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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说与说话
什么是小说？小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是“白话小说”，也叫“话本小说”，意思是说话的底本，源自唐宋元时期“说书人”的话本，大多是章回体，每章开头都要“话说……”，结尾都来一句“且听下回分解”，可见小说与说话的关系密不可分。现在的小说家，等同于古时的说书人。
平时说话，自己说话或者听别人说话甚至插话，都有爱说不爱说、爱听不爱听或者想不想与人对话的情况。于是，有时便常常想，为什么有爱说不爱说，又为什么有爱听不爱听的现象？把想说的话写出来叫作家，有兴趣了想插话或者想与之对话和交流的称评论家。
爱说，是想说，想倾诉;不爱说，是不想说，不值得说，也许沉默就是金。想说就有话，有很多话，不说出来难受，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就那么喋喋不休地说，有时可能是说给自己听的，不管别人兴趣怎样，完全是为了自己。写作也是这样，很多写作者不是给别人写的，是给自己写的，自己写着舒服，倾诉着痛快，并不顾及别人是否看不看，看后舒服不舒服。就像有的领导人在大会上作报告，不管下边听不听，他必须“报告”，像是完成一项“任务”一般，也像白痴或者弱智者的胡言乱语。有的写作者就喜欢那样自说自话，如果有人记录下来非要说成是“艺术”或者“创新”也未尝不可。听不懂看不明白也许是你修养和学问不够，你知道得太少知识太贫乏了。
因此，小说是一种说话方式，也是一种说话的态度，一是自己想说必须说，二是必须让人家喜欢听。光想说不行，还得“严重关切”到让人能听下去听得兴趣盎然甚至激动和兴奋起来。我有一位朋友，就喜欢说话，可我很害怕听他说话，他从这件事能说到另一件事，再从另一件事说到第三件事，最后不知道说到哪了，性质完全变了。这就叫下笔万言，离题千里。就像传口令，第一个人说是“黄河”到第十个人可能就变成了“黄瓜”。写作有时候像说话“不注意”或者说话“有病的人”一样让人可怕。他自己不知不觉，认为自己说得好写得好，感觉神采飞扬，可殊不知读者早就“晕菜”和“崩溃”了。
开会听人讲话，是被动地接受，可以装听，当耳旁风。听大家聊天，有人听也有人不听，可以置若罔闻，但写作与读书不行，是有选择性的。每次到书店淘书，我都感到茫然和惶惑，书架上那一排排的书，如同一个个站着的人，都有一肚子话想对我说，但那得看我想听哪一位的。我翻开一本书，这才允许这本书对我说话，但它说的是什么，我要看几行等它说那么几句，才决定是不是把这本书买来带回家让它继续对我说，所以写作者是被读者在选择着，而选择的淘汰率又很高，这显然有点悲哀，写不好不受欢迎不适合人家的口味，人家是不屑的，白送了还嫌占人家书架上那有限的空间。所以，有人跟我要我写的书，我从来不愿意给，怕占人家的地方，非缠着要，我必须声明：“不要看，浪费时间，只作个留念。”
说什么样的话让别人愿意听，写出什么样的东西读者愿意看？把这件事办好并不容易，因为无论写作还是说话，都是与人沟通，可人与人沟通起来是很困难的，十有八个不“对调”。正因为如此写作才有了意义才有了魅力才具有了挑战性，才有了不断提高说话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写作水平的动力。有的故事复杂而曲折，这里杀人那里放火，这里抢劫那里强奸，但写得没意思，新闻里有了，我不想听也不想看了。有的无病呻吟，一点儿事弄得复杂又复杂，自己陶醉得死去活来甚至泣涕涟涟，但别人看得酸酸的木木的并不动容。有的故事并不大，但说得千回百转，韵味无穷，句子里有意思，有意味，让人看了上句想看下句，还回味无穷。所以，说话和文章想叫人喜欢，并不在于事件的轰轰烈烈，而在于你与他人的情感是不是“对接”，如同《一句顶一万句》里描述的，人与人说得来，就能成为朋友，能写到人的心里去，作家就是读者的朋友。
小说如同说话，也是一种姿态。最好不要高高在上，不要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比别人聪明，比别人智商高。要说真话，叙真言，讲真情，像巴金说的：“把心交给读者。”就是俗话说的要“掏心窝子”。我们平时接触人，之后总要对人有个评价，说谁人不错或者说谁人不强，其实就是从说话开始留下印象的，那家伙光“吹牛”“说大话”，一点儿“不靠谱”，不真诚，以后少接触少打交道。写作亦如此，不要骗人或者故作高深，其实人和人的智商低不了多少，不要耍小聪明，读者能一眼看透。
