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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三十年四川文学的写作趋势可以主流写作和个人化（或非主流）的二分法来区分的话，那么，后四十年的四川文学则可划作三类，这也可称为四川文学的三脉或三味，也是四川文学发展动力的三把火。
进入新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新时期”这个概念由此而来。）以来，四川小说绽放出充沛的活力，在1978年开始的全国中短篇小说评奖中斩获颇丰，标志其在全国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8年1篇，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获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1篇，包川《辦婚事的年轻人》（《人民文学》 1979年第7期）;1980年2篇，周克芹《勿忘草》（《四川文学》1980年第4期），王群生《彩色的夜》（《红岩》1982年第2期）;1981年2篇，简嘉《女炊事班长》（《青春》1981年第8期），周克芹《山月不知心里事》（《四川文学》1981年第8期）;1987-1988年1篇，雁宁《牛贩子山道》（《人民文学》1987年第3期）。合计7篇，其中，周克芹在1980、1981年连获两届，1980、1981年四川也分别各有2篇获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每两年一届，共评五届，四川获奖合计2篇，有魏继新《燕儿窝之夜》（《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王星泉《白马》（《十月》1987年第1期）获1987-1988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后，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合并入鲁迅文学奖评选，1997年开始第一届。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2014-2017年）中，阿来《蘑菇圈》获中篇小说奖。
在长篇小说领域的茅盾文学奖方面，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2）;王火《战争和人》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3年）;阿来《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柳建伟《英雄时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03）;麦家《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08）。已评九届中四川5次获奖，是获得茅盾文学奖最多的省份。
如果前三十年四川文学的写作趋势可以主流写作和个人化（或非主流）的二分法来区分的话，那么，后四十年的四川文学则可划作三类，这也可称为四川文学的三脉或三味，也是四川文学发展动力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锄头背兜型。这是生长在农耕文明背景中的，坚韧质朴的文风，也就是传统现实主义脉络，是最主旋律最根深蒂固的脉络，以周克芹、克非、李一清、罗伟章、贺享雍、白连春等为代表。这一脉可以对应于文艺起源说中的劳动起源说，这种文学在物质匮乏时代就尤为主流、突出，四川大山环绕、蜀道难的环境中其生命力更为顽强。
八十年代初，四川文学在全国影响力的代表要算是周克芹无疑了。1980年《勿忘草》、1981年《山月不知心里事》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又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连续三年斩获大奖，在全国也是一时风头无二。周克芹早年因为“政治不及格，不予分配工作”，从农校回到家乡，在家乡当了20年农民，先后当过农民、民校教师、生产队长、大队会计、农业技术员、公社和区干部，农村生活积淀自然丰富，周克芹是和赵树理生活经历最为相似的乡村知识分子，也是如同赵树理一样对农民生活和性格、心理动向理解最深刻的作家。
他的艺术特征朴实无华、语言朴素，描写的生活与故事情节朴实、人物简单，他的作品力量来自于真实和真挚——生活真实、情感真挚。这也正是传统现实主义对于“书记员”的典型要求。从基调上来说，周克芹是一直遵从主流导向的，但这种趋势主要是来自底层农民的真实呼声，从第一部短篇小说《秀云和支书》对农村青年的劳动热情以及朴素爱情的表现（发表于《峨眉》1960年1月）开始，这就是基本奠定了走向。《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都是以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家庭生活为题材，人物生动鲜活、情感真挚感人，富有乡土生活的清新气息。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伤痕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反思文学的先驱之作，中短篇小说《邱家桥首户》 《果园的主人》等，则同样表现了在农村生产与生活进步的新生活同时，并不简单乐观，而是深沉地表现农民身上仍然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精神负担，也发掘仍有小农思想的落后因素在阻滞发展，这种复杂带来作品的厚重感和思想性，既是主流现实主义的，又是个性的真实与思考。周克芹的创作仍是未完全完成的，他54岁的早逝中断了这种探索的深入发展。
以创作农村题材作品见长的另一代表克非，长篇小说有《春潮急》《山河颂》《满目青山》《野草闲花》等多部，中篇小说有《头儿》《牛魔王的后代们》《微风燕子斜》《多面神》等。克非对于农村的生活面貌有敏锐的感受和及时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语言和文化底蕴上对于李劼人、沙汀所代表的“川味”风格，不光具有鲜明的继承，还有发扬和推进。
《头儿》写新兴的包工头，他们具有旺盛的原始野性和强悍的生存能力，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也锤炼出他们狡黠的生存智慧，在时代改革浪潮中他们以横冲直撞的活力大展拳脚、劳动致富。在体制夹缝中冒出的他们冲破僵化的经济生产体制，也冲击着既存的封闭秩序，“头儿”可依凭手中的金钱资本赢得尊严，也可发挥巨大的破坏力，也面临道德的自我挑战，而在自我交战的小说尽头，“头儿”毫无来由的宽恕与和解一瞬，尽展人性光芒的闪耀。作品语言幽默活泼、题材鲜活、人物生动立体、主题意蕴丰富，也挖掘出人性的复杂微妙、细腻深刻。
