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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建国后，由于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使得“逃离土地”“到城里去”成为乡村人的普遍梦想，而乡村女性作为进城大军的一部分，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作为书写“进城乡村女性”的重要作家之一，刘庆邦从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两个层面，关注进城女性的双重焦虑，藉此反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关键词：刘庆邦 乡村女性 身份认同 性别焦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的迁徙已成定势，而为数众多的农村女性引人注目。迁徙本身就意味着生活稳定感、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匮乏，但对女性而言，她们不仅要承受地缘身份的丧失带来的漂泊感，还承受着女性身份的被漠视、人的身份的被有意否认等痛楚。她们处于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双重边缘地位，这自然引起了作家的广泛关注。以刻画女性形象见长的刘庆邦，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关注进城乡村女性的生存境遇，写出她们作为“乡下人”和“女性”的双重悲剧。
一.“到城里去”：乡村女性进城的艰难之旅
“到城里去”，作为当代中国农民普遍的向往，由此应运而生的“城乡迁徙主题”成为作家书写的重要对象。以矿工题材而享誉文坛的刘庆邦，也将关注的目光集中于进城的农民，特别是乡村女性。在他的笔下，城市并非“做人的空间”，乡村女性也并非“出走的娜拉”，城市反而是因城乡壁垒在中国农民灵魂深处的“海市蜃楼”和罪恶的渊薮，在城市深处丢失自我的乡村女性，渴望在乡村、乡土文化中洗礼得以重生。
文明的差异自然是“到城里去”的深层文化动因，但对中国的农民而言，其直接的驱动力还是“城乡差异”。若说男人可以通过招工、参军、考大学等方式获得“非农户口”，而对重男轻女普遍存在的农村来讲，女人的进城就更为艰难。于是，成为“工人家属”所带来的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身份转变，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诸多乡村女性的向往。
在劉庆邦的笔下，有许多走进矿区的工人家属，如《白煤》中的想，《月光依旧》中的叶新荣，《家属房》中的小艾、《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等。在她们眼中，跟随丈夫来到矿区的生活是否有质的转变，是否真的过上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带有特权性质的城镇生活？显而易见，一切并非她们所想，生活与理想背道而驰，其艰难程度超出了她们的想象。在此，以《月光依旧》为例。叶新荣并不理解何谓“农转非”，“非”即“飞”的浅薄认知，使她对煤矿生活充满了无尽的遐想：住高楼大厦、穿锦衣玉食，生活优裕，身份尊贵。但意想不到的是，矿区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丈夫的工资常常拖欠，女儿的工作得不到落实，儿子上学无法安排，住房无法落实。生活的重压使叶新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迷茫与心理折磨。她不得不节衣缩食，拾煤炭，租种庄稼，勉强维持生活。但这是否就能打消她心中对城市的向往？不能！因为，经历过城乡差异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的中国农民，他们始终认为“农转非”不仅意味着从乡村到城市的位置上的转移，更意味着从农业户口到非农业户口的身份上的转变和一系列特权的获得。在计划经济时代，正是因为“农转非”的诱惑，矿区这种类似“城乡结合部”的独特环境才吸引了无数“进城无门”的乡村女性。她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追随丈夫来到矿区，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与其说，她们追求的是“进城”，还不如说是一个“城里人”的身份，一份在同乡人面前炫耀的资本，一个过上“好日子”的机会。