写作如同说话，也要讲究方式。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不是“耍滑头”，也不是“虚伪”和“市侩”。在商言商，见了秃子不说亮。面对改革开放，面对国家的建设成就，面对祖国日新月异的进步，或者进一步说，说说“国家大事”或者倡导写写“主旋律”，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就是为政治服务了吗？再说，文艺或者文学为政治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并没有错。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说的话办的事就是这个时代的政治，恐怕是没有“服务”好，或者不会“服务”吧？写作的类型化，可能就是写作方式的主要体现。一批一批的作家和作品，诸如写少儿，写历史，写科幻，写“官场”，写“底层”，写“亲情”等等，大概就是这样出来的。人家就照着这个领域里“掘”或者朝这一“行”里钻，如同见到收废品的，你要問他旧报纸多少钱一斤，他说六毛，你就说别人收的七毛，于是他会和你戗戗不可能或者原来是这个价现在不是了如何如何，如果跟他说别的，既没有意义他也听不懂。写作者创作出的作品，是让谁看想得到什么人喜欢，有何意义，也许是有“预谋”的。
写作如同说话，也有方法。一样是老师，教同样的课程，但有的老师很受学生欢迎，有的则不然，为什么？原因是教学方法上的差异。在写作上，这叫技巧，是有章法的，经过严格或者说长期训练和培训也是“管事”的，所谓多写，熟能成巧，就是这个意思。说话和写作有天赋吗？应该有，结巴和哑巴肯定不便与人交流，文字或者文学造诣差的，也许心里有话并不能准确无误并且很艺术地表现出来。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写作也是这样。微言大义是格言，是警句，是诗歌，一两句话有时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小情绪小感悟写成小品、散文和随笔。展示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人生，那要拉开架式多少天多少年地滔滔不绝有时还会意犹未尽，这是长篇，搬到屏幕上，叫电视连续剧，在广播里，叫评书，能读，能看，能听。 简单一点儿说，这就是写作，与说话的关系十分重大。
二、小说应该令人感动
什么是好小说，受读者喜爱的小说是什么标准？多年来，研究小说的“主义”挺多，有的写小说的和很多读者不是很明白，某些写小说的为了“炒作”自己“迎合”评论界，也在“标榜”自己写的是什么什么小说，或者有意识改变自己的写作走那条在表面看来是“创新”的路子。其实，说一千道一万，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鉴别一篇小说的优劣，基本上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它是不是令人感动，其最初与什么“写作”什么“主义”无关。《欧涅妮·葛朗台》《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的写作，绝没有想到自己的小说被后人冠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他们小说的生命力，是作品里塑造出了葛朗台、卡西莫多和艾思美拉达还有于连这种划时代的人物让我们难以忘怀、深深感动。乔伊斯的“意识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川端康成的“新感觉”等等，都是在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自己的独特生活感悟中引发出的艺术倾诉，因而让我们感动：思想上的感动或艺术上的感动！与“流派”和“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提起赵树理的“山药蛋”，有些人不屑一顾;时不时地，还有人对浩然说三道四;近年来，还有讥讽和谩骂鲁迅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扪心自问，在那个时代，人们实在是被他们的小说感动过，感动过整整幾代人啊。我们写出那样的小说了吗？没有，有些小说作者自以为上了几年学，读过几本书，就不断洋洋自得地标榜自己是“知识分子写作”“贵族写作”。