《牛魔王的后代们》则写封闭的山民们，在外出打工中受到欺压，以原始的宗族集体反抗工厂主的霸行。他们以原始的宗族文化保护着被通缉的杀人犯英雄，以“牛魔王后代”自居的山民们旺盛乃至强悍的原始生命力、传统的道德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新生体制之间，存在复杂的碰撞，褒贬是非混作一团，难以尽言。克非的作品充满激情，饱含对于巴蜀民间生命力的讴歌，也以复杂的眼光审视新旧交织中的矛盾，由具体人物、事件深入到文化的思考，意蕴丰富深刻，是“川味”小说淋漓尽致的展现和发展。 魏继新的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讲述了燕儿窝油库一群普通女工们，或活泼或沉静、或单纯或成熟，个性各异，平时陷入各自的烦恼和鸡零狗碎的争斗，在抗洪斗争中放下成见，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故事。小说既有对日常生活的还原，又有洪水洗礼中的灵魂升华，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女工群像，真实生动地展现出一代青年的生命活力和崭新的精神风貌。短篇小说《夜河》获四川省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故事以老水手麻老鹞父子为手划船装不装柴油发动机而产生分歧为主体，展现现代文明气息对传统水上世界带来的冲击，小说主要的魅力在于以速写式的风格活灵活现地展现新老事物、人物的风貌，地道的川味生活、川味语言、川味人物。
李一清的短篇小说《山杠爷》塑造出山村老一輩灵魂人物山杠爷，几十年来他因为大公无私的正直人品和铁腕治理使山村民风淳朴，各项工作都名列前茅，在村里乡里威望崇高、深受爱戴。虐待婆婆的婆娘强英被处罚而吊死在山杠爷的门前，山杠爷被匿名信举报，山杠爷平静地接受触犯法律这个事实，带上了手铐去服刑。在传统“圣人”式的山杠爷和模范村堆堆坪里充分体现了传统宗族文化的仁爱与专制、温情与乖戾的双重特质，作品敏锐地用文学形象触及“人治”与“法治”问题，对乡村文化传统美德与现代法治的叩问中凸现了人物形象以及主题意蕴的丰富和复杂性。峨眉电影制片厂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被告山杠爷》获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影响巨大。
雁宁的《牛贩子山道》1987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风格独特，意蕴深邃。性格古怪的老牛贩子瘸腿老汉与青年浩成在牛贩子山道上一路牵牛而行。牛贩子山道险峻，浩成的爹老牛贩子牛板筋就是摔死在陡坡上的，浩成肩负耕种山地的梦想，特出来买牛。牛贩子山道，既是牛道，也是山民们艰辛执拗的生存之道，老少两代人都在这条道上为梦想而执着地活着，这也就变成了两代人男女爱情和老辈牛贩子友情的情道。瘸腿老汉一路以他特有的古怪提醒和照顾着浩成，在浩成买到“假牛”时碍于行规不能点破，在分手时将自己的健牯无偿送给浩成。在小说结尾时，才以青铜短剑点破父辈的交情，读者恍然醒悟，原来老汉是专门一路护送浩成和送牛的。故事叙述含蓄节制，富有张力，在藏露之间娓娓道来，现实故事背后时时蕴蓄着对大巴山文化的历史发掘，民谚山歌串联其间，苍凉厚重，生命的倔强与酸楚混作一团，川味浓郁。
榴红的《燕子啁啾》《樊阿炳买奶山羊》，谭力的《大山不言》等，也是对于乡土世界富有表现力的川味中短篇小说。
新世纪以来，年轻一代小说家中罗伟章创作力旺盛，入选多个全国性排行榜和奖项。著有长篇小说《不必惊讶》（2007）、《磨尖掐尖》（2007）、《饥饿百年》（2008）、《大河之舞》（2010）、《太阳底下》（2012）、《声音史》（2015）、《空白之页》（2016）、《世事如常》（2018）;中篇小说若干，其中《我们的路》（2005）、《大嫂谣》（2005）、《变脸》（2006）、《舌尖上的花朵》（2006）、《寂静史》（2018）等影响较大;小说集《我们的成长》《白云青草间的痛》和散文集《把时光揭开》。罗伟章写作所涉广泛，最具特色的还是对于乡村世界和由此演化而来的小乡镇生活、农民工生活的表现，他也被视为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浪潮中最具影响的作家。
在八十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九十年代后的工业化体系转化中，农民工大量进城，农村迅速萧条下去，罗伟章作品正是原生态呈现出这种农民工的艰辛以及农村危机。《大嫂谣》采用第一人称，以“我”的视角讲述了我的大嫂，一个五十三的农村妇女为生计所迫到广东打工的故事，除了刻画传统乡村妇女坚韧、善良的大嫂之外，小说中其他人物形象同样值得注目，有对城里人又恨又敬的包工头胡贵，还有企图改变生活但又纸上谈兵，甚至好逸恶劳的大儿子清明，有寄托了大嫂期待的刻苦学习的小儿子清华。通过讲述这些人物的命运，《大嫂谣》呈现了农民工困境的必然性和持续性。《我们的路》以卑微的打工仔大宝在除夕前是否返乡的踌躇而开端，他恐慌地逃离城市，家乡、亲情治疗了他的情感孤寂，故乡的破败迫使他再次恐慌地逃离。我们的路其实就是我们的无路，而这无路正是我们不得不走和正在走着的路。在这无路之中，妻子、女儿那卑微又伤痕累累的亲情，大宝、春妹等工友、乡邻间底层人的同情，成为抵挡外界伤害的仅有暖意。
如果说《我们的路》《大嫂谣》都以纯原生的呻吟和吟唱来表达着卑微者的挣扎的话，那么，《故乡在远方》则奏出了农民工陈贵春被逼为恶的变调，而《变脸》则叙述着另一种善恶转化，曾经善良诚实的陈太学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卑微求生，又一步一步变脸为凶恶的“老板”。罗伟章作品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不光在于农村、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更在于这些悲剧的日常必然化，呈现出生活常态无事的悲剧。他排除偶然性，排除浪漫主义的虚构和煽情，相反，替之以无可逃脱的必然，现实主义的日常真实，平静而又平淡的情感状态。与题材上的农村、农民工意义，内容上的善恶转化的反浪漫力量相应，在具体写法上，咏叹调和众声奏鸣的方式成为罗伟章的法宝，支撑罗伟章人物与苦难搏斗的源泉一是原始生命力的顽与韧，另一则是来自于人间爱、善的温暖与扶助。
白连春的《拯救父亲》 （《人民文学》2006年第9期）则是底层文学浪潮中另一篇引起关注的小说。诗人谷禾的父亲带领几个村民到广东打工，因为扒货车逃票而被扣留，小说以非虚构手法展示“我”与鲁迅文学院的同学谷禾一同借钱和去营救赎回父亲的过程。作品对具有传统的勤劳善良、诚实美德的“父亲”生平的回顾，对现实中底层人生活的卑微的表现，既颇为感人，也展示出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朴素的情感和纪实性的写法更增其表现力。
