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历史学家郭廷以的评论一针见血。
日本，这个开满樱花的美丽国度，曾经是中国文化最热烈的崇拜者和学习者。但是近代以来，这位一衣带水的邻居，却又用武力将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伤痛。
历史这本大书，总得不断翻开新的一页。很多中国人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宽容和谅解来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然而，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染血历史，似乎总是难于翻过去。这一页的历史翻不过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追究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不是为了翻旧账，也不是要新一代的日本人，代偿前人欠下的血债。事实上，追究战争罪责，是为了还历史真相，也让日本人明白，历史是不容抹杀也无法抹杀，更为了让更多日本人警惕军国主义的危险，汲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本专题中所列举的一些事件，历史书中虽都有过介绍，但此刻重温，应更见意义。
一部血史
据统计，日本军国主义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就不断侵略中国，屠杀了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单单是８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受到日军的屠杀，死伤残废高达３５００万人以上，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超过５６２０亿美元。日军用尽酷虐残暴的手段残害中国人，罪证确凿，不容否认。
旅顺大屠杀（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１～２４日）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１日，日军攻占“东洋第一堡垒”旅顺口后，进行灭绝人性的４天３夜大屠杀，短短数天就杀害了市内群众２万人，只有埋尸的３６人幸免于难。
当时，许多来自西方的目击者都记述了惨案的真相。一名英国海员在回忆录《旅顺落难》里写到：“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成一团，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一路上那枪声、哭喊声交杂着。满地血肉模糊，残肢断体铺满道路……”
英国人艾伦在他的《龙旗翻卷之下》中写道：“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平顶山惨案（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６日）
中秋节，侵占抚顺的日军遭到途经平顶山村的抗日武装打击后，诬称山村居民“通匪”，次日出动守备队和宪兵队，把３０００多名老百姓集中起来，赶到山脚下用机关枪扫射。平顶山居住的主要是煤矿的工人及亲属，死于刺枪下的２／３死难者是妇女和儿童，连老人以及婴儿也未能幸免。
为了掩盖罪行，日军随后用汽油焚尸，又放炮崩山埋尸骨，并烧毁全村５００多户的８００多间房屋。从此，平顶山就变成一座人骨堆积的荒山。
生化武器活体实验（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
１９３３年，日军在哈尔滨市东南２０公里一个当时叫“平房”的小镇，建立了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臭名昭彰的“满洲第７３１部队”。
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在被捉来的平民身上注入鼠疫、伤寒、霍乱、梅毒、炭疽等多种病菌，进行活体实验，并大量制造各种传染性细菌，用飞机撒播在中国各地，残害人民。
７３１部队的细菌生产规模巨大，如果激活所有生产设施，每月可生产伤寒菌１０００公斤，或者鼠疫菌３００公斤。１９３９～１９４２年，７３１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主要通过飞机的“降雨器”投撒在中国各地的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使这些地区陆续爆发疫情。根据测算，如果最大限度地发挥细菌的破坏能力，７３１部队已形成对整个人类的毁灭性打击力量。
大约有１万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２６个实验室；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２５万人丧生；而被投放细菌武器、化学武器致死的达１００万人。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前夕，陆军参谋本部将无法携带的罪证和主要设施销毁。同时，还将大量染有鼠疫菌的鼠放出，造成了“平房”地区１９４６年的大面积鼠疫流行。
南京大屠杀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１９３８年２月）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军攻陷南京后，不顾国际公法，在短短６周内，屠杀了３０万平民及俘虏，主要方式是集体枪杀和活埋，也以机关枪扫射，其间伴以步枪点射、刺刀捅戮，甚至进行“杀人竞赛”。
大屠杀还伴随着劫掠、纵火和奸杀。有历史学家估算，如果让南京大屠杀的３０多万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到杭州，延展距离约２００英里长，身上的血共重达１２００吨，尸体可装满２５００节火车车厢；如果把全部尸体叠起来，是７４层楼高。
日军还焚毁了全城１／３的建筑，使南京这座当时中国的首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尸横遍野、万户萧疏。
三光作战（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日军为了摧毁抗日力量，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于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称为“三光作战”或“烬灭作战”）。
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急于扑灭抗日势力的日军，在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３个边区和山东区等华北抗日根据地，采用了“囚笼政策、铁壁合围、淘水战术、蚕食政策”等新的战术手段，展开更疯狂的“血腥大扫荡”，制造“无人区”。当时的日本军事机关曾下令，“扫荡”时不问男女老幼全部杀死；所有房屋一律烧掉；不能带走的粮秣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掉或投入毒药。
据不完全统计，“三光作战”虐杀中国人约３２０万，数以万计妇女被奸杀，无数建筑、粮食、资源、文物等财富被焚烧和破坏。
花岗惨案（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
侵华期间，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从中国强行抓走近４万名俘虏和百姓到日本做苦役。
日本建筑行业龙头老大——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当年叫鹿岛组）的花冈作业场（秋田县），是当时其中一个强制中国劳工劳作的作业场，分批掳来的约７００名中国人。因不堪虐待及长期饥饿，在大队长耿谆的带领下，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深夜发动起义，打死４名日本监工和１名汉奸，逃往附近山中。
日本出动２万军警围捕。翌日，余生的中国劳工全部被捕，共４１８名中国劳工命丧花岗，这就是震惊于世的“花岗惨案”。
慰安妇事件（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初，日军攻占上海、南京之际，开始实施慰安妇制度，或征召或诱骗或公然劫掠妇女充当慰安妇。
在被称为“色性地狱”的慰安所里，慰安妇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没有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者，轻则施以饥饿之刑，重则用军刀割乳房、剁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
８年时间，至少有２０万中国妇女沦为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慰安所遍及２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令中国成为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在世界近代史上，日军是惟一设有随军慰安妇的军队，成为近代史最荒淫一页。
八年抗战
一二八事变（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
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下午，５名日本莲宗和尚及信徒以“化缘”的样子出现在上海一家有名的民族企业——三友实业社外，四下窥探，还往厂内投掷石块。厂内工人遂上前盘问，但他们神色慌张，拔腿欲逃。这时，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些化装成工人模样的打手，把日本和尚打得１死４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
后来，日本驻沪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揭露，这些所谓殴打的“群众”，正是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和他一手安排策划的。事发后，日方大肆煽动仇华情绪，居住在上海的日侨以报复为名，聚众闹事，放火烧毁三友实业社，并攻击中国警察和人民、捣毁商店、砸坏电车及公共汽车，狂呼反华口号，高叫“杀尽中国人”。
日本不仅不对日侨的暴行进行劝阻，反而要求上海市政府在２８日前接受道歉、赔偿、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搜捕抗日团体、中国军队从上海地区撤退３０华里等要求，否则就发动战争。
事实上，日本早已调兵遣将，准备推动“南进”战略，尽管上海市政府奉令“忍辱负重”，同意接受日方全部要求，但在２８日深夜，日军突然分三路向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一二八”事变。