改革开放后，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再阻碍乡村女性进城的脚步，乡村女性的进城也由原先的求而不得转化为一种潮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乡村的贫困与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消解了乡村女性进城的启蒙意义，反而是“经济”成为第一性。《月子弯弯照九州》中的罗兰及其父母明知度假村挑选女儿的别有用心，最终还是不得不向生活低头，并一步步沦为罪犯；《家园何处》中的何香停曾经有过令人艳羡的童年生活，却因双亲离去，寄人篱下，几经挣扎不得不在嫂子的威逼利诱下走向城市；《兄妹》中的心虽有一颗澄澈的“心”，却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沦为妓女，又用自己的屈辱换取父母基本的生存条件等。贫寒的家境与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使得她们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城市。她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分担家庭的重压，却在城市这个大染缸里彻底埋葬了自己的青春。
此外，新世纪以来，刘庆邦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进入城市家庭生活空间的保姆，她们进城的方式逐渐多元化，并非单一为了改变自己及家人的命运而进城，但总体而言，她们始终未能超出“身份”（农村与女性）这一囹圄。
二.身份与性别的双重焦虑
对于漫长的身份转变与命运改变而言，“进城”只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的认同焦虑与性别焦虑才是乡村女性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考验。
城市虽光鲜亮丽，但对于进城的乡下人来说，她们栖身于流动空间如厂房、建筑工地、餐馆，及欲望场所如发廊、浴室等匿名性的空间。在刘庆邦这里，“进城=失身=堕落”。他将乡村视为未经世俗污染的桃花源，而将乡村女性视为“爱”与“美”的理想化身与传统文明的象征。一方面，她们满足了城市人的猎奇心理和审美想象，另一方面，她们也利用城里人的这种文化心理，藉此改变命运。
在刘庆邦的小说中，都会有一个男性“启蒙者”，他们直接以“观念的转变”等“现代话语”引诱乡村女性，使她们意识到身体的交换价值，进而“物化”和“异化”。在此，以《月子弯弯照九州》为例。罗兰本是一个淳朴善良的乡村女孩，却最终沦为一个罪犯。这期间有三个男性至关重要。始作俑者自然是“北京记者”，他用一百元的诱惑和“转变观念”等话语扰乱了罗兰的心，动摇了她坚守贫困美德的念头；第二个人，是度假村经理，他以威逼利诱的方式占有了罗兰，并再次以“观念的转换”开启了罗兰的罪恶史；第三个人，是罗兰接待的一个老板，带宝石钻戒、持大哥大，度假村经理也对其毕恭毕敬。此人以“观念形态化、物质化”进一步提升罗兰心中关于“转变观念”的懵懂想法。在这个过程中，罗兰一步步沦为风尘女子，眼神中的清澈见底荡然无存，她在北京记者心中的形象也轰然坍塌。这些“启蒙”无疑不引向乡村女性隐秘的身体，罗兰们的默然顺从与“故意误读”，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男人具有了抽象的意义，他们似乎意味着现代意识——比农村超前的现代意义，这种以身体的开放意义换取经济理性是否就意味着城市的接纳？答案不置可否。即便是业已进入城市家庭生活空间，成为城市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保姆，也很难被城市接纳。她们依然会成为“性欲望”的对象，和挤占、分享城市资源的外来者而被敌视，甚至是合力绞杀。 《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在面对“进城”幻梦破灭的结局之时，曾发出“城市是城里人的！”这一悲叹。但若回乡呢？乡村是否能安放她们的灵魂呢？答案是悲观的。既然，如许多的乡村女性进城负载的是改善生活的家族使命，她们就无法从根源上与残存的封建意识决裂，加上城乡婚姻转变身份可能性的渺茫，使得相当一部分乡村女性仍然会回到土地，遵从父母的意愿而回归传统女性的生活；另外，虽然人们会在经济层面接受堕落的乡村女性，却依然无法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接纳她们，这就使得她们遭受普通进城民工群体的“故乡不再”危机感之外，又多了一重“性别焦虑”。
对于农耕文明而言，城市往往是提供人的空间的场所，它里面有自由的空气，足以包容乡村女性。但城市是排外的，闯荡城市的乡村女孩，面对物质诱惑和生存困惑，她们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根源。女性作为被亵玩的对象本是女性主义所诟病甚至坚决反对的，但在底层文学这里却以集体展演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置于芸芸众生，她们是乡下女人，置于色情的場合，她们是被物化的性商品，每一个身份都带给她们无尽的焦虑。
三.刘庆邦笔下乡村女性进城书写的文化意蕴