第二把火，茶馆、麻将、火锅。茶馆闲适，麻将游戏，火锅麻辣辛香、融会升华，这代表着浪漫想象与消费文化，对应起来就是文艺起源游戏说，出现于物质丰裕时代，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市民文化地位越来越高，这种背景下市民文学、消费文化、通俗文学也会得到崭新生命力和更为蓬勃的发展。前面说周克芹的创作影响红极一时，那时候他的文学创作有一个社会背景，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农村的发展变化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后来为什么影响力落后了呢，这里面就有社会整体转型，农耕文明转型让位于工业文明，乃至商业文明的原因。 在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物质是相对富裕的，这里除了有大山还有成都平原，是一个休闲文化高度发达的地方，四川浪漫想象的文学也非常突出，市民文化和消费性的文学也是有根的。这把火，归纳起来有三个特征：一是想象力，麦家说有两种文学，用心的文学和用脑的文学，说伟大文学要用心，但现在大家都用脑了，他就是用脑的典型代表;二是想得开，文化精神上的闲适，茶馆、麻将都是这种特征的反映;三是自由任性，解构中心。
四川的道教文化、民间袍哥文化比较兴盛，这从精英文化、民间草莽文化的双重角度形成其自由与任性的精神基因。无论是郭沫若的乡野袍哥文化基因，还是巴金的城市封建家族衰落与新文化启蒙，都正是这样的动力机制运行的范例。李劼人则是二者的综合，他与沙汀分别对清末、民国、抗战时期的四川民间社会构筑起史诗性群像。
“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的天狗是这种精神的圣化版，以往理解为五四解放精神的最强音，但也可以理解为四川人文化性格使然，即什么也不在乎，吞吃一切的精神，联系到西南的袍哥文化与原始野性，那就十分容易理解。《死水微澜》的罗歪嘴、蔡大嫂是这种精神的情欲版。沙汀的邢幺吵吵正是一个原始生命野性无序喷涌，充满无政府主义激情的世俗代表与民间文化代表，“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乱整吧，老子大家乱整！”这种口头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能听到，这简直就是巴赫金所说的民间狂欢节世界。
再到第三代诗歌、网络文学都可以看到鲜明的痕迹。在八十年代第三代诗运动中，这种自由任性、解构中心成为撼动全国文学格局的一时风流。对第三代诗在四川的异军突起，人们均深感突兀，归之于后现代文化自然有理，可为什么偏偏是在四川呢？联系到上述区域民间文化精神，联系到“天狗”“罗歪嘴、蔡大嫂”“邢幺吵吵”等精神前辈们的传统，那么第三代诗人们也就算不得胡闹。
童恩正，既是考古学家，也是一名科幻小说作家。先后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四川大学、美国匹茨堡等多所大学任职教授，中国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短篇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被视为中国科幻小说重文学流派代表作，获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并曾在1980年代初期被拍成电影，是我国第一部科幻电影，影响广泛。
《珊瑚岛上的死光》讲述了爱国华裔科学家赵谦教授试制成功高效原子电池后被杀，女婿青年科学家陈天虹逃亡到一个小岛，偶遇赵教授好友马太博士，他在这里试制成功了激光器，二者的结合就是新式武器。武器公司来抢夺资料，垂危的马太博士用激光器和高效原子电池结合击沉了军舰，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人类和平。
作品展开科学领域内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歌颂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献身精神，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科技的两面性，警惕科技沦为威胁人类安全的破坏性武器。小说科幻性与文学性并重，是我国科幻文学的先驱。
四川是中国科幻产业的重镇，成都更是科幻迷心目中的圣地，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华语科幻文学奖项——中国科幻银河奖和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皆设立在成都，中国科幻作家的大本营《科幻世界》杂志在成都，四川科幻文学的产业化也走在全国前列。正如首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吴显奎所说：“四川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
王星泉的《白马》获得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还被拍成电影《白马飞飞》，反响强烈。主角白马飞飞是一匹性格桀骜的神骏，骑手戚念冰将其驯服，与它结下深厚情谊，一起纵横战场，立下赫赫奇功，也折服了日军骑兵统帅。戚念冰因为赛马失利，怪罪于飞飞，此后飞飞沦落为运送货物的役马，戚念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费尽周折，人马重归于好。结局飞飞被日军统帅黑森男爵俘虏，保持气节绝食而亡，黑森男爵受其感染，成为反战罪人。小说围绕白马飞飞的起起伏伏生生死死，情节跌宕传奇，引人入胜;人、马形象均生动传奇;心理描写细腻，人马深情感人至深;奇马飞飞不仅技能神奇，更重要在于性格桀骜、气节坚贞、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成为高贵的人格力量和民族精神气节的象征，主题深刻高尚。情节奇、人物奇、情感奇、气节奇，实为超越时代的动物小说的佳作。
麦家以一系列军事秘密战线题材的写作而名噪天下，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中短篇小说集《紫密黑密》《地下的天空》《让蒙面人说话》《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军事》《天外之音》《黑记》《陈华南笔记本》等。谍战题材的神秘性、人物的传奇性、故事的曲折跌宕，充分展现了逻辑与想象相结合的神奇魅力，作品也收获了图书与影视市场的大丰收，开辟了当代文壇消费文化与市民文学的题材新领域与写作风格的新风尚。《暗算》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性文学正式登堂入室，获得主流文坛的最高认可，改写了文学的价值评判标准，此后更是获奖无数。
何大草，毕业于历史系，现执教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他以对于历史的想象而别具一格，《衣冠似雪》之于荆轲刺秦王，《如梦令》之于李清照南渡，《李将军》之于李广，《午门的暧昧》《盲春秋》《天启皇帝和奶妈》之于晚明，这些对于历史的后现代想象和解构，迷人而又丰富，正是学院知识分子的想象和媚雅阶层趣味的极好消费。无独有偶，正如麦家自陈手艺活一样，何大草也自陈“我，其实是个手艺人”。青春想象领域，他的《刀子和刀子》，拍成电影《十三棵泡桐》也获大奖。何大草写作范围广泛，从历史到现实，小说到散文、绘画，这是一个当代雅趣的极好例子。