当时，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将士在国内外同胞的声援和慷慨解囊下，英勇顽强，打得日军死伤万余。日军原以为“一二八”事变可以重演“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不战而取大上海，没想到打了１个多月，日军连续３次撤换前线司令官，还是一无所得。
这场战事是自甲午战争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对日本侵略军的沉重一击，再度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原属国民党的东北军爱国官兵，以及东北三省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各地的民团、保安队、警察队、红枪会、大刀会、反日山林队等，纷纷自发组织起来，组成了成百的大小战斗单位，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这些武装力量虽各自的名目不同，但他们抗敌自卫的目的完全一致，所以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１９３２年，东北义勇军发展到全盛时期，人数达３０万以上，给日军沉重的打击。但由于义勇军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军需供给短缺，加之成分复杂、军纪松弛等原因，到１９３３年，义勇军在日军的残酷镇压下大部分溃散。
其他一些零星的义勇军和未溃散者，后来被中国共产党吸收、改造，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来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在东北大地上坚持抗日武装斗争。这支武装鼎盛时期达到１１个军３万多人，游击区域遍及东北三省７０多个县。
一二九运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
１９３５年六七月间，侵华日军控制察哈尔省，并向南京政府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国民政府屈服于日军淫威，竟然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危机空前加重。
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寇的侵略，极尽“逆来顺受”之能事，却加紧剿共、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令北京青年学生悲愤不已。
１２月９日上午，北京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决定以实际行动表明华北青年的抗日决心，数千学生冲破了军警实施戒严令而沿街设置的封锁线，奔向国民中央政府请愿。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学生决定改为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队伍逐渐扩大到６０００余人。
与此同时，被阻挡在城外的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则沿城墙外围游行，在冰天冻地的寒风中，忍饥挨饿，向城上的军警挥泪讲演，向周围的市民哭诉，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然而，当局却出动大批警察，手执皮鞭、大刀、木棍、水龙等攻击手无寸铁的学生，造成百余人受伤，３０多人被捕。
翌日，北京各校举行总罢课，并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从北京一路席卷全国各地，集会、罢课、游行此起彼落，一个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在全国迅速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西安事变（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率领东北军的张学良和率领第十七路军的杨虎城，对学生的爱国情怀深受感动，坚决主张抗日。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９日，逾万西安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发动了规模浩大的请愿游行示威，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下令“以暴徒论处，开枪扫射，格杀勿论”，但张学良拒绝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与蒋介石发生争执。
张学良终与杨虎城达成共识，决定“兵谏”蒋介石，在１２月１２日派兵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解除蒋介石卫队的武装；同时，派兵包围了西京招待所，把陈诚等１０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扣留起来。接着，张、杨二人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８项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不但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束长达１０年的内战，也实现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卢沟桥事变（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攻击当地的中国驻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也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序幕。中国驻军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挑衅，中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蒋介石迟至１０天后，才在庐山发表了确定准备对日抗战方针的谈话。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开始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战。
此后，中国人民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细菌战、三光作战等堪称人类史上的重大灾难，用３０００万中国人鲜血，堆砌了８年抗日战争的历史。
１９３８年后，双方进入战略相持时期。直到１９４１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令中国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９月２日递交投降书。９月９日，侵华日军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幸存者的血泪控诉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浩劫余生的中国人，永远忘不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那轰鸣的飞机、呼啸的子弹、冲天的火光、奔涌的鲜血、成山的尸骨、凄厉的尖叫……无数刻骨铭心，却又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大部分已经随着老人们撒手人间而消失、随着历史的烟尘飘向九天。
如今，还能够作为日军暴戾罪行“活证人”的，已经是八九旬高龄的老人。能亲身见证那段血腥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每个人的诉说，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享年８６岁的李秀英，是南京大屠杀典型的受害者和幸存者。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９日，攻陷南京的侵华日兵闯入五台山一学校的地下室，企图强奸躲在地下室内１９虚岁的李秀英时，怀有７个月身孕的她，因不甘受辱而与日本兵殊死搏斗，３名日本兵合伙用刺刀在她脸部、腹部、腿上连戳数十刀。父亲将奄奄一息的她送进南京鼓楼医院（当时为美国教会医院），经医生抢救，李秀英保住了生命，但第二天，她腹中胎儿却流产了。
“我浑身是伤，又肿又痛，满身血迹斑斑，头发根部结成了血饼，脸肿得像个血盆。身上一共被刺了３７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饭从嘴里进去，又从鼻子出来。医生将我头发剪光，将伤口一处处地缝合，破皮一块块地对拢，经过７个月的精心治疗，才使我初步恢复健康。”
忆起当年的痛与恨，李秀英让人们看她脸上的刀伤，鼻子、嘴边、眼角、脸颊无处不是，触目惊心：“日本侵略军在我身上戳的３７处刀疤还在，我们子子孙孙永远忘不了那段血写的历史！”
李佩珍（平顶山惨案幸存者）
作为“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９６岁高龄的李佩珍一直以这个信念支撑生命，希望有朝一日能为７３年前惨死的３０００多条冤魂讨回公道。直到她在今年１月２１日因病离世前，一直不愿闭上眼睛，只因心愿未了。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６日，日本兵以当地抗日军队路过并在辽宁省抚顺市平顶山村集合为由，把这个村落里的３０００多名老百姓集中起来。当时，２３岁的李佩珍已怀有６个月身孕，正在娘家过中秋节，也被日本关东军抚顺守备队赶到山上，随着机枪的扫射声，３０００多名乡亲惨叫着，纷纷倒下去。
看着家中１３口人都被屠杀，中弹却没有被打死的李佩珍当时万念俱灰。就在这个时候，腹中的胎儿蹬了她一脚，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随后，日军又开始用刺刀检查，李佩珍忍着后背遭日本兵狠狠扎一刀的痛楚，等到天黑后，才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后来，日本兵为了掩盖罪行，还在尸体上浇上汽油，企图毁尸灭迹，所幸李佩珍及早逃出，避过了焚尸最后一劫，奇迹般地生还了。直到去世前，后背上的刀疤仍清晰可见，有２０厘米长；左肩膀的子弹始终没有取出来，因此老人的身子总是蜷缩着。
而当年李佩珍腹中骨肉，也就是她的大儿子周茂勤，成了平顶山惨案中最小的幸存者。
金祖池（细菌战幸存者）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日军飞机在浙江省衢州县城上空撒下谷物和感染鼠疫的跳蚤。１１月，衢县鼠疫流行。翌年９月，鼠疫从衢县传播到相邻的义乌县城。现已８０高龄的金祖池就是在那场日军细菌战中，永远失去了祖母、母亲和只有８岁的妹妹金宝钗。
金祖池回忆当时情景说：“我家正巧是鼠疫流行地区而被封锁起来。那时，我们都感受到死亡的恐怖。防疫人员禁止我们外出，如果发现患者，连同亲属被强制送入隔离所监禁起来。可以这样说，当时进了隔离所就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希望了。”
