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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说：“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经历的受威胁和流放的环境。同时，我还想把这种表达推广到总的生存概念上。”柳鸣九对加缪的评价是：“把关注的眼光投向超出肉体与生理痛苦之外的精神人格痛苦。”正如诺贝尔给加缪的颁奖词：“他由一种真诚的道德感所激励，将整个人生奉献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之探讨。”《鼠疫》正是一部高度关注人的存在与人性的作品。
一、荒诞的世界阿赫兰
（一）阿赫兰本身
“应当承认，这座城市本身很丑陋。”这是书中对故事发生地阿赫兰的描述。阿赫兰这座城市平庸又没有活力，但人们仍然在这里生活，鼠疫的到来甚至让他们必须在这里生活。在鼠疫到来之前，并没有人反抗，所有人都安于现状，仅凭惯性行尸走肉一般地生活。而在鼠疫来临之后，人们才开始反抗，开始真诚地对待过去的生活，开始审视自己，审视这座城市。这就犹如舞台剧上演，所有人沉醉其中，身临其境，直到幕布的一角被拉开，肮脏的后台世界暴露在观众眼前，于是荒诞的世界被人们一览无余。
（二）女性角色的缺失
在《鼠疫》中，女性角色似乎集体缺失，所占比重甚少，除了里厄的母亲，其他女性无一例外都置身于阿赫兰之外。里厄的妻子在封城前因疾病到外地去疗养，封城使他们天各一方，妻子还未等到解禁就客死他乡。处于热恋中的记者朗贝尔因采访任务来到阿赫兰，却意外地被鼠疫困在了城里，使尽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城与情人团聚。但在作品中，他的情人并未出现，加缪只是用了大量的笔墨描述朗贝尔的相思之苦。小人物格朗的妻子早已离他而去，但他在追忆早年与妻子共同生活的时光时，他仍会黯然神伤，里厄从格朗的哭泣中深深体会到：“这个无爱的世界犹如一个死亡的世界。”
女性代表着温情、爱与和平，缺少了女性的存在，营造出的世界就缺少了生机和活力。《鼠疫》中的阿赫兰正因为女性角色的缺失，更增加了一种无力感、绝望感与荒诞感。
（三）鼠疫及其象征
鼠疫使阿赫兰成为一座灾难之城。它的出现仿佛是一种对生命的否定，让人的死亡变得轻而易举。鼠疫更是所有活着的人的困境，它将所有人流放，流放在阿赫兰，流放在无边无际的等待和不安之中，让所有人的自由都被切割。
学者普遍认为，鼠疫象征着法西斯势力。引发加缪创作《鼠疫》的是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全欧逞凶肆虐的严酷现实。由此可以推断，鼠疫狂袭、人群大批死亡的阿赫兰城，正是纳粹阴影下欧洲的真实写照，阿赫兰城的人们在面临毁灭的危机中奋起与鼠疫齐心协力作斗争，则是1940年国际民主阵营与法国抵抗力量全力抗击法西斯奴役的生动反映，最后阿赫兰城的人们战胜了鼠疫，昭示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如果说鼠疫法西斯的象征意义是狭义的话，小说借塔鲁将鼠疫的象征意义上升到人性层面，它象征着所有的广义的恶，或者是由人类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罪恶。因此，“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意志力，“尽量不要往别人的脸上呼气”。只有那些精神高度集中的人，才会不让自己把心中的“鼠疫”释放出来。
通过这些，鼠疫的象征意义上升到了哲学层次——鼠疫荒诞而不可避免。正如它所带来的死亡一样，它已经向人们明确了终点或是失败；正如西西弗斯神话中注定滚落的巨石，周而复始，毫无意义，但却坚持不懈，永不停歇。罹患鼠疫的阿赫兰俨然成了一个荒诞的世界，但加缪令人感动的地方在于，他承认并且接受世界的荒诞安排，而且借小说中的许多人物，用一种几乎朴实的思想来应对这样的荒诞——我们仍然要抗争，即使不会有胜利的那一天。
二、人性之光在主要人物身上的体现
（一）“局内人”里厄
里厄站在和鼠疫坚持斗争的人的角度，记录下了这个故事。他冷静而又客观，“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他从不对所谓高尚的行为有过多的赞美，他深知“如果对高尚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他尽管看透了——“鼠疫，就是生活”，却没有像默尔索那样对怀抱着一种“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分别”的态度，而是不遗余力地尽着医生的职责。
