成亟需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警察作为与民众接触最多最广的政府子机构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实质上可以被认为是其对警察合法性乃至政府态度的重要测量指标。伴随社会变迁,当今社会各类矛盾不断增多,警察作为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线机构,其是否能良好地完成民众对其职能的期望将影响着民众对其的信任度。据此,本研究从警察职能的“绩效论”出发,试图探讨民众之于警察职能的满意度对警察信任的影响,以期能为树立警察的良好形象,提升警察机构自身的建设提供帮助,同时也可以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良好的支持。在西方学界对警察信任的研究不断细化和深入的同时,当前我国学界对警察信任的研究指标过于单一且狭隘,同时有关民众之警察职能满意度的探讨暂无实证性研究。为此本研究期望结合我国现状,与西方已有研究进行对话,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泰勒（Tyler）的程序正义模型是否可以解释中国民众的警察信任机制,从而细化我国警察信任的研究指标?第二,基于“工具性关注“与”表现性关注”模型而生的警察“治恶”与“服务”职能是否适用于我国民众之警察职能满意度?第三,民众之于警察“治恶”与“服务”的职能满意度是否对其警察信任产生影响,这其中又是何种职能的解释力度最为显著?本研究以社会宏观结构与个体微观层面为视角,结合警察信任研究之“制度论”和“文化论”进路展开讨论。从社会宏观结构结合“制度论”出发,可以发现我国宏观社会结构转变所伴随的社会制度变化导致了民众之警察机构信任的复杂性,当前信息化时代的助力使得民众开始同时关注警察执法的程序与结果,这无疑使得我国民众之警察信任生成极为复杂。而从个体微观视角和“文化论”的角度来看,在我国,个体社会化经历中,改革开放后,警察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机构,同时伴随着对警察机构的“神化”宣传,民众对警察的职能期望不断泛化,这显然会对民众之警察信任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进路,本研究采用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17年在上海市进行的“上海市居民法律认知和行为”的调查数据,通过Stata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主要采用了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等研究方法进行分析。通过数据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结论为:第一,民众的警察信任生成可以被区分成基于程序正义的警察信任和基于结果正义的警察信任。第二,民众之警察“服务”与“治恶”职能都与基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警察信任都有显著的相关性。第三,不论是基于程序正义的警察信任抑或是基于结果正义的警察信任,民众之警察“服务”职能满意度都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民众的警察信任生成机制区分与民众对警察职能满意度间的关系已表明:一方面,要做好程序性普法,关注民众程序正义性警察信任的建构。另一方面,要处理好非警务工作,在保证解决民众需求的前提下,明晰警察的职能,防止警察职能泛化。因此,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背景下,加强警务程序和结果的透明化,明晰警察职能范围,构建多元化非警务工作处理渠道,妥善地承担其警察“服务”及“治恶”职能,将有助于形成长久治安的社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