身为“贵族”的曹雪芹假如不是破落，很可能写不出《红楼梦》，那些写出令人感动的小说作家，学历几乎都不高，甚至没读过全日制大学。比如铁凝、梁晓声、王朔、莫言等，但他（她）们的小说真的使我们一遍遍感动过。对于小说，我固执地这样认为：一篇（部）小说写得是否好，要看作者创作的故事和人物是不是感动人，《哦，香雪》《永远有多远》《大浴女》里不同命运的女性令人感动;《今夜有暴风雨》《年轮》里的知青和知青们进城后的命运令人感动;《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里的人物遭际及父子关系令人感动;“红高粱”系列小说里的家族故事令人感动。1993年，当我在北京当面向刘震云请教他怎样才能写出好小说时，他说，找自己最感动、经历中最难忘的故事写，你自己认为感动，也才有可能感动别人，此后，我一直按刘震云说的这样坚持写作，也按这个“标准”去读小说。至今揣摩起来，这“说法”依然熠熠生辉。刘震云的《新兵连》《塔铺》《单位》是感动着写的;贾平凹“商州”系列里的淳朴民风乡俗、《浮躁》里的天狗和小水，最先感动了贾平凹;王蒙的“季节”四部曲，是被自己的经历感动着;刘心武的《班主任》，路遥的《人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平的《抉择》，都是激动人心的小说。如今的小说，没有必要给它附加更多的东西，小说就是小说，是让人看的，读的，而且看后读后使人感动，有点琢磨头，久久不能忘怀，这就足够了，别再给我们说别的。但是，现在的小说写作，似乎不给我们说这个了，写作者在下笔时也不琢磨这个了，净琢磨是“什么样”的写作、“什么代”写作，编辑怎么看评论家怎么看，而不思量思量能不能感动读者大众。小说里什么花样都有，就是心灵与情感缺席，不能让人与之同喜同悲共鸣之。也许，小说让人感动的道理太简单了，说这个可能是没有文化。也许，这也是人们普遍议论的如今没什么好小说可看的症结之一。
只有感动我们的人物和故事，才会激发我们的写作欲望和激情。我通过深入生活并长期赴基层挂职，才写出了长篇小说《陋乡苍黄》《黄土青天》《县长门》以及改编电视剧《啊，父老乡亲》。
三、小说的三种辩证关系
1.内容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有什么样的内容，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就像量布用尺，裁衣用剪，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是比较好的小说。但是，在很多时候或者说在一般情况下，两者是不能携手共舞的，因为内容是既定的具体的，形式是无形的抽象的，双方结合在一起出现的小说，就宛若一个活人，我们只能看见他的外貌而难以了解他的内心。于是就出现了对一部小说艺术评价上的人云亦云，内容好，主题好，可形式不好，结构不好，或反之。其实，这也就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相和谐的问题。对于思想性（内容），或许还有一些是非标准，比如新颖与陈旧，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反动，崇高与萎靡，但艺术性（形式）却难以界定了。谁敢说这样的内容用这样的形式来反映是最佳方案吗？这就像有一公升水，我们必须倒进杯子里，而盛在碗里不行吗？或许，小说的命题有很多是永恒的，比如爱情、亲情，并没有太多太多的选择，而形式却是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所以才有了对同一题材作品的重写与改编，许多个版本居然各有千秋。形式可以篡改内容，修饰内容甚至颠覆内容，可以酝酿出本来没有的艺术维度和阅读效果。有时内容决定形式，有时形式也能决定内容。因此，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分辨出内容与形式哪个更为重要，而两者结合得是否无懈可击了，更没有什么标准可言。
2.故事重要还是语言重要