回过头来，田雁宁、谭力这些曾经兢兢业业的严肃文学探索者，痛改前“是”，摇身一变，捕捉时代情绪，转写“雪米莉”系列，开创了在当代通俗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吃第一只螃蟹意义的媚俗一脉，在市场成败的翻覆同时也培育出新的一代本土言情、警匪等通俗文学接受和写作群体来。“雪米莉”的媚俗，何大草的雅味，麦家从军旅走向市场消费的突破，演化成四川文学通俗化一脉的三种路径。加上以峨眉电影厂为代表的影视剧创作，以及新世纪以来的青春文学、网络文学浪潮，四川的消费文化与通俗文学已经形成体系。 傅恒的中篇小说《幺姑镇》（《当代》1989年第2期）以下象棋这个“镇魂”为中心来演绎出情爱与市井新传奇，新旧文明碰撞、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窥视与牵挂微妙细致，富有川味。何洁的《落花时节》（《十月》1987年1期）、廖时香的《乐胆》都是围绕川剧艺人的生涯，既有“闯滩”传奇又有现实依托，是川味的另一体现。此外，对于市民文化与市民生活想象的新生代作家群体涌现，裘山山、乔瑜、卢一萍、骆平、王棵、袁远、格尼等，创作力旺盛，对都市众生相描绘生动细致。
第三把火，转经筒与锅庄。转经筒代表坚韧的信仰，锅庄代表着对现世生活的开放绚丽。单从评奖数据上看，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国家级四大文学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最高奖项，评奖11届以来，四川合计共36人次摘此桂冠，届届榜上有名，这在全国各省区中是少有的。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既是四川的首位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双奖得主，而且还是两届骏马奖得主（第四届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第六届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在各文体中，小说领域获骏马奖共计19人次，获骏马奖三届的2人——益希单增： 长篇小说《幸存的人》（第一届）、短篇小说《啊，人心》（第二届）、长篇小说《迷茫的大地》（第三届）;扎西达娃：《江那边》（第二届）、《西藏，系在皮绳结的魂》（第三届）、《世纪之邀》（第四届）。获骏马奖两届的5人——意西泽仁：短篇小说《依姆琼琼》（第二届）、中短篇小说集《松耳石项链》（第三届）;降边嘉措：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第一届）、报告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第十一届）;阿来;杨阿洛，笔名阿蕾（女），彝族：短篇小说《根与花》（第二届）、中短篇小说集《嫂子》（第六届）;贾瓦盘加，彝族：中短篇小说集《情系山寨》（第四届）、长篇小说《火魂》（彝文，第八届）。获骏马奖一届的3人——色波：中短篇小说集《圆形日子》（第四届）;时长日黑，彝族：小说集《山魂》（第六届）;达真：长篇小说《康巴》（第十届）。由此可见四川多民族文学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力，以往对多民族文学的地位和意义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到足够的高度，这将成为四川文学的关键生长点。
从传统视角看，西南文学的传统重心在于巴蜀文化区，巴蜀文学的核心区域是在汉文化區域，这是因为巴蜀文化最早融入到汉族文化、中原文化核心圈之中，现代文学中的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等人也仍主要是循这一传统模式成为中原文化圈一部分来发挥影响力的。
当代四川文学中的都市小说、诗歌，到新世纪里青春文学、儿童文学、乃至最新的网络文学的繁荣，都是循这一文化理路而发展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已经面临全球化想象的同质化、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下的欲望化危机，这种主流文化资源的枯竭和危机也同样体现到四川文学的发展中。因此，在检讨这种现状的同时，我们需要调整思路，寻找新的生长点。恰恰是少数作家表现出与主流文学的时间差与文化差，展现出对于灵魂和信仰的关注，对于身份认同以及文化的深层思考，礼失而求诸野，他们令人看到文学治疗的希望，看到旺盛的生命力。
在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西南文学的未来中心将向现在的少数民族文化圈，即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所谓的“中间圈”转移，西南的多民族文化正因此而成为新的文学资源富矿。诸如康巴作家群、大凉山诗群、广西三剑客等都可见这种多民族文学的解放功效，而其中尤为突出的便是文学藏彝走廊的崛起。四川历来是汉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的交接区，因此，文化融合与对比就成为四川的一大特色，也是其一大资源优势。如果说云南、贵州等省是以其少数民族的多样性而见长，那么四川则恰恰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接触和拉锯的前沿，恰恰是以融合而见长。
从文化大区来看，大西南文学具有的独特资源优势，就在于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西南由地理到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文明开发的复杂层级，开发的落差使得既成为原始文化的活化石区，又具有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相混杂的繁复，原始文明的早开发与早熟区，现代文明的晚开发区混合之中带来强烈的文化荒诞感、魔幻化反差。对于文学创作机制来说，文学藏彝走廊也获得最为丰富的资源汇聚和最具爆发可能性的“富于包孕的瞬间”。超越以往的夷夏等级观、文明单向归化观，在不同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的互视之中，将产生各自新的自我发现与身份重构，熟悉与陌生化的会聚、历史与现实的会聚下，将是对无数“富于包孕的瞬间”的戏剧性激活，妙趣横生的细节、曲折丰富的故事、鲜活的人物、丰厚的文化底蕴俯拾皆是。由此，中间圈将是最具有文学爆发力的区域，是能产生伟大文学的区域。
中间圈文学爆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是超越以往民族、地域限制，重在文化融合基础上的创造。这并非是要去寻找一个既存之物，也非对原有事物的简单复制，而是多民族充满文化自豪地共同融合创造的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典范意义在于融合基础上的创造新生，这是量变积累上的质变，是对于新的文化身份认同、内在文化经验元素、文学意识都发生质变的崭新文学。文学藏彝走廊其文化资源与创作实绩已经进入文学主流，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机制，已成为改变当代文学主流格局的重要领域，这甚至可能是中国文坛未来方向最具活力的区域。
