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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瑞典经济风景独好。
瑞典,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部,领土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截至2007年底,人口918.3万人,90%的国民信奉基督教路德宗。
9月1日,据瑞典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0年瑞典国内生产总值可望增长4.3%,2011年和2012年的经济增幅将维持在3.4%和3%的水平,高于此前预测的3.7%、3%和2.8%;2010年到2012年失业率会分别降至8.5%、8.2%和8%,均低于6月预期水平;2010年到2012年通货膨胀率预计分别为1.1%、1.6%和2.1%。瑞典经济研究所对数字进一步解释道,经济增长源于瑞典出口出现强劲增势,家庭消费和国内投资的大幅增长。
瑞典的这组数字与欧洲、特别是与美国刚刚出炉的失业数字形成很大的反差。
什么是“瑞典模式”
什么是“瑞典模式”?瑞典北欧斯安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拉斯?埃克隆德这样概括道:“‘瑞典模式’主要有五个特征:一个庞大的私人所有的工业部门;一个庞大的靠税收维持的公共部门;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一项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一项宏伟的贫富拉平计划。”这种模式的政治理念是保障社会福利。
“瑞典模式”起始于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掌国家政权之时,当时改革的基础是以瑞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国家干预经济学说为理论支点的。经济学家克拉斯?埃克隆德指出,“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同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社会民主党允许私人企业发展并保留私有制;但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同的是瑞典建立了庞大的公共部门,大大拉平了贫富差距。此外还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推行了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
从30年代起,瑞典开始将其在20世纪积累起来的财富都投入到福利事业中去。当时的首相皮尔?阿宾?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概念。“人民之家”的理想是使所有人永远摆脱贫困,把瑞典建成一个所有公民都享有国家提供的基本经济保障的社会。
开始,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在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救济失业工人,扶持农村经济,解决劳资纠纷。于是,政府开始用自己的力量去扩展公共工程,管制对外贸易,广泛发行公债,提高税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后来,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仅让瑞典躲开了普遍萧条的阴影,而且奇迹般地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于是全国上下、各派政党都首肯了这种社会经济模式。
这种模式延续到1973年,问题显现了。这一年发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这个“从摇篮到坟墓”全包的福利体系令国家感受到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瑞典支付的社会保障费用不断上升,包括社会福利体系维护成本在内的、与社会保障有关的费用,在国家财政总额中达到30%。以前,瑞典经济基本处于上升态势,可以靠提高税收来解决财政困难,但到了1980年,税收已占瑞典国民生产总值的55%,税收幅度已经到达“掠夺”的地步。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使瑞典深受其害,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也陷入危机。由于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降低、大批资金外流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天天发生。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有经济学家甚至指出,不改革,“瑞典模式”将是死路一条,但改革是让“瑞典模式”重生,抑或让它彻底灭亡?当时,专家们看法不一。
当时的政府倾向于改革制度。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瑞典开始进行改革。改革的原则是,在尽可能不对福利体制“伤筋动骨”的前提下,利用税收、工资和劳动就业政策等,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革,加大对科研、教育以及信息技术方向的投入。这些改革现在看来,不仅成功地维护了社会公平,而且有效地提升了经济效率。与此同时,瑞典还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调整了福利体制,完成了改革中最为困难的一环。
三个阶段
制度设计是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瑞典在探索适合自己国家的经济模式上进行了长期的探索,“瑞典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调整。