在小说中，故事是材料，语言是工具，将材料装载到什么样的工具上运到最佳的位置，恐怕是小说作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没有故事，语言无的放矢，框不住或者说不能依作者的意志排列出中国汉字那狂放不羁的乱码。故事是一粒鸟卵，语言是一个窝巢，窝巢里必须放进去鸟卵，经过一番语言的孵化，才能使故事放飞。然而，故事跟语言比起来，有时又是不重要的，小说可以没有故事，但不能没有语言，语言可以营造故事，可以把没故事变成有故事。“一个人死了”是不是故事？没有小说语言的人会说没有故事，反之会演绎出无穷无尽的故事。在这里，故事（材料）无足轻重，语言（工具）顶天立地。因此，语言不过关、不到位的作者，最好不要写小说，弄不好会把故事写得没了故事，会把真故事写假了。于是，有时就恍惚，没有故事，居然也可以写好小说，可小说没有故事，还是小说吗？或许，故事和语言都是重要的，或者说其中之一是重要的，前提是，语言必须有驾驭故事的基本能力。
3.生活重要还是想象重要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应该是一句真理，任何小说作者都不会有什么疑义。很多名著和名作家，都佐证着小说创作的这一基本原则。在那个年代，当然也包括现在，只要老老实实将自己经历过的体验过的生活再经过反刍写出来，就可以成为作家，作品也可以成为名著。可以说，是生活成全了作家和作品。在这里，没有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没有生活。更进一步说，这里再现了毛茸茸的火热的生活，强调真实和事物原本的样子。写作者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深入生活攫取创作素材。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小说的任务好像不只是再现描摹生活原本的样子，况且也不可能这样，因为小说不是照相机或录音机，无法还原生活。所以，生活对于小说，有时显得并没那么重要了。作者可以凭借资料或者新闻报道甚至道听途说，再凭借天资才华和非凡的想象力写出非常优秀的小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狼说话、狗似人、荒诞、幻觉，大千世界纵横几千年，非世间景况想象无穷，比现实更现实，假的比真的还真。事实也证明，距离产生美，历史小说写得最好的，往往不是历史学家，写工人、农民的优秀作品，其作者恰恰没有生活在他们中间。现在，读者说我们有的作家年纪轻轻就老了，小说里什么都有，就是想象力缺乏。也许，想象力比生活更重要吗？
贾兴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郭秀玲
什么是小说？小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是“白话小说”，也叫“话本小说”，意思是说话的底本，源自唐宋元时期“说书人”的话本，大多是章回体，每章开头都要“话说……”，结尾都来一句“且听下回分解”，可见小说与说话的关系密不可分。现在的小说家，等同于古时的说书人。
平时说话，自己说话或者听别人说话甚至插话，都有爱说不爱说、爱听不爱听或者想不想与人对话的情况。于是，有时便常常想，为什么有爱说不爱说，又为什么有爱听不爱听的现象？把想说的话写出来叫作家，有兴趣了想插话或者想与之对话和交流的称评论家。
爱说，是想说，想倾诉;不爱说，是不想说，不值得说，也许沉默就是金。想说就有话，有很多话，不说出来难受，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就那么喋喋不休地说，有时可能是说给自己听的，不管别人兴趣怎样，完全是为了自己。写作也是这样，很多写作者不是给别人写的，是给自己写的，自己写着舒服，倾诉着痛快，并不顾及别人是否看不看，看后舒服不舒服。就像有的领导人在大会上作报告，不管下边听不听，他必须“报告”，像是完成一项“任务”一般，也像白痴或者弱智者的胡言乱语。有的写作者就喜欢那样自说自话，如果有人记录下来非要说成是“艺术”或者“创新”也未尝不可。听不懂看不明白也许是你修养和学问不够，你知道得太少知识太贫乏了。
因此，小说是一种说话方式，也是一种说话的态度，一是自己想说必须说，二是必须让人家喜欢听。光想说不行，还得“严重关切”到让人能听下去听得兴趣盎然甚至激动和兴奋起来。我有一位朋友，就喜欢说话，可我很害怕听他说话，他从这件事能说到另一件事，再从另一件事说到第三件事，最后不知道说到哪了，性质完全变了。这就叫下笔万言，离题千里。就像传口令，第一个人说是“黄河”到第十个人可能就变成了“黄瓜”。写作有时候像说话“不注意”或者说话“有病的人”一样让人可怕。他自己不知不觉，认为自己说得好写得好，感觉神采飞扬，可殊不知读者早就“晕菜”和“崩溃”了。