四川文学这三把火既是以往的火，也将是未来燃烧更加旺盛的三把火。
白
进入新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新时期”这个概念由此而来。）以来，四川小说绽放出充沛的活力，在1978年开始的全国中短篇小说评奖中斩获颇丰，标志其在全国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8年1篇，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获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1篇，包川《辦婚事的年轻人》（《人民文学》 1979年第7期）;1980年2篇，周克芹《勿忘草》（《四川文学》1980年第4期），王群生《彩色的夜》（《红岩》1982年第2期）;1981年2篇，简嘉《女炊事班长》（《青春》1981年第8期），周克芹《山月不知心里事》（《四川文学》1981年第8期）;1987-1988年1篇，雁宁《牛贩子山道》（《人民文学》1987年第3期）。合计7篇，其中，周克芹在1980、1981年连获两届，1980、1981年四川也分别各有2篇获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每两年一届，共评五届，四川获奖合计2篇，有魏继新《燕儿窝之夜》（《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王星泉《白马》（《十月》1987年第1期）获1987-1988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后，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合并入鲁迅文学奖评选，1997年开始第一届。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2014-2017年）中，阿来《蘑菇圈》获中篇小说奖。
在长篇小说领域的茅盾文学奖方面，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2）;王火《战争和人》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3年）;阿来《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柳建伟《英雄时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03）;麦家《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08）。已评九届中四川5次获奖，是获得茅盾文学奖最多的省份。
如果前三十年四川文学的写作趋势可以主流写作和个人化（或非主流）的二分法来区分的话，那么，后四十年的四川文学则可划作三类，这也可称为四川文学的三脉或三味，也是四川文学发展动力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锄头背兜型。这是生长在农耕文明背景中的，坚韧质朴的文风，也就是传统现实主义脉络，是最主旋律最根深蒂固的脉络，以周克芹、克非、李一清、罗伟章、贺享雍、白连春等为代表。这一脉可以对应于文艺起源说中的劳动起源说，这种文学在物质匮乏时代就尤为主流、突出，四川大山环绕、蜀道难的环境中其生命力更为顽强。
八十年代初，四川文学在全国影响力的代表要算是周克芹无疑了。1980年《勿忘草》、1981年《山月不知心里事》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又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连续三年斩获大奖，在全国也是一时风头无二。周克芹早年因为“政治不及格，不予分配工作”，从农校回到家乡，在家乡当了20年农民，先后当过农民、民校教师、生产队长、大队会计、农业技术员、公社和区干部，农村生活积淀自然丰富，周克芹是和赵树理生活经历最为相似的乡村知识分子，也是如同赵树理一样对农民生活和性格、心理动向理解最深刻的作家。
他的艺术特征朴实无华、语言朴素，描写的生活与故事情节朴实、人物简单，他的作品力量来自于真实和真挚——生活真实、情感真挚。这也正是传统现实主义对于“书记员”的典型要求。从基调上来说，周克芹是一直遵从主流导向的，但这种趋势主要是来自底层农民的真实呼声，从第一部短篇小说《秀云和支书》对农村青年的劳动热情以及朴素爱情的表现（发表于《峨眉》1960年1月）开始，这就是基本奠定了走向。《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都是以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家庭生活为题材，人物生动鲜活、情感真挚感人，富有乡土生活的清新气息。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伤痕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反思文学的先驱之作，中短篇小说《邱家桥首户》 《果园的主人》等，则同样表现了在农村生产与生活进步的新生活同时，并不简单乐观，而是深沉地表现农民身上仍然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精神负担，也发掘仍有小农思想的落后因素在阻滞发展，这种复杂带来作品的厚重感和思想性，既是主流现实主义的，又是个性的真实与思考。周克芹的创作仍是未完全完成的，他54岁的早逝中断了这种探索的深入发展。
以创作农村题材作品见长的另一代表克非，长篇小说有《春潮急》《山河颂》《满目青山》《野草闲花》等多部，中篇小说有《头儿》《牛魔王的后代们》《微风燕子斜》《多面神》等。克非对于农村的生活面貌有敏锐的感受和及时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语言和文化底蕴上对于李劼人、沙汀所代表的“川味”风格，不光具有鲜明的继承，还有发扬和推进。
《头儿》写新兴的包工头，他们具有旺盛的原始野性和强悍的生存能力，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也锤炼出他们狡黠的生存智慧，在时代改革浪潮中他们以横冲直撞的活力大展拳脚、劳动致富。在体制夹缝中冒出的他们冲破僵化的经济生产体制，也冲击着既存的封闭秩序，“头儿”可依凭手中的金钱资本赢得尊严，也可发挥巨大的破坏力，也面临道德的自我挑战，而在自我交战的小说尽头，“头儿”毫无来由的宽恕与和解一瞬，尽展人性光芒的闪耀。作品语言幽默活泼、题材鲜活、人物生动立体、主题意蕴丰富，也挖掘出人性的复杂微妙、细腻深刻。