对此,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系任教林贝克教授总结了“瑞典模式”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形成于1870年到20世纪的60年代。这个时期,瑞典政府基本上采纳了美国式的“自由市场体制”,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法律制度,政府还参与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的预算和开支与美国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瑞典从欧洲一个最贫穷的国家发展为以人均GDP的数量来衡量的世界上排位第三位的富裕国家。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从60年代持续到1985年。这个时期,经济自由化时期的自由贸易体制保留了下来,但是从80年代起,瑞典的普遍福利制度开始形成并逐步加强。公共开支的总额占到了GDP比重达到30%到60%,而在1960年的时候,这一比重只有30%,不仅如此,税收的幅度达到了全日制员工收入的65%到75%,而在1960年的时候,这一比重只有40%,这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家庭负担的税收。这就是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来历。在这个时期,经济的状况并不是很好,但是也糟糕不到那里去。在1970年到1995年期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体系内,瑞典的人均GDP指标低了18%,人均GDP的水平由第3的位置下跌到了第17的位置。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从80年代的后期开始的,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加入了欧盟,标志了新的“瑞典模式”的形成,瑞典开始吸收欧盟国家的一些做法,解除了对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严格管制措施,开始对“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政策进行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发展方向的全面改革。
进入90年代后,瑞典经济出现了停滞的兆头,许多瑞典经济学家认为1990年是瑞典经济走向滑坡和结构危机的开始。同1989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将从增长2.1%下降到不足1%,远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数2.7%,1991年预计为零增长。工业投资从增加10%减少到5%,工业生产从增加3.4%下降到2.3%,1992年工业投资将出现2%的负增片,工业生产几乎停滞。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瑞典政府最近提出了一个“危机一揽子”计划。其主要内容有:1.瑞典在长期奉行不参加欧洲共同体的中立政策后,现在宣布愿意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2.1992年削减150亿克朗的公共开支。包括3年内减少公共行政部门10%的开支;减少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学校、农业和住房等方面的行政管理;将病假前3天的津贴从90%减少到75%,父母照顾有病子女时的补贴降低到80%,等等;3.为工商部门改进增长的条件。政府准备采取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加强市场的功能和竞争。设立基金,以便私人能参与基础设施投资。放松对公路和铁路方面的限制,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收费参与投资建设、管理,甚至拥有公路和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进入限制也进一步放松等政策。
这次出台的一揽子计划对瑞典今后的经济发展是有深远影响,特别是为“瑞典模式”的成熟注入了新的内容。经过金融危机,“瑞典模式”中所体现的“独特的混合经济、高就业与高效益相结合、全面的社会保障、社会差距较小”成为西方国家的典范。
瑞典,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部,领土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截至2007年底,人口918.3万人,90%的国民信奉基督教路德宗。
9月1日,据瑞典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0年瑞典国内生产总值可望增长4.3%,2011年和2012年的经济增幅将维持在3.4%和3%的水平,高于此前预测的3.7%、3%和2.8%;2010年到2012年失业率会分别降至8.5%、8.2%和8%,均低于6月预期水平;2010年到2012年通货膨胀率预计分别为1.1%、1.6%和2.1%。瑞典经济研究所对数字进一步解释道,经济增长源于瑞典出口出现强劲增势,家庭消费和国内投资的大幅增长。
瑞典的这组数字与欧洲、特别是与美国刚刚出炉的失业数字形成很大的反差。
什么是“瑞典模式”
什么是“瑞典模式”?瑞典北欧斯安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拉斯?埃克隆德这样概括道:“‘瑞典模式’主要有五个特征:一个庞大的私人所有的工业部门;一个庞大的靠税收维持的公共部门;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一项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一项宏伟的贫富拉平计划。”这种模式的政治理念是保障社会福利。
“瑞典模式”起始于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掌国家政权之时,当时改革的基础是以瑞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国家干预经济学说为理论支点的。经济学家克拉斯?埃克隆德指出,“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同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社会民主党允许私人企业发展并保留私有制;但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同的是瑞典建立了庞大的公共部门,大大拉平了贫富差距。此外还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推行了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
从30年代起,瑞典开始将其在20世纪积累起来的财富都投入到福利事业中去。当时的首相皮尔?阿宾?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概念。“人民之家”的理想是使所有人永远摆脱贫困,把瑞典建成一个所有公民都享有国家提供的基本经济保障的社会。
开始,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在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救济失业工人,扶持农村经济,解决劳资纠纷。于是,政府开始用自己的力量去扩展公共工程,管制对外贸易,广泛发行公债,提高税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后来,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仅让瑞典躲开了普遍萧条的阴影,而且奇迹般地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于是全国上下、各派政党都首肯了这种社会经济模式。