开会听人讲话，是被动地接受，可以装听，当耳旁风。听大家聊天，有人听也有人不听，可以置若罔闻，但写作与读书不行，是有选择性的。每次到书店淘书，我都感到茫然和惶惑，书架上那一排排的书，如同一个个站着的人，都有一肚子话想对我说，但那得看我想听哪一位的。我翻开一本书，这才允许这本书对我说话，但它说的是什么，我要看几行等它说那么几句，才决定是不是把这本书买来带回家让它继续对我说，所以写作者是被读者在选择着，而选择的淘汰率又很高，这显然有点悲哀，写不好不受欢迎不适合人家的口味，人家是不屑的，白送了还嫌占人家书架上那有限的空间。所以，有人跟我要我写的书，我从来不愿意给，怕占人家的地方，非缠着要，我必须声明：“不要看，浪费时间，只作个留念。”
说什么样的话让别人愿意听，写出什么样的东西读者愿意看？把这件事办好并不容易，因为无论写作还是说话，都是与人沟通，可人与人沟通起来是很困难的，十有八个不“对调”。正因为如此写作才有了意义才有了魅力才具有了挑战性，才有了不断提高说话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写作水平的动力。有的故事复杂而曲折，这里杀人那里放火，这里抢劫那里强奸，但写得没意思，新闻里有了，我不想听也不想看了。有的无病呻吟，一点儿事弄得复杂又复杂，自己陶醉得死去活来甚至泣涕涟涟，但别人看得酸酸的木木的并不动容。有的故事并不大，但说得千回百转，韵味无穷，句子里有意思，有意味，让人看了上句想看下句，还回味无穷。所以，说话和文章想叫人喜欢，并不在于事件的轰轰烈烈，而在于你与他人的情感是不是“对接”，如同《一句顶一万句》里描述的，人与人说得来，就能成为朋友，能写到人的心里去，作家就是读者的朋友。
小说如同说话，也是一种姿态。最好不要高高在上，不要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比别人聪明，比别人智商高。要说真话，叙真言，讲真情，像巴金说的：“把心交给读者。”就是俗话说的要“掏心窝子”。我们平时接触人，之后总要对人有个评价，说谁人不错或者说谁人不强，其实就是从说话开始留下印象的，那家伙光“吹牛”“说大话”，一点儿“不靠谱”，不真诚，以后少接触少打交道。写作亦如此，不要骗人或者故作高深，其实人和人的智商低不了多少，不要耍小聪明，读者能一眼看透。
写作如同说话，也要讲究方式。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不是“耍滑头”，也不是“虚伪”和“市侩”。在商言商，见了秃子不说亮。面对改革开放，面对国家的建设成就，面对祖国日新月异的进步，或者进一步说，说说“国家大事”或者倡导写写“主旋律”，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就是为政治服务了吗？再说，文艺或者文学为政治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并没有错。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说的话办的事就是这个时代的政治，恐怕是没有“服务”好，或者不会“服务”吧？写作的类型化，可能就是写作方式的主要体现。一批一批的作家和作品，诸如写少儿，写历史，写科幻，写“官场”，写“底层”，写“亲情”等等，大概就是这样出来的。人家就照着这个领域里“掘”或者朝这一“行”里钻，如同见到收废品的，你要問他旧报纸多少钱一斤，他说六毛，你就说别人收的七毛，于是他会和你戗戗不可能或者原来是这个价现在不是了如何如何，如果跟他说别的，既没有意义他也听不懂。写作者创作出的作品，是让谁看想得到什么人喜欢，有何意义，也许是有“预谋”的。
写作如同说话，也有方法。一样是老师，教同样的课程，但有的老师很受学生欢迎，有的则不然，为什么？原因是教学方法上的差异。在写作上，这叫技巧，是有章法的，经过严格或者说长期训练和培训也是“管事”的，所谓多写，熟能成巧，就是这个意思。说话和写作有天赋吗？应该有，结巴和哑巴肯定不便与人交流，文字或者文学造诣差的，也许心里有话并不能准确无误并且很艺术地表现出来。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写作也是这样。微言大义是格言，是警句，是诗歌，一两句话有时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小情绪小感悟写成小品、散文和随笔。展示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人生，那要拉开架式多少天多少年地滔滔不绝有时还会意犹未尽，这是长篇，搬到屏幕上，叫电视连续剧，在广播里，叫评书，能读，能看，能听。 简单一点儿说，这就是写作，与说话的关系十分重大。