“到城里去”，是刘庆邦小说的内核，他甚至认为“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进城和反进城的历史。”而农村女性一直是刘庆邦最为钟情的写作对象，他曾自语：“对于一个男性作家，谁都愿意把女性作为审美对象。写到女性，才容易动情，容易出彩，作品才好看。第二个原因，大概因为我少年丧父，是母亲和姐姐把我养大，供我上学。对她们的牺牲精神和无私的爱，我一直怀有愧疚和感恩的心情，一写到乡村女性，我的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寄托其中。”这两者结合起来，似乎可以解释刘庆邦为何专注于进城的乡村女性。但与其他作家相比，刘庆邦延续其一贯的审美理想，将乡村女性、乡村视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因此，他笔下的乡村女性虽然对城市有着近乎本能的向往，但囿于性别身份，她们的“进城”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进城前”与“进城后”都陷入命运的漩涡，自身的主体性基本上没有确立起来。
刘庆邦在书写女性的道德难题时，背后是以女性的身体空间腾挪、迁移来反思现代性。我们再次回到《家园何处》中刻意设置的新嫁娘出嫁前夜的恐惧心理场景，这实际上是对现代性恐惧心理的一个置换。“进城=失身”不是简单的叙事逻辑指向，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情绪，这里面既蕴含着乡土伦理的被解构，也意味着乡土对现代性的永恒警惕。这些乡村女性温顺、贤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纯净，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的文化表征。当我们看到乡村女性在城市的诱惑下深陷囹圄的时候，也就看到了乡村遭遇现代性时的危机与困境。“天真纯洁的外来者”受欲望的诱惑而走向堕落，即便没有堕落，也会成为潜在的堕落者。她们与城市男性一起对既定社会秩序和伦理法则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女性的身体叙事缓缓地驶入了现代性叙事的轨道，也将城市给乡村带来的伦理变迁提上了日程，更给城乡关系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参考文献
[1]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7）
[2]刘庆邦.红煤.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371）
[3]北乔.刘庆邦的女儿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94）
本论文系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新世纪乡土文学中的都市想象”（项目编号为201710304085X）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刘庆邦 乡村女性 身份认同 性别焦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的迁徙已成定势，而为数众多的农村女性引人注目。迁徙本身就意味着生活稳定感、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匮乏，但对女性而言，她们不仅要承受地缘身份的丧失带来的漂泊感，还承受着女性身份的被漠视、人的身份的被有意否认等痛楚。她们处于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双重边缘地位，这自然引起了作家的广泛关注。以刻画女性形象见长的刘庆邦，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关注进城乡村女性的生存境遇，写出她们作为“乡下人”和“女性”的双重悲剧。
一.“到城里去”：乡村女性进城的艰难之旅
“到城里去”，作为当代中国农民普遍的向往，由此应运而生的“城乡迁徙主题”成为作家书写的重要对象。以矿工题材而享誉文坛的刘庆邦，也将关注的目光集中于进城的农民，特别是乡村女性。在他的笔下，城市并非“做人的空间”，乡村女性也并非“出走的娜拉”，城市反而是因城乡壁垒在中国农民灵魂深处的“海市蜃楼”和罪恶的渊薮，在城市深处丢失自我的乡村女性，渴望在乡村、乡土文化中洗礼得以重生。
文明的差异自然是“到城里去”的深层文化动因，但对中国的农民而言，其直接的驱动力还是“城乡差异”。若说男人可以通过招工、参军、考大学等方式获得“非农户口”，而对重男轻女普遍存在的农村来讲，女人的进城就更为艰难。于是，成为“工人家属”所带来的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身份转变，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诸多乡村女性的向往。