《牛魔王的后代们》则写封闭的山民们，在外出打工中受到欺压，以原始的宗族集体反抗工厂主的霸行。他们以原始的宗族文化保护着被通缉的杀人犯英雄，以“牛魔王后代”自居的山民们旺盛乃至强悍的原始生命力、传统的道德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新生体制之间，存在复杂的碰撞，褒贬是非混作一团，难以尽言。克非的作品充满激情，饱含对于巴蜀民间生命力的讴歌，也以复杂的眼光审视新旧交织中的矛盾，由具体人物、事件深入到文化的思考，意蕴丰富深刻，是“川味”小说淋漓尽致的展现和发展。 魏继新的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讲述了燕儿窝油库一群普通女工们，或活泼或沉静、或单纯或成熟，个性各异，平时陷入各自的烦恼和鸡零狗碎的争斗，在抗洪斗争中放下成见，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故事。小说既有对日常生活的还原，又有洪水洗礼中的灵魂升华，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女工群像，真实生动地展现出一代青年的生命活力和崭新的精神风貌。短篇小说《夜河》获四川省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故事以老水手麻老鹞父子为手划船装不装柴油发动机而产生分歧为主体，展现现代文明气息对传统水上世界带来的冲击，小说主要的魅力在于以速写式的风格活灵活现地展现新老事物、人物的风貌，地道的川味生活、川味语言、川味人物。
李一清的短篇小说《山杠爷》塑造出山村老一輩灵魂人物山杠爷，几十年来他因为大公无私的正直人品和铁腕治理使山村民风淳朴，各项工作都名列前茅，在村里乡里威望崇高、深受爱戴。虐待婆婆的婆娘强英被处罚而吊死在山杠爷的门前，山杠爷被匿名信举报，山杠爷平静地接受触犯法律这个事实，带上了手铐去服刑。在传统“圣人”式的山杠爷和模范村堆堆坪里充分体现了传统宗族文化的仁爱与专制、温情与乖戾的双重特质，作品敏锐地用文学形象触及“人治”与“法治”问题，对乡村文化传统美德与现代法治的叩问中凸现了人物形象以及主题意蕴的丰富和复杂性。峨眉电影制片厂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被告山杠爷》获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影响巨大。
雁宁的《牛贩子山道》1987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风格独特，意蕴深邃。性格古怪的老牛贩子瘸腿老汉与青年浩成在牛贩子山道上一路牵牛而行。牛贩子山道险峻，浩成的爹老牛贩子牛板筋就是摔死在陡坡上的，浩成肩负耕种山地的梦想，特出来买牛。牛贩子山道，既是牛道，也是山民们艰辛执拗的生存之道，老少两代人都在这条道上为梦想而执着地活着，这也就变成了两代人男女爱情和老辈牛贩子友情的情道。瘸腿老汉一路以他特有的古怪提醒和照顾着浩成，在浩成买到“假牛”时碍于行规不能点破，在分手时将自己的健牯无偿送给浩成。在小说结尾时，才以青铜短剑点破父辈的交情，读者恍然醒悟，原来老汉是专门一路护送浩成和送牛的。故事叙述含蓄节制，富有张力，在藏露之间娓娓道来，现实故事背后时时蕴蓄着对大巴山文化的历史发掘，民谚山歌串联其间，苍凉厚重，生命的倔强与酸楚混作一团，川味浓郁。
榴红的《燕子啁啾》《樊阿炳买奶山羊》，谭力的《大山不言》等，也是对于乡土世界富有表现力的川味中短篇小说。
新世纪以来，年轻一代小说家中罗伟章创作力旺盛，入选多个全国性排行榜和奖项。著有长篇小说《不必惊讶》（2007）、《磨尖掐尖》（2007）、《饥饿百年》（2008）、《大河之舞》（2010）、《太阳底下》（2012）、《声音史》（2015）、《空白之页》（2016）、《世事如常》（2018）;中篇小说若干，其中《我们的路》（2005）、《大嫂谣》（2005）、《变脸》（2006）、《舌尖上的花朵》（2006）、《寂静史》（2018）等影响较大;小说集《我们的成长》《白云青草间的痛》和散文集《把时光揭开》。罗伟章写作所涉广泛，最具特色的还是对于乡村世界和由此演化而来的小乡镇生活、农民工生活的表现，他也被视为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浪潮中最具影响的作家。
在八十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九十年代后的工业化体系转化中，农民工大量进城，农村迅速萧条下去，罗伟章作品正是原生态呈现出这种农民工的艰辛以及农村危机。《大嫂谣》采用第一人称，以“我”的视角讲述了我的大嫂，一个五十三的农村妇女为生计所迫到广东打工的故事，除了刻画传统乡村妇女坚韧、善良的大嫂之外，小说中其他人物形象同样值得注目，有对城里人又恨又敬的包工头胡贵，还有企图改变生活但又纸上谈兵，甚至好逸恶劳的大儿子清明，有寄托了大嫂期待的刻苦学习的小儿子清华。通过讲述这些人物的命运，《大嫂谣》呈现了农民工困境的必然性和持续性。《我们的路》以卑微的打工仔大宝在除夕前是否返乡的踌躇而开端，他恐慌地逃离城市，家乡、亲情治疗了他的情感孤寂，故乡的破败迫使他再次恐慌地逃离。我们的路其实就是我们的无路，而这无路正是我们不得不走和正在走着的路。在这无路之中，妻子、女儿那卑微又伤痕累累的亲情，大宝、春妹等工友、乡邻间底层人的同情，成为抵挡外界伤害的仅有暖意。
如果说《我们的路》《大嫂谣》都以纯原生的呻吟和吟唱来表达着卑微者的挣扎的话，那么，《故乡在远方》则奏出了农民工陈贵春被逼为恶的变调，而《变脸》则叙述着另一种善恶转化，曾经善良诚实的陈太学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卑微求生，又一步一步变脸为凶恶的“老板”。罗伟章作品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不光在于农村、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更在于这些悲剧的日常必然化，呈现出生活常态无事的悲剧。他排除偶然性，排除浪漫主义的虚构和煽情，相反，替之以无可逃脱的必然，现实主义的日常真实，平静而又平淡的情感状态。与题材上的农村、农民工意义，内容上的善恶转化的反浪漫力量相应，在具体写法上，咏叹调和众声奏鸣的方式成为罗伟章的法宝，支撑罗伟章人物与苦难搏斗的源泉一是原始生命力的顽与韧，另一则是来自于人间爱、善的温暖与扶助。
白连春的《拯救父亲》 （《人民文学》2006年第9期）则是底层文学浪潮中另一篇引起关注的小说。诗人谷禾的父亲带领几个村民到广东打工，因为扒货车逃票而被扣留，小说以非虚构手法展示“我”与鲁迅文学院的同学谷禾一同借钱和去营救赎回父亲的过程。作品对具有传统的勤劳善良、诚实美德的“父亲”生平的回顾，对现实中底层人生活的卑微的表现，既颇为感人，也展示出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朴素的情感和纪实性的写法更增其表现力。
第二把火，茶馆、麻将、火锅。茶馆闲适，麻将游戏，火锅麻辣辛香、融会升华，这代表着浪漫想象与消费文化，对应起来就是文艺起源游戏说，出现于物质丰裕时代，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市民文化地位越来越高，这种背景下市民文学、消费文化、通俗文学也会得到崭新生命力和更为蓬勃的发展。前面说周克芹的创作影响红极一时，那时候他的文学创作有一个社会背景，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农村的发展变化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后来为什么影响力落后了呢，这里面就有社会整体转型，农耕文明转型让位于工业文明，乃至商业文明的原因。 在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物质是相对富裕的，这里除了有大山还有成都平原，是一个休闲文化高度发达的地方，四川浪漫想象的文学也非常突出，市民文化和消费性的文学也是有根的。这把火，归纳起来有三个特征：一是想象力，麦家说有两种文学，用心的文学和用脑的文学，说伟大文学要用心，但现在大家都用脑了，他就是用脑的典型代表;二是想得开，文化精神上的闲适，茶馆、麻将都是这种特征的反映;三是自由任性，解构中心。