二、小说应该令人感动
什么是好小说，受读者喜爱的小说是什么标准？多年来，研究小说的“主义”挺多，有的写小说的和很多读者不是很明白，某些写小说的为了“炒作”自己“迎合”评论界，也在“标榜”自己写的是什么什么小说，或者有意识改变自己的写作走那条在表面看来是“创新”的路子。其实，说一千道一万，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鉴别一篇小说的优劣，基本上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它是不是令人感动，其最初与什么“写作”什么“主义”无关。《欧涅妮·葛朗台》《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的写作，绝没有想到自己的小说被后人冠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他们小说的生命力，是作品里塑造出了葛朗台、卡西莫多和艾思美拉达还有于连这种划时代的人物让我们难以忘怀、深深感动。乔伊斯的“意识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川端康成的“新感觉”等等，都是在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自己的独特生活感悟中引发出的艺术倾诉，因而让我们感动：思想上的感动或艺术上的感动！与“流派”和“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提起赵树理的“山药蛋”，有些人不屑一顾;时不时地，还有人对浩然说三道四;近年来，还有讥讽和谩骂鲁迅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扪心自问，在那个时代，人们实在是被他们的小说感动过，感动过整整幾代人啊。我们写出那样的小说了吗？没有，有些小说作者自以为上了几年学，读过几本书，就不断洋洋自得地标榜自己是“知识分子写作”“贵族写作”。身为“贵族”的曹雪芹假如不是破落，很可能写不出《红楼梦》，那些写出令人感动的小说作家，学历几乎都不高，甚至没读过全日制大学。比如铁凝、梁晓声、王朔、莫言等，但他（她）们的小说真的使我们一遍遍感动过。对于小说，我固执地这样认为：一篇（部）小说写得是否好，要看作者创作的故事和人物是不是感动人，《哦，香雪》《永远有多远》《大浴女》里不同命运的女性令人感动;《今夜有暴风雨》《年轮》里的知青和知青们进城后的命运令人感动;《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里的人物遭际及父子关系令人感动;“红高粱”系列小说里的家族故事令人感动。1993年，当我在北京当面向刘震云请教他怎样才能写出好小说时，他说，找自己最感动、经历中最难忘的故事写，你自己认为感动，也才有可能感动别人，此后，我一直按刘震云说的这样坚持写作，也按这个“标准”去读小说。至今揣摩起来，这“说法”依然熠熠生辉。刘震云的《新兵连》《塔铺》《单位》是感动着写的;贾平凹“商州”系列里的淳朴民风乡俗、《浮躁》里的天狗和小水，最先感动了贾平凹;王蒙的“季节”四部曲，是被自己的经历感动着;刘心武的《班主任》，路遥的《人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平的《抉择》，都是激动人心的小说。如今的小说，没有必要给它附加更多的东西，小说就是小说，是让人看的，读的，而且看后读后使人感动，有点琢磨头，久久不能忘怀，这就足够了，别再给我们说别的。但是，现在的小说写作，似乎不给我们说这个了，写作者在下笔时也不琢磨这个了，净琢磨是“什么样”的写作、“什么代”写作，编辑怎么看评论家怎么看，而不思量思量能不能感动读者大众。小说里什么花样都有，就是心灵与情感缺席，不能让人与之同喜同悲共鸣之。也许，小说让人感动的道理太简单了，说这个可能是没有文化。也许，这也是人们普遍议论的如今没什么好小说可看的症结之一。
只有感动我们的人物和故事，才会激发我们的写作欲望和激情。我通过深入生活并长期赴基层挂职，才写出了长篇小说《陋乡苍黄》《黄土青天》《县长门》以及改编电视剧《啊，父老乡亲》。
三、小说的三种辩证关系