里厄是一个正视现实、不抱幻想，也不相信上帝的人，他只相信行动。同时，里厄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光辉，绝不仅仅是勇敢面对灾难。他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丈夫，但为了集体的利益，他选择将重心放在做一名医生之上。里厄的无私奉献与积极抗争让他成为鼠疫的“局内人”，并且感染了身边的人——朗贝尔，他在里厄的感召下，也决定投身于抗争之中。可以说，里厄完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对人类生命的拯救，代表了人类的一种塑造“人”本身价值的精神力量，以及用行动进行反抗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二）转变的朗贝尔
朗贝尔是被抛在阿赫兰的。他是个外地人，不属于阿赫兰，却因为鼠疫的突然爆发被困在阿赫兰。他也曾经因为远方的情人一心想要逃离阿赫兰，却在逃离的过程中受到里厄和塔鲁的影响，在即将要成功逃离的时刻决定留下，他说：“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就是这城里的人了”。
罹患鼠疫的阿赫兰象征着这个世界；朗贝尔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无论情愿与否都被抛在了这个世界上；朗贝尔一心想要回去的、有着他可爱情人的故乡，象征着寄托精神的上帝。从加缪的荒诞哲理概括的人的三种态度来说，朗贝尔若是逃离阿赫兰回到了他的城市，那么就相当于逃避了这个世界，逃避了荒诞，类似于到了善男信女们企望的来世与彼岸，这是自我理性的窒息与自残，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杀。然而，朗贝尔最终选择留下，选择努力抗争，并没有屈服于享乐原则的本我，也没有局限于现实原则的自我，而是不断地接近超我的层次。他在承担起一个社会人的责任的同时，也确立了他个人在灾难面前、在荒诞面前的独立存在。
此外，朗贝尔身上还被赋予了另一层意义——从个体走向集体。他首先完成了对他个体价值的拯救，并最终与里厄医生一起，去实现对他人生命的拯救。这也是加缪表现出的在人与他人或世界的关系之中的生存与发展态度。
（三）“永远站在鸡蛋那边”的塔鲁
在尼采“上帝已死”的振臂高呼下，加缪借塔鲁这一人物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样可以成为圣人？”
塔鲁通过法官父亲的审判，明白“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别人的死亡”，如果把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恶行都笼统地概括为“鼠疫”，那么就是“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別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若不想把疾病传染给他人，那就需要持续性地把意志作用于健康、廉正与纯洁上，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塔鲁希望自己做一个无辜的凶手，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一边，以期达到“真正的医生”这种境界。村上春树在他的获奖词中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塔鲁和他有相同之处，只是村上春树面对的“高墙”是冷酷的体制，而塔鲁的“高墙”则是世人毫不自知的、杀人的道德观，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站在人性本身的角度，关怀着人类的存在。
塔鲁虽然最后身患鼠疫离开人世，但他收获了所追求的安宁。他“永远站在受害人这一边”的选择与行为是对人性或者是整个人类社会在“鼠疫”之中的一种拯救。加缪一定也得到了他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至高无上的；人是第一位的，世界才是第二位的；神在人面前是失色的。
三、结语