四川的道教文化、民间袍哥文化比较兴盛，这从精英文化、民间草莽文化的双重角度形成其自由与任性的精神基因。无论是郭沫若的乡野袍哥文化基因，还是巴金的城市封建家族衰落与新文化启蒙，都正是这样的动力机制运行的范例。李劼人则是二者的综合，他与沙汀分别对清末、民国、抗战时期的四川民间社会构筑起史诗性群像。
“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的天狗是这种精神的圣化版，以往理解为五四解放精神的最强音，但也可以理解为四川人文化性格使然，即什么也不在乎，吞吃一切的精神，联系到西南的袍哥文化与原始野性，那就十分容易理解。《死水微澜》的罗歪嘴、蔡大嫂是这种精神的情欲版。沙汀的邢幺吵吵正是一个原始生命野性无序喷涌，充满无政府主义激情的世俗代表与民间文化代表，“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乱整吧，老子大家乱整！”这种口头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能听到，这简直就是巴赫金所说的民间狂欢节世界。
再到第三代诗歌、网络文学都可以看到鲜明的痕迹。在八十年代第三代诗运动中，这种自由任性、解构中心成为撼动全国文学格局的一时风流。对第三代诗在四川的异军突起，人们均深感突兀，归之于后现代文化自然有理，可为什么偏偏是在四川呢？联系到上述区域民间文化精神，联系到“天狗”“罗歪嘴、蔡大嫂”“邢幺吵吵”等精神前辈们的传统，那么第三代诗人们也就算不得胡闹。
童恩正，既是考古学家，也是一名科幻小说作家。先后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四川大学、美国匹茨堡等多所大学任职教授，中国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短篇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被视为中国科幻小说重文学流派代表作，获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并曾在1980年代初期被拍成电影，是我国第一部科幻电影，影响广泛。
《珊瑚岛上的死光》讲述了爱国华裔科学家赵谦教授试制成功高效原子电池后被杀，女婿青年科学家陈天虹逃亡到一个小岛，偶遇赵教授好友马太博士，他在这里试制成功了激光器，二者的结合就是新式武器。武器公司来抢夺资料，垂危的马太博士用激光器和高效原子电池结合击沉了军舰，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人类和平。
作品展开科学领域内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歌颂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献身精神，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科技的两面性，警惕科技沦为威胁人类安全的破坏性武器。小说科幻性与文学性并重，是我国科幻文学的先驱。
四川是中国科幻产业的重镇，成都更是科幻迷心目中的圣地，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华语科幻文学奖项——中国科幻银河奖和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皆设立在成都，中国科幻作家的大本营《科幻世界》杂志在成都，四川科幻文学的产业化也走在全国前列。正如首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吴显奎所说：“四川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
王星泉的《白马》获得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还被拍成电影《白马飞飞》，反响强烈。主角白马飞飞是一匹性格桀骜的神骏，骑手戚念冰将其驯服，与它结下深厚情谊，一起纵横战场，立下赫赫奇功，也折服了日军骑兵统帅。戚念冰因为赛马失利，怪罪于飞飞，此后飞飞沦落为运送货物的役马，戚念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费尽周折，人马重归于好。结局飞飞被日军统帅黑森男爵俘虏，保持气节绝食而亡，黑森男爵受其感染，成为反战罪人。小说围绕白马飞飞的起起伏伏生生死死，情节跌宕传奇，引人入胜;人、马形象均生动传奇;心理描写细腻，人马深情感人至深;奇马飞飞不仅技能神奇，更重要在于性格桀骜、气节坚贞、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成为高贵的人格力量和民族精神气节的象征，主题深刻高尚。情节奇、人物奇、情感奇、气节奇，实为超越时代的动物小说的佳作。
麦家以一系列军事秘密战线题材的写作而名噪天下，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中短篇小说集《紫密黑密》《地下的天空》《让蒙面人说话》《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军事》《天外之音》《黑记》《陈华南笔记本》等。谍战题材的神秘性、人物的传奇性、故事的曲折跌宕，充分展现了逻辑与想象相结合的神奇魅力，作品也收获了图书与影视市场的大丰收，开辟了当代文壇消费文化与市民文学的题材新领域与写作风格的新风尚。《暗算》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性文学正式登堂入室，获得主流文坛的最高认可，改写了文学的价值评判标准，此后更是获奖无数。
何大草，毕业于历史系，现执教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他以对于历史的想象而别具一格，《衣冠似雪》之于荆轲刺秦王，《如梦令》之于李清照南渡，《李将军》之于李广，《午门的暧昧》《盲春秋》《天启皇帝和奶妈》之于晚明，这些对于历史的后现代想象和解构，迷人而又丰富，正是学院知识分子的想象和媚雅阶层趣味的极好消费。无独有偶，正如麦家自陈手艺活一样，何大草也自陈“我，其实是个手艺人”。青春想象领域，他的《刀子和刀子》，拍成电影《十三棵泡桐》也获大奖。何大草写作范围广泛，从历史到现实，小说到散文、绘画，这是一个当代雅趣的极好例子。
