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又来了，疫病治疗谁出钱的问题也又来了。十年前SARS的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十年后，H7N9来了，还得讨论这个问题。
　　客观讲，“非典”之后，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公共卫生方面，公共卫生政府负责，已然形成广泛共识。在医防分离的体制下，公共卫生机构基本已成为财政预算单位，但医院不是，包括传染病医院，仍然要靠医疗服务和药品获得收入。公共卫生和医疗的整合，是医疗卫生制度发展的国际趋势之一，但这一议题，在中国还没有非常深入的讨论。可以说，医院靠什么“养”，是近年医改的焦点议题。
　　所以对于疫病，还得解决谁付钱给医院的问题。既然医院不是财政拨款的机构，自然没有让医院免费治疗的道理。那该掏谁的腰包呢？无非就是个人的（就是病人或其家属承担），医保的（就是所有参加医保的人承担），或者财政的（就是全体公民承担）。
　　个人自己掏，应该可以排除。因为如果疫病是人传人的，一个人因为经济原因不去治疗，就可能造成很多人被传染而受损，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具有负外部性；即使疫病不会人传人，让个人和家庭承受巨额的医疗费而破产，也不是现代文明社会可以容忍的，应该通过救助等方式给予帮助。当然可以是社会慈善救助，但这种方式出于自愿，因此主要还得靠社会保障或财政。
　　那么该医保还是财政掏？在一个全民医保或全民医疗的社会，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样的体制里，本质都是全体公民共同承担这笔费用，因为全体公民都缴纳医保费或税。要解决的是挤占原有福利，还是增加财政预算的问题，后者也会增加所有人的负担。但在医保覆盖人群还未达到100%，已覆盖人群的筹资水平存在制度性差异的社会，就会存在争议。目前我国医保还没有实现全覆盖，而且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大医保在筹资水平和制度性质上有极大差异。如果医保支付，就是参加医保的人承担，那么参加医保的人，尤其是医保贡献大的人群会说，凭什么全社会受益的事要我们支付？所以当前由财政支付，可能更为合适，人人受益的事，也由人人负担。
　　理论分析总是理想的。现实中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原因至少有三。一是公共财政的导向还没有真正扭转，市场经济中，公共财政主要是民生发展的保障，但是我国财政长期以来也承当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经济功能往往比民生功能更强。在政府追求经济比拼或财政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增加医疗等民生支出的难度会提高。二是对公立医院的定位还不明确。一方面，对公立医院只给政策不给资金，任其在市场中自我谋生存，另一方面，把公立医院看成战胜重大疫情的尖兵，这时候公立医院的优势顿时显现。抗疫情一般是以政治任务的形式交给医院，谁掏钱的问题似乎从来没有算清楚过。要让公立医院可持续发挥公益性，必须有相应的资金保障和机制设计。三是部分协调成本太高。部门利益已经成为妨碍中国行政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次H7N9疫情中，卫生部门出台文件严禁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或推诿患者，但对谁出钱的问题，显然没明确，解释说按规定渠道解决也是通过医保、医疗救助等方式支付，最终还得看医保或者财政是否愿意。江苏对禽流感患者的费用按照规定给予全额报销，也是经过多部门磋商也在疫情发生十余天之后明确。需要在明确保障人民健康的前提下，实现责权利统一的行政体制，并进行问责。
　　当然，疫病免费治疗，也得有规范和监管，否则可能会造成浪费。医院出于技术追求或者自我保护，可能会过度治疗，病人和家属不会反对，甚至会支持，既造成浪费，也会让病人受损。另外，要让全社会认识到免费治疗，不是说包能治好，尤其是在处理突发新疫情的过程中，治疗方法是不断探索和完善的，和治疗后发现的病例相比，治疗先发现的病例过程中无可避免存在一些疏漏，如果这些也成为医疗纠纷，也要赔偿，那将是对社会凝聚力的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