祖母首先染上鼠疫，家人不敢声张，偷偷地请医生，医生也不敢来。祖母连续高烧，满脸通红，只是要喝水，可喝了水后还是“水、水……”地喊个不停。祖母刚死，母亲跟着染上鼠疫，也是发高烧、淋巴肿胀。祖母、母亲、妹妹一个个地死去，金祖池心都碎了，但只能默默地流泪。
朱巧妹（慰安妇幸存者）
今年２月２０日，世界上最年长的侵华日军慰安妇幸存者，抱着“还我一个清白”的遗愿，在上海家中去世，终年９６岁。
由于多年来身心备受煎熬，朱巧妹身患多种疾病，早期患上的妇科病一直未能治愈，又长年遭受肾病的煎熬。尽管病痛已把她折磨得神志不清，但６０多年前痛苦的烙印，依然鲜明。
噩运是从日军侵占崇明岛开始的。１９３７年底，几个穿黄军装的日本兵手拿长枪冲进她家，尽管当时朱巧妹已有３个月的身孕，但日军仍将年轻貌美的她强暴了。往后的日子，朱巧妹便陷入了无底的深渊，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日军威逼镇上７名女子组成“慰安组”，这“七个姐”中，包括“巧姐”朱巧妹、远房姐姐“大姐”、朱巧妹的家婆“梅姐”，以及家婆的妹妹“凤姐”，一家４人同时沦为日军“慰安妇”！
这种施暴行为整整持续了２年之久，直到１９３９年底，日军撤出庙镇，朱巧妹才得以解脱，但已患了多种疾病，并在精神上留下深重创伤，一直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
李玉阔（中国被掳劳工幸存者）
８４岁的李玉阁，当年在日本静冈县矿上服苦役时患了毛病，双手骨节变形、右胳膊抬不起、双腿患风湿性关节炎。
李玉阔在１９４３年冬天被日本兵逮住关起来，翌年初，他和４００多名中国壮丁被关进一条拥挤的日本货船上，才刚抵达日本码头，就有不少人因为卫生条件差、消化不良导致疥疮感染等疾病而死去。李玉阔和２００多名壮丁，随后被押往日本静冈县的一座铝矿场做劳工，受尽非人的奴役。
他说：“我们都怕生病，病了也坚持扛着不敢吭声，因为凡是扔进病号房的人，几乎没有活着回来的。日本人从来也不给劳工打针、吃药、治病，只等他们病死了，再让活着的苦力挖个坑埋了。那时，我们活着的苦力都万念俱灰，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自己能活着回国，都以为会病死、累死或是活活被打死。”
１９４５年的冬天，２７岁的李玉阔意外地接到通知，乘坐美国军舰启程返回塘沽。来到静冈县矿时的２００多名壮汉，回国时只剩８８人，而且当中有２０多人是开矿时被砸得缺胳膊断腿的伤残人。
日本老兵为历史作证
历史或许会有失语的时候，也可以有人昧着良心否认曾经犯下的罪行，但日军的滔天罪责不会永远被掩盖。就在战争结束半世纪后，一些日本老兵勇敢地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弥补了因为人为的掩盖而遗留下来的历史缺陷。
培养大量病菌病毒
１９３９年的春天，日本的战争机器正在中国大地肆虐，家境贫困的筱冢良雄听说参军“可以享受大学奖学金，可以在医学和航空领域发展，有机会到各地旅行，还可以效忠天皇”，毅然应召入伍，那一年，他只有１５岁。
不久，筱冢被派往中国哈尔滨，加入了关东军“传染病预防与水净化部”。他还记得自己于１９４０年第一次执行的实验任务，就是跳蚤的增殖生产，目的是培养鼠疫病菌。
据后来中国受害者提供的证词，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４日，７３１部队用飞机将爬满毒跳蚤的小麦空投到浙江衢县，尽管当地人将大部分小麦烧掉，还是有２０多人死于淋巴腺鼠疫；一名中国铁路工人在不知不觉中又将鼠疫传到义乌，又导致３００多人丧命；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７３１部队将跳蚤滋生的棉花、谷物等物资空投到湖南常德，造成７６４３人死亡。
之后几年，筱冢参与生产制造了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鼠疫菌、炭疽菌、痢疾菌等病毒，并把培养好细菌病毒投入中国河流的源头。
把活人看成“木头人”
１９４２年，筱冢接受了一项新任务：为活体解剖瘟疫病人准备标本。７３１部队让抓来的中国人染上瘟疫，并通过活体解剖来研究生化武器的杀伤力。
“第一次做这项工作时，我两腿抖个不停，几乎站不住。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个中国人的目光，让我的灵魂一生都不得安宁……我认识那个人，我见过他几次，他长得像个知识分子，还不到３０岁。由于感染了鼠菌，当他被带到解剖室时，细菌已经使他全身发乌，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已经接近死亡边缘。”
“在解剖台上，第一次从事解剖的我，哆嗦着用板刷刷洗了他的身体和脸，他瞪着我，我只好把眼光转向了别处……之后，一名助手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心脏，确定他还活着的时候，另一个人就把他活活地解剖开了，我亲手取出了他的内脏……”在痛苦的回忆中，现年８４岁的老人低下了头。
筱冢之后又进行了多次人体解剖，亲手杀死了５名“马路大”。他回忆：“我们把这些受害者称为‘马路大’（日语意为‘木头人’），因为我们不想把他们当作人，不想承认我们在杀人。我们努力让自己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砍树。我们就是这样麻痹自己的。”
在完成第三例活人解剖任务后，长官对他说：“你终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当年，筱冢才２０岁，翌年，他被正式编入关东军。
为当年的罪行忏悔
日本战败投降后，被擢升为一等兵的筱冢被中国军队俘虏，拘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本以为自己将被作为战犯处死，没想到中国对他们进行了恢复人性的教育，令他开始反思自己在７３１部队的所作所为。
他说：“如果他们严酷对待我，我应该下地狱。但他们把我当作人，我也必须把他们当作人，我也开始把那些受害者当作人。”筱冢一开始对自己的经历撒了谎，只说研究新疫苗，在明白了自己犯下的是全人类都不能容忍的罪行后，他胸中充满惭愧之感，最终鼓起勇气，说出了７３１部队的秘密。
“但中国人还是宽恕了我，没有起诉就把我送回家了。他们说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１９５６年，１１０９名日本战俘获释回国，包括筱冢在内的７３１部队老兵。
“回国后，我一直想说出那段历史，但没有人愿意听……我曾试图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因为作为军人，我必须服从命令，否则将被执行军法。但我的所作所为十恶不赦，我应该鼓起勇气拒绝，即便那意味着失去生命。结果我没有那样做，所以，我永远也不会被宽恕。但我不想带着那段历史入土，想用行动为当年的罪行忏悔。”
后来，筱冢和几十名曾经参与侵华战争的前战友，在离家不远的寺庙附近，为被日军杀害的中国受害者立了一座石碑，上面刻着：“我们向中国人民表达无限的感激和最深的歉意。”
并不公平的大审判
日本东京大审判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９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犯有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等３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并由中国、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对日作战的１１个国家，各派一名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审判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的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
从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的东京大审判，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审判：以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１１国为原告，以东条英机等２８名甲级战犯为被告；基于正义、和平的原则以及国际公法、条约和惯例，进行公开审理。
而代表当时４．５亿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中国人，被派往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国”中国法官，以惩罚战争元凶祸首的，正是山西大学的法学教授梅汝。
战罪记录８４１２页
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９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２８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并在５月３日正式开庭。
这项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共进行了长达２年半之久，其案情庞大、复杂及证人、证据之多，实属罕见。梅汝极力争取到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他与助手们全力以赴，在长达３００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东京大审判从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开始，到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结束，前后持续两年半之久，共开庭８１８次，有４１９名证人出庭作证，受理证据４３３６份，英文审判记录４８４１２页，共耗资７５０万美元。
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４日起宣读长达１２３１页的判决书，到１２日才读完。判决书肯定日本的内外政策在受审查的时期（１９２８～１９４５年）内，都是旨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其中也包括了日本战犯矢口否认的南京大屠杀。
被告最初是２８人，但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为日本侵略炮制法西斯理论根据的大川周明因发狂被诊断为精神病而中止受审，最后只对２５人进行了审判和判决。
量刑方面有分歧
审讯日本战犯，在最后的量刑问题方面，各国法官的意见发生了根本分歧。自己废除死刑且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用死刑：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流放到荒岛，印度法官则建议慈悲为怀，无罪开释全部日本战犯；美国法官仅仅坚持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处以死刑……法官们虽然还未做最后投票表决，但通过争辩已不难看出，力主死刑的人占少数。
为了伸张正义、完成使命，梅汝费尽了口舌，日夜在各国法官中游说。经过了无数次争论，终于使得一部分法官同意了他的观点，达成了共识。最后投票表决时６票对５票，以一票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等７名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凌晨，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７名甲级战犯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死刑架上。