回过头来，田雁宁、谭力这些曾经兢兢业业的严肃文学探索者，痛改前“是”，摇身一变，捕捉时代情绪，转写“雪米莉”系列，开创了在当代通俗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吃第一只螃蟹意义的媚俗一脉，在市场成败的翻覆同时也培育出新的一代本土言情、警匪等通俗文学接受和写作群体来。“雪米莉”的媚俗，何大草的雅味，麦家从军旅走向市场消费的突破，演化成四川文学通俗化一脉的三种路径。加上以峨眉电影厂为代表的影视剧创作，以及新世纪以来的青春文学、网络文学浪潮，四川的消费文化与通俗文学已经形成体系。 傅恒的中篇小说《幺姑镇》（《当代》1989年第2期）以下象棋这个“镇魂”为中心来演绎出情爱与市井新传奇，新旧文明碰撞、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窥视与牵挂微妙细致，富有川味。何洁的《落花时节》（《十月》1987年1期）、廖时香的《乐胆》都是围绕川剧艺人的生涯，既有“闯滩”传奇又有现实依托，是川味的另一体现。此外，对于市民文化与市民生活想象的新生代作家群体涌现，裘山山、乔瑜、卢一萍、骆平、王棵、袁远、格尼等，创作力旺盛，对都市众生相描绘生动细致。
第三把火，转经筒与锅庄。转经筒代表坚韧的信仰，锅庄代表着对现世生活的开放绚丽。单从评奖数据上看，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国家级四大文学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最高奖项，评奖11届以来，四川合计共36人次摘此桂冠，届届榜上有名，这在全国各省区中是少有的。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既是四川的首位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双奖得主，而且还是两届骏马奖得主（第四届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第六届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在各文体中，小说领域获骏马奖共计19人次，获骏马奖三届的2人——益希单增： 长篇小说《幸存的人》（第一届）、短篇小说《啊，人心》（第二届）、长篇小说《迷茫的大地》（第三届）;扎西达娃：《江那边》（第二届）、《西藏，系在皮绳结的魂》（第三届）、《世纪之邀》（第四届）。获骏马奖两届的5人——意西泽仁：短篇小说《依姆琼琼》（第二届）、中短篇小说集《松耳石项链》（第三届）;降边嘉措：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第一届）、报告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第十一届）;阿来;杨阿洛，笔名阿蕾（女），彝族：短篇小说《根与花》（第二届）、中短篇小说集《嫂子》（第六届）;贾瓦盘加，彝族：中短篇小说集《情系山寨》（第四届）、长篇小说《火魂》（彝文，第八届）。获骏马奖一届的3人——色波：中短篇小说集《圆形日子》（第四届）;时长日黑，彝族：小说集《山魂》（第六届）;达真：长篇小说《康巴》（第十届）。由此可见四川多民族文学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力，以往对多民族文学的地位和意义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到足够的高度，这将成为四川文学的关键生长点。
从传统视角看，西南文学的传统重心在于巴蜀文化区，巴蜀文学的核心区域是在汉文化區域，这是因为巴蜀文化最早融入到汉族文化、中原文化核心圈之中，现代文学中的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等人也仍主要是循这一传统模式成为中原文化圈一部分来发挥影响力的。
当代四川文学中的都市小说、诗歌，到新世纪里青春文学、儿童文学、乃至最新的网络文学的繁荣，都是循这一文化理路而发展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已经面临全球化想象的同质化、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下的欲望化危机，这种主流文化资源的枯竭和危机也同样体现到四川文学的发展中。因此，在检讨这种现状的同时，我们需要调整思路，寻找新的生长点。恰恰是少数作家表现出与主流文学的时间差与文化差，展现出对于灵魂和信仰的关注，对于身份认同以及文化的深层思考，礼失而求诸野，他们令人看到文学治疗的希望，看到旺盛的生命力。
在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西南文学的未来中心将向现在的少数民族文化圈，即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所谓的“中间圈”转移，西南的多民族文化正因此而成为新的文学资源富矿。诸如康巴作家群、大凉山诗群、广西三剑客等都可见这种多民族文学的解放功效，而其中尤为突出的便是文学藏彝走廊的崛起。四川历来是汉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的交接区，因此，文化融合与对比就成为四川的一大特色，也是其一大资源优势。如果说云南、贵州等省是以其少数民族的多样性而见长，那么四川则恰恰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接触和拉锯的前沿，恰恰是以融合而见长。
从文化大区来看，大西南文学具有的独特资源优势，就在于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西南由地理到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文明开发的复杂层级，开发的落差使得既成为原始文化的活化石区，又具有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相混杂的繁复，原始文明的早开发与早熟区，现代文明的晚开发区混合之中带来强烈的文化荒诞感、魔幻化反差。对于文学创作机制来说，文学藏彝走廊也获得最为丰富的资源汇聚和最具爆发可能性的“富于包孕的瞬间”。超越以往的夷夏等级观、文明单向归化观，在不同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的互视之中，将产生各自新的自我发现与身份重构，熟悉与陌生化的会聚、历史与现实的会聚下，将是对无数“富于包孕的瞬间”的戏剧性激活，妙趣横生的细节、曲折丰富的故事、鲜活的人物、丰厚的文化底蕴俯拾皆是。由此，中间圈将是最具有文学爆发力的区域，是能产生伟大文学的区域。
中间圈文学爆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是超越以往民族、地域限制，重在文化融合基础上的创造。这并非是要去寻找一个既存之物，也非对原有事物的简单复制，而是多民族充满文化自豪地共同融合创造的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典范意义在于融合基础上的创造新生，这是量变积累上的质变，是对于新的文化身份认同、内在文化经验元素、文学意识都发生质变的崭新文学。文学藏彝走廊其文化资源与创作实绩已经进入文学主流，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机制，已成为改变当代文学主流格局的重要领域，这甚至可能是中国文坛未来方向最具活力的区域。
四川文学这三把火既是以往的火，也将是未来燃烧更加旺盛的三把火。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