在劉庆邦的笔下，有许多走进矿区的工人家属，如《白煤》中的想，《月光依旧》中的叶新荣，《家属房》中的小艾、《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等。在她们眼中，跟随丈夫来到矿区的生活是否有质的转变，是否真的过上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带有特权性质的城镇生活？显而易见，一切并非她们所想，生活与理想背道而驰，其艰难程度超出了她们的想象。在此，以《月光依旧》为例。叶新荣并不理解何谓“农转非”，“非”即“飞”的浅薄认知，使她对煤矿生活充满了无尽的遐想：住高楼大厦、穿锦衣玉食，生活优裕，身份尊贵。但意想不到的是，矿区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丈夫的工资常常拖欠，女儿的工作得不到落实，儿子上学无法安排，住房无法落实。生活的重压使叶新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迷茫与心理折磨。她不得不节衣缩食，拾煤炭，租种庄稼，勉强维持生活。但这是否就能打消她心中对城市的向往？不能！因为，经历过城乡差异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的中国农民，他们始终认为“农转非”不仅意味着从乡村到城市的位置上的转移，更意味着从农业户口到非农业户口的身份上的转变和一系列特权的获得。在计划经济时代，正是因为“农转非”的诱惑，矿区这种类似“城乡结合部”的独特环境才吸引了无数“进城无门”的乡村女性。她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追随丈夫来到矿区，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与其说，她们追求的是“进城”，还不如说是一个“城里人”的身份，一份在同乡人面前炫耀的资本，一个过上“好日子”的机会。
改革开放后，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再阻碍乡村女性进城的脚步，乡村女性的进城也由原先的求而不得转化为一种潮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乡村的贫困与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消解了乡村女性进城的启蒙意义，反而是“经济”成为第一性。《月子弯弯照九州》中的罗兰及其父母明知度假村挑选女儿的别有用心，最终还是不得不向生活低头，并一步步沦为罪犯；《家园何处》中的何香停曾经有过令人艳羡的童年生活，却因双亲离去，寄人篱下，几经挣扎不得不在嫂子的威逼利诱下走向城市；《兄妹》中的心虽有一颗澄澈的“心”，却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沦为妓女，又用自己的屈辱换取父母基本的生存条件等。贫寒的家境与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使得她们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城市。她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分担家庭的重压，却在城市这个大染缸里彻底埋葬了自己的青春。
此外，新世纪以来，刘庆邦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进入城市家庭生活空间的保姆，她们进城的方式逐渐多元化，并非单一为了改变自己及家人的命运而进城，但总体而言，她们始终未能超出“身份”（农村与女性）这一囹圄。
二.身份与性别的双重焦虑
对于漫长的身份转变与命运改变而言，“进城”只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的认同焦虑与性别焦虑才是乡村女性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考验。
城市虽光鲜亮丽，但对于进城的乡下人来说，她们栖身于流动空间如厂房、建筑工地、餐馆，及欲望场所如发廊、浴室等匿名性的空间。在刘庆邦这里，“进城=失身=堕落”。他将乡村视为未经世俗污染的桃花源，而将乡村女性视为“爱”与“美”的理想化身与传统文明的象征。一方面，她们满足了城市人的猎奇心理和审美想象，另一方面，她们也利用城里人的这种文化心理，藉此改变命运。
在刘庆邦的小说中，都会有一个男性“启蒙者”，他们直接以“观念的转变”等“现代话语”引诱乡村女性，使她们意识到身体的交换价值，进而“物化”和“异化”。在此，以《月子弯弯照九州》为例。罗兰本是一个淳朴善良的乡村女孩，却最终沦为一个罪犯。这期间有三个男性至关重要。始作俑者自然是“北京记者”，他用一百元的诱惑和“转变观念”等话语扰乱了罗兰的心，动摇了她坚守贫困美德的念头；第二个人，是度假村经理，他以威逼利诱的方式占有了罗兰，并再次以“观念的转换”开启了罗兰的罪恶史；第三个人，是罗兰接待的一个老板，带宝石钻戒、持大哥大，度假村经理也对其毕恭毕敬。此人以“观念形态化、物质化”进一步提升罗兰心中关于“转变观念”的懵懂想法。在这个过程中，罗兰一步步沦为风尘女子，眼神中的清澈见底荡然无存，她在北京记者心中的形象也轰然坍塌。