其他地区的军事法庭
除东京审判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５４２３人，被判刑者４２２６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９４１人。
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中旬起，中国也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从１９４５年底至１９４７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２４３５件，已判决的３１８件，不起诉的６６１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１１０件（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６师师长谷寿夫判处死刑、绑赴中华门执行枪决），判处徒刑的２０８件，宣告无罪的２８３件。
美国庇护日本战犯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国急欲把日本变成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竟不顾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对日本战犯竭力庇护和大批释放。到１９５８年４月７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其中，有的竟当上了日本政府要员。
尤其是臭名昭彰的７３１细菌部队。侵华日军为了掩盖残酷的战争罪行，在投降前已销毁了大量秘密档案和文件，令一些原本罪不可赦的日本战犯，轻易地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美国为了先于苏联独占日本细菌战和活人实验的第一手资料，以不指控７３１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免除７３１部队全体人员战犯罪作为条件，要他交出试验结果。因此，细菌部队的将领和有关人员，最终没有一人为此受到法律的制裁，严重的罪行也没有被揭露出来。
至于逃脱了细菌战罪责的石井四郎，摇身一变，成了美国军官，率领一批日本细菌部队的高级将领，公然主持美国设于日本的细菌战研究机构达１０年之久。
民间索赔不会结束
２００５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６０周年，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１０周年。令人遗憾的是，自１９９５年中国第一起民间索赔官司在日本起诉，迄今为止，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的３０多起索赔诉讼，却没有一起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第一封索赔信
１９８８年９月，山东省茌平县张家楼村的２００多村民连署，向日本驻华使馆寄去了中国第一封索赔信，要求日本政府就１９４４年侵华日军一个中队攻入该村，屠杀３３０人，烧毁民房３０００多间，做出赔偿。
此后，从江苏、河南、山东、浙江等地也陆续向日本驻华使馆寄去数十封索赔信。尽管这些索赔信最终均石沉大海，但中国民间对日本追索受害赔偿的声音，逐渐响起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概念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事隔多年，许多当年深受战争伤害的中国人这才第一次了解到：中国政府放弃的是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原来，我还有权利向日本政府及助纣为虐的日本企业索要战争损害赔偿！
拉开索赔序幕
现年９１岁的耿谆老人，是被日军掳往日本从事苦役的幸存劳工，他作为日本花冈中山寮中国劳工大队长，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率领中国劳工起义，反抗日本人的虐待欺凌，而为世人所认识。尽管起义以失败告终，但耿谆因为对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回国后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抗日英雄”。
１９８９年，耿谆等４名花冈事件受难者，首次向日本鹿岛建设公司提出要其公开谢罪、建立纪念馆和象征性补偿损失等３项要求，拉开了战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序幕。长达６年的谈判，鹿岛建设公司只承认对“花冈事件”负有“企业责任”，除此再无任何表示。
直到１９９５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也是“花冈惨案”５０周年。忍了又忍、忍无可忍的“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及死难者亲属代表组成原告团，于６月２８日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鹿岛建设公司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并提出给予民间赔偿的正当要求。
这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受害者第一起对日本民间诉讼事件。
除了“花岗劳工诉讼”，东京地方法院从１９９５年６月到８月间，还分别收到了“山西慰安妇诉讼”和“７３１、南京事件、无差别轰炸受害者诉讼”的起诉书。随后，中国受害者分别以南京大屠杀、７３１细菌部队细菌战和活体实验、无差别轰炸、制造平顶山惨案、强掳和奴役劳工、强征随军慰安妇、遗留毒气弹伤害平民等罪名，提起诉讼。
索赔是为了不忘历史
尽管这十多年来的诉讼之路走得如此艰难，许多勇敢站出来向日本政府及企业讨回公道的中国受害者在诉讼的过程中陆续去世，但参与者们还是普遍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意义的，起码做到了揭示历史真相、教育日本民众的作用——８０％的案件法院认定了受害事实，至少是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当年的历史。
的确，当中日律师屡败屡战地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的时候，当李秀英等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不顾年老体弱一次次走上法庭，走进各种集会作演讲的时候，很多日本人都被震撼了，庭审结束时，日本法官从座位上走下来，向她鞠躬说：“老奶奶，请您保重身体。”
如今，对于参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人们来说，要日本赔偿，并不是要讨回多少钱，而是要他们认罪，赔偿的意义要超出赔偿金的本身。
率先发起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中国学者童增便曾说过：“对日民间索赔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让许多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在教科书上不曾了解到的历史。留在日本法院的证据以及那些判例，都将被加载历史。这便是对日民间索赔的又一个重要意义之所在。”
庭外和解只赔救济金
到２００４年底，中国大陆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起诉的索赔诉讼共有２５起。不过日本不但拒绝就发动战争道歉，而且故意拖延许多本来已经是马拉松式的战争赔偿诉讼，以待当事人不堪时日流逝而伤痛最终辞世，或者法院认定了受害事实，却以“超过诉讼时限”或“国家无答责”等理由，令其败诉。
就像１９９５年提出的“花岗劳工诉讼”，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一审却败诉，后经事件幸存受害者耿谆等上诉至东京最高法院，直至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才以庭外和调解结束。
不过，在冗长的诉讼中，１１名原告中，有３人先后去世，其中，八旬高龄的幸存者王敏是在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４日——离最终达成调解不到１个月，带着终身遗憾与世长辞。
问题是，庭外和解并不意味着对日索赔诉讼的胜利。日本律师当时让劳工签字的和解书上并没有中文，事后劳工们才知道，自己拿到的根本不是“赔偿金”，而是“不含补偿、赔偿性质的救济金”，而且声明“鹿岛公司对花岗事件不负法律责任”……有些劳工当时就拒绝了这笔所谓的“和平友好基金”。
民间索赔不能放弃
日本长达１４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据统计，从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军民死伤达３５００万人，经济损失６０００亿美元以上。按照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理应得到日本的赔偿。
不过，１９４８年以后，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的战略需要，把“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定为基本方针。１９５１年，美国在排斥中、朝等主要作战国家的情况下，率领５２个国家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和约会议，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让日本免于战争赔偿。事后，又迫使国民党政府于１９５２年单独与日本签署《华日和约》，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当时，新中国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承认这个所谓的和约，保留对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１９７２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宣布放弃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不等于放弃了受害赔偿的要求。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了１２００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放弃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１８００亿美元民间赔偿要求，为中国民间受害者保留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日本，这个开满樱花的美丽国度，曾经是中国文化最热烈的崇拜者和学习者。但是近代以来，这位一衣带水的邻居，却又用武力将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伤痛。
