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电影《1921》的热映，让李达与王会悟的神仙爱情频频被刷上热搜。他们一个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代理论巨匠，心怀理想主义，更兼意气风发;一个被誉为“中共一大温柔卫士”，功绩卓然，繁花看遍，却从容淡定。电影中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人，他与她在阳台上谈心，他说：“偌大的一个国家，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旁边的她，凝神听着，早已泪流满面，轻声安慰：“已经开始在改变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带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又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

没有路，那就闯出一条来

　　 1898年7月8日，王会悟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她的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在镇上办私塾，思想开明;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
　　 王会悟不但没有裹小脚，6岁的时候，还被父亲安排到自家的私塾里和男学生一起读书。她聪慧热情，进步很快。然而，美好的生活在她13岁那年，随着父亲的突然离世，戛然而止。
　　 16岁的哥哥辍学，肩负起养活全家的重任;10岁的大妹妹做了童养媳;8岁的小妹被送到了舅父家寄养——王会悟除了嫁人，似乎别无选择。但王会悟暗暗发誓：没有路，那就闯出一条路来！
　　 几个月后，13岁的王会悟接过了父亲的教鞭，成了一名“小先生”。不久，她租了本镇定阁寺的一座殿堂，独自办起了该县第一所女子小学。她鼓励女学生剪辫子，反对童养媳和女子缠足，还特意教女孩们刺绣。
　　 有一次，她发现一个小姑娘双脚裹得紧紧的，便动员她把脚放开。小姑娘为难地说：“那样将来会没人要的。”王会悟听完笑了：“社会在进步，你裹了小脚后，才没人要呢。”因为进步开明，她的学生很快增至百人左右。乡亲们啧啧称赞：“小王先生办的不比老王先生差。”
　　 后来，因保守乡绅的破坏，女子学校不得不关闭。这段经历给了王会悟深刻的启发，她意识到，只有离开这个被封建思想禁锢的小镇，才有改变自己的机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1918年，王会悟考入湖州湖郡女塾读英语，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学校里，她接触了《新青年》等很多进步书刊。一天，她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提笔给陈独秀写了封信。
　　 陈独秀看了信很高兴，回信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影响到教会学校了。”直夸她“胆子大”。他勉励王会悟多学多思，做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新时代新女性。这让王会悟备受鼓舞。
　　 五四运动后，王会悟来上海，经表外甥茅盾介绍，给辛亥革命元老徐宗汉当秘书。工作中，她结识了李达。那时李达正忙着出版《共产党》月刊，王会悟帮忙校对。
　　 王会悟曾读到过一篇叫作《妇女解放論》的文章，文中的观点给了她很大启发，女性要反对封建传统的包办婚姻，即使真要嫁人，也必定要嫁给所爱之人。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恰是署名“鹤鸣”的李达。而立之年的李达，人如其文，学识渊博，风度翩翩，让王会悟钦佩不已;王会悟柔美而坚韧，端庄大方，对革命的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也让李达眼前一亮。
　　 他们因工作结识，因共同的理想靠近。1920年下半年，由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操办，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李、王二人结成了革命伉俪。
　　 他们以革命为媒，因革命结缘。那时的王会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因为李达，她会成为“中共一大”的“红娘”。
　　

爱情与理想融为一处

　　 婚后，李达、王会悟夫妻没有沉迷于两人世界，而是立即满怀热情投身于筹备建党事务之中。李达日夜为《新青年》的采编操劳，王会悟承担了全部家务，她不但照顾李达的生活起居，还要帮助他校对、誊抄文稿。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来了马林、尼克尔斯基，筹备党的“一大”。陈独秀委托李达负责具体工作。当时的上海到处是巡捕房的军警和暗探，会议代表的住宿问题、会址问题、安全问题，都摆到了李达的面前。李达想到了胆大心细的妻子。
　　 王会悟找到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下了学校的二楼，作为代表们的驻地，又买来芦席铺上，当作床铺。王会悟经过周密的考量，将会议地点选在距离学校不远的一大代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里——法租界望志路106号。
　　 一切顺利。7月下旬，出席人员到齐后，王会悟到楼下搬了一张椅子，拿了一把蒲扇，坐在门口“乘凉”。
　　 7月30日，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一个身穿蓝袍黑褂的人，贼头贼脑地朝会场走来，边走还边往两边探望。王会悟觉得事有蹊跷，立即上楼，将情况汇报给了组织。得知消息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文件撤离。
　　 代表们离去不久，法国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包围和搜查了房子。幸亏疏散及时，未受任何损失。李达和代表们纷纷对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
　　