这些“启蒙”无疑不引向乡村女性隐秘的身体，罗兰们的默然顺从与“故意误读”，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男人具有了抽象的意义，他们似乎意味着现代意识——比农村超前的现代意义，这种以身体的开放意义换取经济理性是否就意味着城市的接纳？答案不置可否。即便是业已进入城市家庭生活空间，成为城市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保姆，也很难被城市接纳。她们依然会成为“性欲望”的对象，和挤占、分享城市资源的外来者而被敌视，甚至是合力绞杀。 《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在面对“进城”幻梦破灭的结局之时，曾发出“城市是城里人的！”这一悲叹。但若回乡呢？乡村是否能安放她们的灵魂呢？答案是悲观的。既然，如许多的乡村女性进城负载的是改善生活的家族使命，她们就无法从根源上与残存的封建意识决裂，加上城乡婚姻转变身份可能性的渺茫，使得相当一部分乡村女性仍然会回到土地，遵从父母的意愿而回归传统女性的生活；另外，虽然人们会在经济层面接受堕落的乡村女性，却依然无法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接纳她们，这就使得她们遭受普通进城民工群体的“故乡不再”危机感之外，又多了一重“性别焦虑”。
对于农耕文明而言，城市往往是提供人的空间的场所，它里面有自由的空气，足以包容乡村女性。但城市是排外的，闯荡城市的乡村女孩，面对物质诱惑和生存困惑，她们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根源。女性作为被亵玩的对象本是女性主义所诟病甚至坚决反对的，但在底层文学这里却以集体展演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置于芸芸众生，她们是乡下女人，置于色情的場合，她们是被物化的性商品，每一个身份都带给她们无尽的焦虑。
三.刘庆邦笔下乡村女性进城书写的文化意蕴
“到城里去”，是刘庆邦小说的内核，他甚至认为“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进城和反进城的历史。”而农村女性一直是刘庆邦最为钟情的写作对象，他曾自语：“对于一个男性作家，谁都愿意把女性作为审美对象。写到女性，才容易动情，容易出彩，作品才好看。第二个原因，大概因为我少年丧父，是母亲和姐姐把我养大，供我上学。对她们的牺牲精神和无私的爱，我一直怀有愧疚和感恩的心情，一写到乡村女性，我的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寄托其中。”这两者结合起来，似乎可以解释刘庆邦为何专注于进城的乡村女性。但与其他作家相比，刘庆邦延续其一贯的审美理想，将乡村女性、乡村视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因此，他笔下的乡村女性虽然对城市有着近乎本能的向往，但囿于性别身份，她们的“进城”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进城前”与“进城后”都陷入命运的漩涡，自身的主体性基本上没有确立起来。
刘庆邦在书写女性的道德难题时，背后是以女性的身体空间腾挪、迁移来反思现代性。我们再次回到《家园何处》中刻意设置的新嫁娘出嫁前夜的恐惧心理场景，这实际上是对现代性恐惧心理的一个置换。“进城=失身”不是简单的叙事逻辑指向，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情绪，这里面既蕴含着乡土伦理的被解构，也意味着乡土对现代性的永恒警惕。这些乡村女性温顺、贤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纯净，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的文化表征。当我们看到乡村女性在城市的诱惑下深陷囹圄的时候，也就看到了乡村遭遇现代性时的危机与困境。“天真纯洁的外来者”受欲望的诱惑而走向堕落，即便没有堕落，也会成为潜在的堕落者。她们与城市男性一起对既定社会秩序和伦理法则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女性的身体叙事缓缓地驶入了现代性叙事的轨道，也将城市给乡村带来的伦理变迁提上了日程，更给城乡关系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参考文献
[1]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7）
[2]刘庆邦.红煤.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371）
[3]北乔.刘庆邦的女儿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94）
本论文系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新世纪乡土文学中的都市想象”（项目编号为201710304085X）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