历史这本大书，总得不断翻开新的一页。很多中国人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宽容和谅解来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然而，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染血历史，似乎总是难于翻过去。这一页的历史翻不过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追究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不是为了翻旧账，也不是要新一代的日本人，代偿前人欠下的血债。事实上，追究战争罪责，是为了还历史真相，也让日本人明白，历史是不容抹杀也无法抹杀，更为了让更多日本人警惕军国主义的危险，汲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本专题中所列举的一些事件，历史书中虽都有过介绍，但此刻重温，应更见意义。
一部血史
据统计，日本军国主义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就不断侵略中国，屠杀了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单单是８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受到日军的屠杀，死伤残废高达３５００万人以上，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超过５６２０亿美元。日军用尽酷虐残暴的手段残害中国人，罪证确凿，不容否认。
旅顺大屠杀（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１～２４日）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１日，日军攻占“东洋第一堡垒”旅顺口后，进行灭绝人性的４天３夜大屠杀，短短数天就杀害了市内群众２万人，只有埋尸的３６人幸免于难。
当时，许多来自西方的目击者都记述了惨案的真相。一名英国海员在回忆录《旅顺落难》里写到：“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成一团，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一路上那枪声、哭喊声交杂着。满地血肉模糊，残肢断体铺满道路……”
英国人艾伦在他的《龙旗翻卷之下》中写道：“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平顶山惨案（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６日）
中秋节，侵占抚顺的日军遭到途经平顶山村的抗日武装打击后，诬称山村居民“通匪”，次日出动守备队和宪兵队，把３０００多名老百姓集中起来，赶到山脚下用机关枪扫射。平顶山居住的主要是煤矿的工人及亲属，死于刺枪下的２／３死难者是妇女和儿童，连老人以及婴儿也未能幸免。
为了掩盖罪行，日军随后用汽油焚尸，又放炮崩山埋尸骨，并烧毁全村５００多户的８００多间房屋。从此，平顶山就变成一座人骨堆积的荒山。
生化武器活体实验（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
１９３３年，日军在哈尔滨市东南２０公里一个当时叫“平房”的小镇，建立了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臭名昭彰的“满洲第７３１部队”。
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在被捉来的平民身上注入鼠疫、伤寒、霍乱、梅毒、炭疽等多种病菌，进行活体实验，并大量制造各种传染性细菌，用飞机撒播在中国各地，残害人民。
７３１部队的细菌生产规模巨大，如果激活所有生产设施，每月可生产伤寒菌１０００公斤，或者鼠疫菌３００公斤。１９３９～１９４２年，７３１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主要通过飞机的“降雨器”投撒在中国各地的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使这些地区陆续爆发疫情。根据测算，如果最大限度地发挥细菌的破坏能力，７３１部队已形成对整个人类的毁灭性打击力量。
大约有１万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２６个实验室；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２５万人丧生；而被投放细菌武器、化学武器致死的达１００万人。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前夕，陆军参谋本部将无法携带的罪证和主要设施销毁。同时，还将大量染有鼠疫菌的鼠放出，造成了“平房”地区１９４６年的大面积鼠疫流行。
南京大屠杀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１９３８年２月）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军攻陷南京后，不顾国际公法，在短短６周内，屠杀了３０万平民及俘虏，主要方式是集体枪杀和活埋，也以机关枪扫射，其间伴以步枪点射、刺刀捅戮，甚至进行“杀人竞赛”。
大屠杀还伴随着劫掠、纵火和奸杀。有历史学家估算，如果让南京大屠杀的３０多万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到杭州，延展距离约２００英里长，身上的血共重达１２００吨，尸体可装满２５００节火车车厢；如果把全部尸体叠起来，是７４层楼高。
日军还焚毁了全城１／３的建筑，使南京这座当时中国的首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尸横遍野、万户萧疏。
三光作战（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日军为了摧毁抗日力量，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于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称为“三光作战”或“烬灭作战”）。
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急于扑灭抗日势力的日军，在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３个边区和山东区等华北抗日根据地，采用了“囚笼政策、铁壁合围、淘水战术、蚕食政策”等新的战术手段，展开更疯狂的“血腥大扫荡”，制造“无人区”。当时的日本军事机关曾下令，“扫荡”时不问男女老幼全部杀死；所有房屋一律烧掉；不能带走的粮秣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掉或投入毒药。
据不完全统计，“三光作战”虐杀中国人约３２０万，数以万计妇女被奸杀，无数建筑、粮食、资源、文物等财富被焚烧和破坏。
花岗惨案（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
侵华期间，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从中国强行抓走近４万名俘虏和百姓到日本做苦役。
日本建筑行业龙头老大——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当年叫鹿岛组）的花冈作业场（秋田县），是当时其中一个强制中国劳工劳作的作业场，分批掳来的约７００名中国人。因不堪虐待及长期饥饿，在大队长耿谆的带领下，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深夜发动起义，打死４名日本监工和１名汉奸，逃往附近山中。
日本出动２万军警围捕。翌日，余生的中国劳工全部被捕，共４１８名中国劳工命丧花岗，这就是震惊于世的“花岗惨案”。
慰安妇事件（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初，日军攻占上海、南京之际，开始实施慰安妇制度，或征召或诱骗或公然劫掠妇女充当慰安妇。
在被称为“色性地狱”的慰安所里，慰安妇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没有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者，轻则施以饥饿之刑，重则用军刀割乳房、剁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
８年时间，至少有２０万中国妇女沦为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慰安所遍及２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令中国成为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在世界近代史上，日军是惟一设有随军慰安妇的军队，成为近代史最荒淫一页。
八年抗战
一二八事变（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
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下午，５名日本莲宗和尚及信徒以“化缘”的样子出现在上海一家有名的民族企业——三友实业社外，四下窥探，还往厂内投掷石块。厂内工人遂上前盘问，但他们神色慌张，拔腿欲逃。这时，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些化装成工人模样的打手，把日本和尚打得１死４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
后来，日本驻沪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揭露，这些所谓殴打的“群众”，正是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和他一手安排策划的。事发后，日方大肆煽动仇华情绪，居住在上海的日侨以报复为名，聚众闹事，放火烧毁三友实业社，并攻击中国警察和人民、捣毁商店、砸坏电车及公共汽车，狂呼反华口号，高叫“杀尽中国人”。
日本不仅不对日侨的暴行进行劝阻，反而要求上海市政府在２８日前接受道歉、赔偿、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搜捕抗日团体、中国军队从上海地区撤退３０华里等要求，否则就发动战争。
事实上，日本早已调兵遣将，准备推动“南进”战略，尽管上海市政府奉令“忍辱负重”，同意接受日方全部要求，但在２８日深夜，日军突然分三路向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一二八”事变。
当时，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将士在国内外同胞的声援和慷慨解囊下，英勇顽强，打得日军死伤万余。日军原以为“一二八”事变可以重演“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不战而取大上海，没想到打了１个多月，日军连续３次撤换前线司令官，还是一无所得。