这种模式延续到1973年,问题显现了。这一年发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这个“从摇篮到坟墓”全包的福利体系令国家感受到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瑞典支付的社会保障费用不断上升,包括社会福利体系维护成本在内的、与社会保障有关的费用,在国家财政总额中达到30%。以前,瑞典经济基本处于上升态势,可以靠提高税收来解决财政困难,但到了1980年,税收已占瑞典国民生产总值的55%,税收幅度已经到达“掠夺”的地步。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使瑞典深受其害,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也陷入危机。由于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降低、大批资金外流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天天发生。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有经济学家甚至指出,不改革,“瑞典模式”将是死路一条,但改革是让“瑞典模式”重生,抑或让它彻底灭亡?当时,专家们看法不一。
当时的政府倾向于改革制度。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瑞典开始进行改革。改革的原则是,在尽可能不对福利体制“伤筋动骨”的前提下,利用税收、工资和劳动就业政策等,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革,加大对科研、教育以及信息技术方向的投入。这些改革现在看来,不仅成功地维护了社会公平,而且有效地提升了经济效率。与此同时,瑞典还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调整了福利体制,完成了改革中最为困难的一环。
三个阶段
制度设计是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瑞典在探索适合自己国家的经济模式上进行了长期的探索,“瑞典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调整。
对此,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系任教林贝克教授总结了“瑞典模式”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形成于1870年到20世纪的60年代。这个时期,瑞典政府基本上采纳了美国式的“自由市场体制”,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法律制度,政府还参与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的预算和开支与美国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瑞典从欧洲一个最贫穷的国家发展为以人均GDP的数量来衡量的世界上排位第三位的富裕国家。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从60年代持续到1985年。这个时期,经济自由化时期的自由贸易体制保留了下来,但是从80年代起,瑞典的普遍福利制度开始形成并逐步加强。公共开支的总额占到了GDP比重达到30%到60%,而在1960年的时候,这一比重只有30%,不仅如此,税收的幅度达到了全日制员工收入的65%到75%,而在1960年的时候,这一比重只有40%,这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家庭负担的税收。这就是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来历。在这个时期,经济的状况并不是很好,但是也糟糕不到那里去。在1970年到1995年期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体系内,瑞典的人均GDP指标低了18%,人均GDP的水平由第3的位置下跌到了第17的位置。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从80年代的后期开始的,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加入了欧盟,标志了新的“瑞典模式”的形成,瑞典开始吸收欧盟国家的一些做法,解除了对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严格管制措施,开始对“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政策进行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发展方向的全面改革。
进入90年代后,瑞典经济出现了停滞的兆头,许多瑞典经济学家认为1990年是瑞典经济走向滑坡和结构危机的开始。同1989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将从增长2.1%下降到不足1%,远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数2.7%,1991年预计为零增长。工业投资从增加10%减少到5%,工业生产从增加3.4%下降到2.3%,1992年工业投资将出现2%的负增片,工业生产几乎停滞。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瑞典政府最近提出了一个“危机一揽子”计划。其主要内容有:1.瑞典在长期奉行不参加欧洲共同体的中立政策后,现在宣布愿意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2.1992年削减150亿克朗的公共开支。包括3年内减少公共行政部门10%的开支;减少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学校、农业和住房等方面的行政管理;将病假前3天的津贴从90%减少到75%,父母照顾有病子女时的补贴降低到80%,等等;3.为工商部门改进增长的条件。政府准备采取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加强市场的功能和竞争。设立基金,以便私人能参与基础设施投资。放松对公路和铁路方面的限制,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收费参与投资建设、管理,甚至拥有公路和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进入限制也进一步放松等政策。
这次出台的一揽子计划对瑞典今后的经济发展是有深远影响,特别是为“瑞典模式”的成熟注入了新的内容。经过金融危机,“瑞典模式”中所体现的“独特的混合经济、高就业与高效益相结合、全面的社会保障、社会差距较小”成为西方国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