《鼠疫》中人物各自的态度、行为都在表现一个主题：瘟疫之下，人们束手无策，但仍然有选择是否反抗到底的自由。加缪在《鼠疫》中也力图证明人类对自身的拯救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他以绝对的道德敏感，在世界和人类、荒诞和反抗这样的二元关系中，站在后者的角度表达了他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他告诉我们，即使世界是荒诞的，但他对人类是自信的，人性将永恒地散发着光芒。
（南京师范大学）
一、荒诞的世界阿赫兰
（一）阿赫兰本身
“应当承认，这座城市本身很丑陋。”这是书中对故事发生地阿赫兰的描述。阿赫兰这座城市平庸又没有活力，但人们仍然在这里生活，鼠疫的到来甚至让他们必须在这里生活。在鼠疫到来之前，并没有人反抗，所有人都安于现状，仅凭惯性行尸走肉一般地生活。而在鼠疫来临之后，人们才开始反抗，开始真诚地对待过去的生活，开始审视自己，审视这座城市。这就犹如舞台剧上演，所有人沉醉其中，身临其境，直到幕布的一角被拉开，肮脏的后台世界暴露在观众眼前，于是荒诞的世界被人们一览无余。
（二）女性角色的缺失
在《鼠疫》中，女性角色似乎集体缺失，所占比重甚少，除了里厄的母亲，其他女性无一例外都置身于阿赫兰之外。里厄的妻子在封城前因疾病到外地去疗养，封城使他们天各一方，妻子还未等到解禁就客死他乡。处于热恋中的记者朗贝尔因采访任务来到阿赫兰，却意外地被鼠疫困在了城里，使尽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城与情人团聚。但在作品中，他的情人并未出现，加缪只是用了大量的笔墨描述朗贝尔的相思之苦。小人物格朗的妻子早已离他而去，但他在追忆早年与妻子共同生活的时光时，他仍会黯然神伤，里厄从格朗的哭泣中深深体会到：“这个无爱的世界犹如一个死亡的世界。”
女性代表着温情、爱与和平，缺少了女性的存在，营造出的世界就缺少了生机和活力。《鼠疫》中的阿赫兰正因为女性角色的缺失，更增加了一种无力感、绝望感与荒诞感。
（三）鼠疫及其象征
鼠疫使阿赫兰成为一座灾难之城。它的出现仿佛是一种对生命的否定，让人的死亡变得轻而易举。鼠疫更是所有活着的人的困境，它将所有人流放，流放在阿赫兰，流放在无边无际的等待和不安之中，让所有人的自由都被切割。
学者普遍认为，鼠疫象征着法西斯势力。引发加缪创作《鼠疫》的是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全欧逞凶肆虐的严酷现实。由此可以推断，鼠疫狂袭、人群大批死亡的阿赫兰城，正是纳粹阴影下欧洲的真实写照，阿赫兰城的人们在面临毁灭的危机中奋起与鼠疫齐心协力作斗争，则是1940年国际民主阵营与法国抵抗力量全力抗击法西斯奴役的生动反映，最后阿赫兰城的人们战胜了鼠疫，昭示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如果说鼠疫法西斯的象征意义是狭义的话，小说借塔鲁将鼠疫的象征意义上升到人性层面，它象征着所有的广义的恶，或者是由人类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罪恶。因此，“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意志力，“尽量不要往别人的脸上呼气”。只有那些精神高度集中的人，才会不让自己把心中的“鼠疫”释放出来。
通过这些，鼠疫的象征意义上升到了哲学层次——鼠疫荒诞而不可避免。正如它所带来的死亡一样，它已经向人们明确了终点或是失败；正如西西弗斯神话中注定滚落的巨石，周而复始，毫无意义，但却坚持不懈，永不停歇。罹患鼠疫的阿赫兰俨然成了一个荒诞的世界，但加缪令人感动的地方在于，他承认并且接受世界的荒诞安排，而且借小说中的许多人物，用一种几乎朴实的思想来应对这样的荒诞——我们仍然要抗争，即使不会有胜利的那一天。
二、人性之光在主要人物身上的体现
（一）“局内人”里厄
里厄站在和鼠疫坚持斗争的人的角度，记录下了这个故事。他冷静而又客观，“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他从不对所谓高尚的行为有过多的赞美，他深知“如果对高尚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他尽管看透了——“鼠疫，就是生活”，却没有像默尔索那样对怀抱着一种“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分别”的态度，而是不遗余力地尽着医生的职责。