这场战事是自甲午战争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对日本侵略军的沉重一击，再度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原属国民党的东北军爱国官兵，以及东北三省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各地的民团、保安队、警察队、红枪会、大刀会、反日山林队等，纷纷自发组织起来，组成了成百的大小战斗单位，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这些武装力量虽各自的名目不同，但他们抗敌自卫的目的完全一致，所以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１９３２年，东北义勇军发展到全盛时期，人数达３０万以上，给日军沉重的打击。但由于义勇军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军需供给短缺，加之成分复杂、军纪松弛等原因，到１９３３年，义勇军在日军的残酷镇压下大部分溃散。
其他一些零星的义勇军和未溃散者，后来被中国共产党吸收、改造，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来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在东北大地上坚持抗日武装斗争。这支武装鼎盛时期达到１１个军３万多人，游击区域遍及东北三省７０多个县。
一二九运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
１９３５年六七月间，侵华日军控制察哈尔省，并向南京政府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国民政府屈服于日军淫威，竟然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危机空前加重。
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寇的侵略，极尽“逆来顺受”之能事，却加紧剿共、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令北京青年学生悲愤不已。
１２月９日上午，北京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决定以实际行动表明华北青年的抗日决心，数千学生冲破了军警实施戒严令而沿街设置的封锁线，奔向国民中央政府请愿。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学生决定改为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队伍逐渐扩大到６０００余人。
与此同时，被阻挡在城外的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则沿城墙外围游行，在冰天冻地的寒风中，忍饥挨饿，向城上的军警挥泪讲演，向周围的市民哭诉，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然而，当局却出动大批警察，手执皮鞭、大刀、木棍、水龙等攻击手无寸铁的学生，造成百余人受伤，３０多人被捕。
翌日，北京各校举行总罢课，并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从北京一路席卷全国各地，集会、罢课、游行此起彼落，一个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在全国迅速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西安事变（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率领东北军的张学良和率领第十七路军的杨虎城，对学生的爱国情怀深受感动，坚决主张抗日。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９日，逾万西安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发动了规模浩大的请愿游行示威，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下令“以暴徒论处，开枪扫射，格杀勿论”，但张学良拒绝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与蒋介石发生争执。
张学良终与杨虎城达成共识，决定“兵谏”蒋介石，在１２月１２日派兵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解除蒋介石卫队的武装；同时，派兵包围了西京招待所，把陈诚等１０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扣留起来。接着，张、杨二人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８项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不但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束长达１０年的内战，也实现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卢沟桥事变（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攻击当地的中国驻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也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序幕。中国驻军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挑衅，中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蒋介石迟至１０天后，才在庐山发表了确定准备对日抗战方针的谈话。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开始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战。
此后，中国人民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细菌战、三光作战等堪称人类史上的重大灾难，用３０００万中国人鲜血，堆砌了８年抗日战争的历史。
１９３８年后，双方进入战略相持时期。直到１９４１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令中国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９月２日递交投降书。９月９日，侵华日军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幸存者的血泪控诉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浩劫余生的中国人，永远忘不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那轰鸣的飞机、呼啸的子弹、冲天的火光、奔涌的鲜血、成山的尸骨、凄厉的尖叫……无数刻骨铭心，却又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大部分已经随着老人们撒手人间而消失、随着历史的烟尘飘向九天。
如今，还能够作为日军暴戾罪行“活证人”的，已经是八九旬高龄的老人。能亲身见证那段血腥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每个人的诉说，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享年８６岁的李秀英，是南京大屠杀典型的受害者和幸存者。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９日，攻陷南京的侵华日兵闯入五台山一学校的地下室，企图强奸躲在地下室内１９虚岁的李秀英时，怀有７个月身孕的她，因不甘受辱而与日本兵殊死搏斗，３名日本兵合伙用刺刀在她脸部、腹部、腿上连戳数十刀。父亲将奄奄一息的她送进南京鼓楼医院（当时为美国教会医院），经医生抢救，李秀英保住了生命，但第二天，她腹中胎儿却流产了。
“我浑身是伤，又肿又痛，满身血迹斑斑，头发根部结成了血饼，脸肿得像个血盆。身上一共被刺了３７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饭从嘴里进去，又从鼻子出来。医生将我头发剪光，将伤口一处处地缝合，破皮一块块地对拢，经过７个月的精心治疗，才使我初步恢复健康。”
忆起当年的痛与恨，李秀英让人们看她脸上的刀伤，鼻子、嘴边、眼角、脸颊无处不是，触目惊心：“日本侵略军在我身上戳的３７处刀疤还在，我们子子孙孙永远忘不了那段血写的历史！”
李佩珍（平顶山惨案幸存者）
作为“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９６岁高龄的李佩珍一直以这个信念支撑生命，希望有朝一日能为７３年前惨死的３０００多条冤魂讨回公道。直到她在今年１月２１日因病离世前，一直不愿闭上眼睛，只因心愿未了。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６日，日本兵以当地抗日军队路过并在辽宁省抚顺市平顶山村集合为由，把这个村落里的３０００多名老百姓集中起来。当时，２３岁的李佩珍已怀有６个月身孕，正在娘家过中秋节，也被日本关东军抚顺守备队赶到山上，随着机枪的扫射声，３０００多名乡亲惨叫着，纷纷倒下去。
看着家中１３口人都被屠杀，中弹却没有被打死的李佩珍当时万念俱灰。就在这个时候，腹中的胎儿蹬了她一脚，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随后，日军又开始用刺刀检查，李佩珍忍着后背遭日本兵狠狠扎一刀的痛楚，等到天黑后，才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后来，日本兵为了掩盖罪行，还在尸体上浇上汽油，企图毁尸灭迹，所幸李佩珍及早逃出，避过了焚尸最后一劫，奇迹般地生还了。直到去世前，后背上的刀疤仍清晰可见，有２０厘米长；左肩膀的子弹始终没有取出来，因此老人的身子总是蜷缩着。
而当年李佩珍腹中骨肉，也就是她的大儿子周茂勤，成了平顶山惨案中最小的幸存者。
金祖池（细菌战幸存者）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日军飞机在浙江省衢州县城上空撒下谷物和感染鼠疫的跳蚤。１１月，衢县鼠疫流行。翌年９月，鼠疫从衢县传播到相邻的义乌县城。现已８０高龄的金祖池就是在那场日军细菌战中，永远失去了祖母、母亲和只有８岁的妹妹金宝钗。
金祖池回忆当时情景说：“我家正巧是鼠疫流行地区而被封锁起来。那时，我们都感受到死亡的恐怖。防疫人员禁止我们外出，如果发现患者，连同亲属被强制送入隔离所监禁起来。可以这样说，当时进了隔离所就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希望了。”
祖母首先染上鼠疫，家人不敢声张，偷偷地请医生，医生也不敢来。祖母连续高烧，满脸通红，只是要喝水，可喝了水后还是“水、水……”地喊个不停。祖母刚死，母亲跟着染上鼠疫，也是发高烧、淋巴肿胀。祖母、母亲、妹妹一个个地死去，金祖池心都碎了，但只能默默地流泪。