1.内容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有什么样的内容，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就像量布用尺，裁衣用剪，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是比较好的小说。但是，在很多时候或者说在一般情况下，两者是不能携手共舞的，因为内容是既定的具体的，形式是无形的抽象的，双方结合在一起出现的小说，就宛若一个活人，我们只能看见他的外貌而难以了解他的内心。于是就出现了对一部小说艺术评价上的人云亦云，内容好，主题好，可形式不好，结构不好，或反之。其实，这也就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相和谐的问题。对于思想性（内容），或许还有一些是非标准，比如新颖与陈旧，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反动，崇高与萎靡，但艺术性（形式）却难以界定了。谁敢说这样的内容用这样的形式来反映是最佳方案吗？这就像有一公升水，我们必须倒进杯子里，而盛在碗里不行吗？或许，小说的命题有很多是永恒的，比如爱情、亲情，并没有太多太多的选择，而形式却是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所以才有了对同一题材作品的重写与改编，许多个版本居然各有千秋。形式可以篡改内容，修饰内容甚至颠覆内容，可以酝酿出本来没有的艺术维度和阅读效果。有时内容决定形式，有时形式也能决定内容。因此，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分辨出内容与形式哪个更为重要，而两者结合得是否无懈可击了，更没有什么标准可言。
2.故事重要还是语言重要
在小说中，故事是材料，语言是工具，将材料装载到什么样的工具上运到最佳的位置，恐怕是小说作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没有故事，语言无的放矢，框不住或者说不能依作者的意志排列出中国汉字那狂放不羁的乱码。故事是一粒鸟卵，语言是一个窝巢，窝巢里必须放进去鸟卵，经过一番语言的孵化，才能使故事放飞。然而，故事跟语言比起来，有时又是不重要的，小说可以没有故事，但不能没有语言，语言可以营造故事，可以把没故事变成有故事。“一个人死了”是不是故事？没有小说语言的人会说没有故事，反之会演绎出无穷无尽的故事。在这里，故事（材料）无足轻重，语言（工具）顶天立地。因此，语言不过关、不到位的作者，最好不要写小说，弄不好会把故事写得没了故事，会把真故事写假了。于是，有时就恍惚，没有故事，居然也可以写好小说，可小说没有故事，还是小说吗？或许，故事和语言都是重要的，或者说其中之一是重要的，前提是，语言必须有驾驭故事的基本能力。
3.生活重要还是想象重要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应该是一句真理，任何小说作者都不会有什么疑义。很多名著和名作家，都佐证着小说创作的这一基本原则。在那个年代，当然也包括现在，只要老老实实将自己经历过的体验过的生活再经过反刍写出来，就可以成为作家，作品也可以成为名著。可以说，是生活成全了作家和作品。在这里，没有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没有生活。更进一步说，这里再现了毛茸茸的火热的生活，强调真实和事物原本的样子。写作者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深入生活攫取创作素材。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小说的任务好像不只是再现描摹生活原本的样子，况且也不可能这样，因为小说不是照相机或录音机，无法还原生活。所以，生活对于小说，有时显得并没那么重要了。作者可以凭借资料或者新闻报道甚至道听途说，再凭借天资才华和非凡的想象力写出非常优秀的小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狼说话、狗似人、荒诞、幻觉，大千世界纵横几千年，非世间景况想象无穷，比现实更现实，假的比真的还真。事实也证明，距离产生美，历史小说写得最好的，往往不是历史学家，写工人、农民的优秀作品，其作者恰恰没有生活在他们中间。现在，读者说我们有的作家年纪轻轻就老了，小说里什么都有，就是想象力缺乏。也许，想象力比生活更重要吗？
贾兴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郭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