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第二届互联网大会上强调要落实“网络空间治理新理念”,建立一个共享共治的“网络命运共同体”之后,网络就不再是一项简单的计算机技术,网络就此成为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二社会”。网络舆情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研究议题,它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同时,网络舆情正是连接网络社会和风险社会的桥梁。“网络社会”的兴起,既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红利,同时,也给人们来了许多的挑战。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逐步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中,简单的法律手段已经无法彻底的控制风险。在当下各类新型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必须要利用好“自律”的手段,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网络空间的治理。正是因为这样,本文把网络舆情放在了伦理学的视角下进行分析,在梳理和研究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从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价值目标、伦理功能以及伦理精神实现之途径三个维度分析了网络舆情治理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并总结了网络舆情治理伦理失范的原因,最后制定了网络舆情治理伦理秩序重建之路。在网络环境下,从传统的舆情管理转向网络舆情多元治理已呈必然趋势,诸如案例分析和跨学科分析应成为本论文的重要研究方法。本文围绕“网络舆情治理伦理”这一中心议题,主要讨论了以下相关问题。关于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价值目标的分析。在互联网时代,舆情治理的伦理价值目标发生了变化,以网络为载体的舆情治理的伦理价值目标主要有四个:信息正义、信息隐私、信息自由与信息真实。由于互联网的特性,网络舆情在实现其伦理价值目标之时发生了许多冲突:程序正义与效率至上、信息隐私与信息共享、网络秩序与信息自由以及真实传播与海量信息四个伦理冲突。这些冲突主要是由于网络舆情参与主体的多重社会角色造成的。网络舆情参与主体既是网民,同时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他们承担着一定的网络社会责任,同时又承担着一定职业道德操守,在虚拟社会中,多重的社会角色会导致他们拥有多重价值观,当这些价值观聚合到一起而发生冲突之时,就会产生许多伦理失范现象,主要是网络霸权、个人隐私被侵犯、知识产权侵犯、个人主义盛行、网络暴力、网络谣言以及虚假信息、网络水军、网络炒作这九大网络伦理失范现象。本部分运用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天津港爆炸案”作为典型案例,分析了在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价值目标实现过程中,由于多重价值观冲突导致的伦理抉择困境以及带来的伦理问题。关于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功能分析。伦理作为反映和调节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虽然无法与法律的力量相媲美,但是伦理导人向善,规范网民的言论与行为,制止不良信息行为,在构建和谐规范的网络社会信息秩序方面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功能的研究中,运用“江歌日本遇害案”分析得出,伦理在网络舆情治理中主要发挥了六大功能:认知与教育功能、规范与约束功能、引导与激励功能、调节与控制功能、评价与选择功能以及文化保护与创新功能。然而,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伦理功能出现了淡化、弱化以及被动化的现象,主要是由于规范缺位、法律的地位过于强大以及信息自由理念的倡导导致的。关于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精神实现之途径的分析。为了适应大数据化的互联网,网络舆情治理要提倡三大伦理精神:责任多元、适度传播以及信息共享。本文运用了“红黄蓝幼儿园集体虐童案”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分析了三大伦理精神实现的阻碍主要有三个:权责界限模糊、网络舆论过度以及信息共享的误区。基于上述三维度的网络舆情治理伦理分析,本文最后从“多元治理”的视角进行战略分析,对造成网络舆情治理伦理失范的原因进行探究,分析其网络空间多元治理的路径。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秩序必须重建,其原因有网络、参与主体以及社会三个方面。同时,本文结合之前研究分析出的问题及原因,运用劳伦斯·莱格斯的“网络行为规范力”理论,尝试从建构、自律、把关、监管四个维度来找出网络舆情的伦理秩序的重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