朱巧妹（慰安妇幸存者）
今年２月２０日，世界上最年长的侵华日军慰安妇幸存者，抱着“还我一个清白”的遗愿，在上海家中去世，终年９６岁。
由于多年来身心备受煎熬，朱巧妹身患多种疾病，早期患上的妇科病一直未能治愈，又长年遭受肾病的煎熬。尽管病痛已把她折磨得神志不清，但６０多年前痛苦的烙印，依然鲜明。
噩运是从日军侵占崇明岛开始的。１９３７年底，几个穿黄军装的日本兵手拿长枪冲进她家，尽管当时朱巧妹已有３个月的身孕，但日军仍将年轻貌美的她强暴了。往后的日子，朱巧妹便陷入了无底的深渊，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日军威逼镇上７名女子组成“慰安组”，这“七个姐”中，包括“巧姐”朱巧妹、远房姐姐“大姐”、朱巧妹的家婆“梅姐”，以及家婆的妹妹“凤姐”，一家４人同时沦为日军“慰安妇”！
这种施暴行为整整持续了２年之久，直到１９３９年底，日军撤出庙镇，朱巧妹才得以解脱，但已患了多种疾病，并在精神上留下深重创伤，一直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
李玉阔（中国被掳劳工幸存者）
８４岁的李玉阁，当年在日本静冈县矿上服苦役时患了毛病，双手骨节变形、右胳膊抬不起、双腿患风湿性关节炎。
李玉阔在１９４３年冬天被日本兵逮住关起来，翌年初，他和４００多名中国壮丁被关进一条拥挤的日本货船上，才刚抵达日本码头，就有不少人因为卫生条件差、消化不良导致疥疮感染等疾病而死去。李玉阔和２００多名壮丁，随后被押往日本静冈县的一座铝矿场做劳工，受尽非人的奴役。
他说：“我们都怕生病，病了也坚持扛着不敢吭声，因为凡是扔进病号房的人，几乎没有活着回来的。日本人从来也不给劳工打针、吃药、治病，只等他们病死了，再让活着的苦力挖个坑埋了。那时，我们活着的苦力都万念俱灰，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自己能活着回国，都以为会病死、累死或是活活被打死。”
１９４５年的冬天，２７岁的李玉阔意外地接到通知，乘坐美国军舰启程返回塘沽。来到静冈县矿时的２００多名壮汉，回国时只剩８８人，而且当中有２０多人是开矿时被砸得缺胳膊断腿的伤残人。
日本老兵为历史作证
历史或许会有失语的时候，也可以有人昧着良心否认曾经犯下的罪行，但日军的滔天罪责不会永远被掩盖。就在战争结束半世纪后，一些日本老兵勇敢地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弥补了因为人为的掩盖而遗留下来的历史缺陷。
培养大量病菌病毒
１９３９年的春天，日本的战争机器正在中国大地肆虐，家境贫困的筱冢良雄听说参军“可以享受大学奖学金，可以在医学和航空领域发展，有机会到各地旅行，还可以效忠天皇”，毅然应召入伍，那一年，他只有１５岁。
不久，筱冢被派往中国哈尔滨，加入了关东军“传染病预防与水净化部”。他还记得自己于１９４０年第一次执行的实验任务，就是跳蚤的增殖生产，目的是培养鼠疫病菌。
据后来中国受害者提供的证词，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４日，７３１部队用飞机将爬满毒跳蚤的小麦空投到浙江衢县，尽管当地人将大部分小麦烧掉，还是有２０多人死于淋巴腺鼠疫；一名中国铁路工人在不知不觉中又将鼠疫传到义乌，又导致３００多人丧命；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７３１部队将跳蚤滋生的棉花、谷物等物资空投到湖南常德，造成７６４３人死亡。
之后几年，筱冢参与生产制造了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鼠疫菌、炭疽菌、痢疾菌等病毒，并把培养好细菌病毒投入中国河流的源头。
把活人看成“木头人”
１９４２年，筱冢接受了一项新任务：为活体解剖瘟疫病人准备标本。７３１部队让抓来的中国人染上瘟疫，并通过活体解剖来研究生化武器的杀伤力。
“第一次做这项工作时，我两腿抖个不停，几乎站不住。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个中国人的目光，让我的灵魂一生都不得安宁……我认识那个人，我见过他几次，他长得像个知识分子，还不到３０岁。由于感染了鼠菌，当他被带到解剖室时，细菌已经使他全身发乌，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已经接近死亡边缘。”
“在解剖台上，第一次从事解剖的我，哆嗦着用板刷刷洗了他的身体和脸，他瞪着我，我只好把眼光转向了别处……之后，一名助手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心脏，确定他还活着的时候，另一个人就把他活活地解剖开了，我亲手取出了他的内脏……”在痛苦的回忆中，现年８４岁的老人低下了头。
筱冢之后又进行了多次人体解剖，亲手杀死了５名“马路大”。他回忆：“我们把这些受害者称为‘马路大’（日语意为‘木头人’），因为我们不想把他们当作人，不想承认我们在杀人。我们努力让自己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砍树。我们就是这样麻痹自己的。”
在完成第三例活人解剖任务后，长官对他说：“你终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当年，筱冢才２０岁，翌年，他被正式编入关东军。
为当年的罪行忏悔
日本战败投降后，被擢升为一等兵的筱冢被中国军队俘虏，拘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本以为自己将被作为战犯处死，没想到中国对他们进行了恢复人性的教育，令他开始反思自己在７３１部队的所作所为。
他说：“如果他们严酷对待我，我应该下地狱。但他们把我当作人，我也必须把他们当作人，我也开始把那些受害者当作人。”筱冢一开始对自己的经历撒了谎，只说研究新疫苗，在明白了自己犯下的是全人类都不能容忍的罪行后，他胸中充满惭愧之感，最终鼓起勇气，说出了７３１部队的秘密。
“但中国人还是宽恕了我，没有起诉就把我送回家了。他们说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１９５６年，１１０９名日本战俘获释回国，包括筱冢在内的７３１部队老兵。
“回国后，我一直想说出那段历史，但没有人愿意听……我曾试图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因为作为军人，我必须服从命令，否则将被执行军法。但我的所作所为十恶不赦，我应该鼓起勇气拒绝，即便那意味着失去生命。结果我没有那样做，所以，我永远也不会被宽恕。但我不想带着那段历史入土，想用行动为当年的罪行忏悔。”
后来，筱冢和几十名曾经参与侵华战争的前战友，在离家不远的寺庙附近，为被日军杀害的中国受害者立了一座石碑，上面刻着：“我们向中国人民表达无限的感激和最深的歉意。”
并不公平的大审判
日本东京大审判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９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犯有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等３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并由中国、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对日作战的１１个国家，各派一名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审判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的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
从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的东京大审判，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审判：以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１１国为原告，以东条英机等２８名甲级战犯为被告；基于正义、和平的原则以及国际公法、条约和惯例，进行公开审理。
而代表当时４．５亿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中国人，被派往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国”中国法官，以惩罚战争元凶祸首的，正是山西大学的法学教授梅汝。
战罪记录８４１２页
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９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２８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并在５月３日正式开庭。
这项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共进行了长达２年半之久，其案情庞大、复杂及证人、证据之多，实属罕见。梅汝极力争取到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他与助手们全力以赴，在长达３００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东京大审判从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开始，到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结束，前后持续两年半之久，共开庭８１８次，有４１９名证人出庭作证，受理证据４３３６份，英文审判记录４８４１２页，共耗资７５０万美元。
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４日起宣读长达１２３１页的判决书，到１２日才读完。判决书肯定日本的内外政策在受审查的时期（１９２８～１９４５年）内，都是旨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其中也包括了日本战犯矢口否认的南京大屠杀。
被告最初是２８人，但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为日本侵略炮制法西斯理论根据的大川周明因发狂被诊断为精神病而中止受审，最后只对２５人进行了审判和判决。
量刑方面有分歧
审讯日本战犯，在最后的量刑问题方面，各国法官的意见发生了根本分歧。自己废除死刑且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用死刑：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流放到荒岛，印度法官则建议慈悲为怀，无罪开释全部日本战犯；美国法官仅仅坚持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处以死刑……法官们虽然还未做最后投票表决，但通过争辩已不难看出，力主死刑的人占少数。
为了伸张正义、完成使命，梅汝费尽了口舌，日夜在各国法官中游说。经过了无数次争论，终于使得一部分法官同意了他的观点，达成了共识。最后投票表决时６票对５票，以一票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等７名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凌晨，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７名甲级战犯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死刑架上。