里厄是一个正视现实、不抱幻想，也不相信上帝的人，他只相信行动。同时，里厄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光辉，绝不仅仅是勇敢面对灾难。他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丈夫，但为了集体的利益，他选择将重心放在做一名医生之上。里厄的无私奉献与积极抗争让他成为鼠疫的“局内人”，并且感染了身边的人——朗贝尔，他在里厄的感召下，也决定投身于抗争之中。可以说，里厄完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对人类生命的拯救，代表了人类的一种塑造“人”本身价值的精神力量，以及用行动进行反抗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二）转变的朗贝尔
朗贝尔是被抛在阿赫兰的。他是个外地人，不属于阿赫兰，却因为鼠疫的突然爆发被困在阿赫兰。他也曾经因为远方的情人一心想要逃离阿赫兰，却在逃离的过程中受到里厄和塔鲁的影响，在即将要成功逃离的时刻决定留下，他说：“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就是这城里的人了”。
罹患鼠疫的阿赫兰象征着这个世界；朗贝尔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无论情愿与否都被抛在了这个世界上；朗贝尔一心想要回去的、有着他可爱情人的故乡，象征着寄托精神的上帝。从加缪的荒诞哲理概括的人的三种态度来说，朗贝尔若是逃离阿赫兰回到了他的城市，那么就相当于逃避了这个世界，逃避了荒诞，类似于到了善男信女们企望的来世与彼岸，这是自我理性的窒息与自残，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杀。然而，朗贝尔最终选择留下，选择努力抗争，并没有屈服于享乐原则的本我，也没有局限于现实原则的自我，而是不断地接近超我的层次。他在承担起一个社会人的责任的同时，也确立了他个人在灾难面前、在荒诞面前的独立存在。
此外，朗贝尔身上还被赋予了另一层意义——从个体走向集体。他首先完成了对他个体价值的拯救，并最终与里厄医生一起，去实现对他人生命的拯救。这也是加缪表现出的在人与他人或世界的关系之中的生存与发展态度。
（三）“永远站在鸡蛋那边”的塔鲁
在尼采“上帝已死”的振臂高呼下，加缪借塔鲁这一人物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样可以成为圣人？”
塔鲁通过法官父亲的审判，明白“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别人的死亡”，如果把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恶行都笼统地概括为“鼠疫”，那么就是“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別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若不想把疾病传染给他人，那就需要持续性地把意志作用于健康、廉正与纯洁上，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塔鲁希望自己做一个无辜的凶手，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一边，以期达到“真正的医生”这种境界。村上春树在他的获奖词中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塔鲁和他有相同之处，只是村上春树面对的“高墙”是冷酷的体制，而塔鲁的“高墙”则是世人毫不自知的、杀人的道德观，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站在人性本身的角度，关怀着人类的存在。
塔鲁虽然最后身患鼠疫离开人世，但他收获了所追求的安宁。他“永远站在受害人这一边”的选择与行为是对人性或者是整个人类社会在“鼠疫”之中的一种拯救。加缪一定也得到了他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至高无上的；人是第一位的，世界才是第二位的；神在人面前是失色的。
三、结语
《鼠疫》中人物各自的态度、行为都在表现一个主题：瘟疫之下，人们束手无策，但仍然有选择是否反抗到底的自由。加缪在《鼠疫》中也力图证明人类对自身的拯救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他以绝对的道德敏感，在世界和人类、荒诞和反抗这样的二元关系中，站在后者的角度表达了他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他告诉我们，即使世界是荒诞的，但他对人类是自信的，人性将永恒地散发着光芒。
（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