　　会议被迫中断。到哪里去开会，难住了各位代表。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这时，王会悟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她环视一下大家，笑着说：“我有一个主意。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不像杭州那样惹人注目，且风景秀丽，我们可以租一艘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
　　 李达第一个赞同：“官僚、密探一般不会去那里，在那儿开会比较安全。”各位代表也纷纷点头。新会址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王会悟协助会议代表分批坐火车到嘉兴。在南湖边，王会悟租了一艘中号的单夹弄中型画舫，又订了一桌酒菜。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与会的全体代表，来到了嘉兴南湖公园，登上画舫，驶入湖中。
　　 中午11点左右，南湖会议正式开始。王会悟忽然走进船舱，将一副麻将牌“哗啦啦”倾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立时明白了她的意思，笑了起来。为了确保会议安全，王会悟扮成了一个俏丽的歌女，坐在船头。有船划近，她就用纸折扇敲船板，提醒代表警惕。这时，船舱里就会立即传出“噼啪”作响的搓麻将声，以掩人耳目。
　　 会议开了7个小时左右，下午6时完成了全部议程。隔着窄窄的船板，她听到代表们低声齐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解放万岁！”一颗心终于踏实下来。
　　 这是他交代的任务，她不辱使命。当爱情与理想融为一处，付出的人，内心一定充满幸福。更何况，这份付出还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希望。
　　

她的温柔大气，做了他最好的补充

　　 “一大”后，李达成为党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专家，而王会悟也不甘落后，她创办了我党最早的妇女刊物《妇女声》，以及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在党内，她没有任何职务，可她所有的工作都和他、和党分不开。
　　 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这次的地点在李达家里，王会悟抱着刚出生的大女儿李心田在门口放哨。
　　 孩子的名字是李达取的。他对王会悟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共青团员，我俩和孩子要同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同甘共苦，心里装着大众生死，女儿就叫‘心田’吧！”心田小名叫“点儿”——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能无限延伸，代表为民族、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止。
　　 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也是二人革命理想心之所向。
　　 不久，在国共合作方式上，因与陈独秀产生分歧，李达愤而离开。
　　 王会悟发现李达身上有浓重的书生气，更适合从事理论研究，于是劝他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她相信，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丈夫都是永远的共产主义信徒，会始终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末，李达应毛泽东之邀请，举家回到长沙，协助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王会悟任英语教师。他们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出生时，心灵手巧的王会悟还亲手剪裁了小孩穿的衣服。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李达一家人潜回上海。此时的王会悟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在危险而艰苦的环境里，李达的胃病和眼疾越来越严重。王会悟不仅独自挑起照顾一家5口的重担，还承担对3个子女进行启蒙教育的责任。为了躲避巡捕搜查，王会悟甚至带着孩子们在上海大世界里待了整整一夜。
　　 1931年，李达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5月的某天，他在讲台上遭到特务暴徒的毒打，右臂骨和右锁骨都被打断，住院治疗将近两个月。不久后，学校辞退了他。
　　 王会悟顶着重重压力，精心照料李达。伤后，李达的右手不灵活，王会悟就拿一根竹竿，每天陪他撑竹竿，鼓励他：“只要坚持锻炼，持之以恒，你肯定会恢复得跟以前一样，还可以继续写书，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真理。”
　　 他有他的风骨和坚持，她用她的温柔大气，做了他最好的补充。为了支持丈夫继续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王会悟化名“王啸鸥”，在上海注册了一家笔耕堂书店，秘密出版李达编译和撰写的哲学著作。她协助李达出版《社会学大纲》，并将这本书送给了在延安的毛泽东。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会悟与李达流离失散多年。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她独自带着儿女们艰难度日。战乱中，年仅16岁的大女儿李心田患上结核性脑膜炎，不治身亡。“点儿”的离去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她写下一首《哭点儿》：“点儿呀，妈怀念你。点儿，妈为你留下的3个广柑，霉了，烂了，还不见你回来。妈等待你回来，默默地向着嘉陵江等待你回来！”……
　　 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1949年，李达夫妇分别来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对患难夫妻得以重逢。
　　 何其有幸，他们等到了这一天;何其有幸，他们看到了这一天。经中共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会悟这位奔波半生的“一大红娘”，终于回了“娘家”。李达继续从事教研工作。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不久即离职休养。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他们顺水而来，随风而去，留给后人一双淡淡的背影，融入了历史的烟雨。百年之后，人们不会忘记，嘉兴南湖的画舫上，那船中的执光少年与船头的撑伞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