其他地区的军事法庭
除东京审判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５４２３人，被判刑者４２２６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９４１人。
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中旬起，中国也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从１９４５年底至１９４７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２４３５件，已判决的３１８件，不起诉的６６１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１１０件（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６师师长谷寿夫判处死刑、绑赴中华门执行枪决），判处徒刑的２０８件，宣告无罪的２８３件。
美国庇护日本战犯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国急欲把日本变成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竟不顾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对日本战犯竭力庇护和大批释放。到１９５８年４月７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其中，有的竟当上了日本政府要员。
尤其是臭名昭彰的７３１细菌部队。侵华日军为了掩盖残酷的战争罪行，在投降前已销毁了大量秘密档案和文件，令一些原本罪不可赦的日本战犯，轻易地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美国为了先于苏联独占日本细菌战和活人实验的第一手资料，以不指控７３１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免除７３１部队全体人员战犯罪作为条件，要他交出试验结果。因此，细菌部队的将领和有关人员，最终没有一人为此受到法律的制裁，严重的罪行也没有被揭露出来。
至于逃脱了细菌战罪责的石井四郎，摇身一变，成了美国军官，率领一批日本细菌部队的高级将领，公然主持美国设于日本的细菌战研究机构达１０年之久。
民间索赔不会结束
２００５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６０周年，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１０周年。令人遗憾的是，自１９９５年中国第一起民间索赔官司在日本起诉，迄今为止，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的３０多起索赔诉讼，却没有一起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第一封索赔信
１９８８年９月，山东省茌平县张家楼村的２００多村民连署，向日本驻华使馆寄去了中国第一封索赔信，要求日本政府就１９４４年侵华日军一个中队攻入该村，屠杀３３０人，烧毁民房３０００多间，做出赔偿。
此后，从江苏、河南、山东、浙江等地也陆续向日本驻华使馆寄去数十封索赔信。尽管这些索赔信最终均石沉大海，但中国民间对日本追索受害赔偿的声音，逐渐响起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概念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事隔多年，许多当年深受战争伤害的中国人这才第一次了解到：中国政府放弃的是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原来，我还有权利向日本政府及助纣为虐的日本企业索要战争损害赔偿！
拉开索赔序幕
现年９１岁的耿谆老人，是被日军掳往日本从事苦役的幸存劳工，他作为日本花冈中山寮中国劳工大队长，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率领中国劳工起义，反抗日本人的虐待欺凌，而为世人所认识。尽管起义以失败告终，但耿谆因为对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回国后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抗日英雄”。
１９８９年，耿谆等４名花冈事件受难者，首次向日本鹿岛建设公司提出要其公开谢罪、建立纪念馆和象征性补偿损失等３项要求，拉开了战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序幕。长达６年的谈判，鹿岛建设公司只承认对“花冈事件”负有“企业责任”，除此再无任何表示。
直到１９９５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也是“花冈惨案”５０周年。忍了又忍、忍无可忍的“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及死难者亲属代表组成原告团，于６月２８日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鹿岛建设公司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并提出给予民间赔偿的正当要求。
这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受害者第一起对日本民间诉讼事件。
除了“花岗劳工诉讼”，东京地方法院从１９９５年６月到８月间，还分别收到了“山西慰安妇诉讼”和“７３１、南京事件、无差别轰炸受害者诉讼”的起诉书。随后，中国受害者分别以南京大屠杀、７３１细菌部队细菌战和活体实验、无差别轰炸、制造平顶山惨案、强掳和奴役劳工、强征随军慰安妇、遗留毒气弹伤害平民等罪名，提起诉讼。
索赔是为了不忘历史
尽管这十多年来的诉讼之路走得如此艰难，许多勇敢站出来向日本政府及企业讨回公道的中国受害者在诉讼的过程中陆续去世，但参与者们还是普遍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意义的，起码做到了揭示历史真相、教育日本民众的作用——８０％的案件法院认定了受害事实，至少是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当年的历史。
的确，当中日律师屡败屡战地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的时候，当李秀英等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不顾年老体弱一次次走上法庭，走进各种集会作演讲的时候，很多日本人都被震撼了，庭审结束时，日本法官从座位上走下来，向她鞠躬说：“老奶奶，请您保重身体。”
如今，对于参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人们来说，要日本赔偿，并不是要讨回多少钱，而是要他们认罪，赔偿的意义要超出赔偿金的本身。
率先发起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中国学者童增便曾说过：“对日民间索赔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让许多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在教科书上不曾了解到的历史。留在日本法院的证据以及那些判例，都将被加载历史。这便是对日民间索赔的又一个重要意义之所在。”
庭外和解只赔救济金
到２００４年底，中国大陆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起诉的索赔诉讼共有２５起。不过日本不但拒绝就发动战争道歉，而且故意拖延许多本来已经是马拉松式的战争赔偿诉讼，以待当事人不堪时日流逝而伤痛最终辞世，或者法院认定了受害事实，却以“超过诉讼时限”或“国家无答责”等理由，令其败诉。
就像１９９５年提出的“花岗劳工诉讼”，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一审却败诉，后经事件幸存受害者耿谆等上诉至东京最高法院，直至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才以庭外和调解结束。
不过，在冗长的诉讼中，１１名原告中，有３人先后去世，其中，八旬高龄的幸存者王敏是在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４日——离最终达成调解不到１个月，带着终身遗憾与世长辞。
问题是，庭外和解并不意味着对日索赔诉讼的胜利。日本律师当时让劳工签字的和解书上并没有中文，事后劳工们才知道，自己拿到的根本不是“赔偿金”，而是“不含补偿、赔偿性质的救济金”，而且声明“鹿岛公司对花岗事件不负法律责任”……有些劳工当时就拒绝了这笔所谓的“和平友好基金”。
民间索赔不能放弃
日本长达１４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据统计，从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军民死伤达３５００万人，经济损失６０００亿美元以上。按照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理应得到日本的赔偿。
不过，１９４８年以后，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的战略需要，把“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定为基本方针。１９５１年，美国在排斥中、朝等主要作战国家的情况下，率领５２个国家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和约会议，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让日本免于战争赔偿。事后，又迫使国民党政府于１９５２年单独与日本签署《华日和约》，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当时，新中国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承认这个所谓的和约，保留对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１９７２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宣布放弃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不等于放弃了受害赔偿的要求。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了１２００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放弃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１８００亿美元民间赔偿要求，为中国民间受害者保留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