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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担保方式的一种创新，互保联保在经济上行周期增加了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但在近年下行周期中却变为区域信贷危机“导火索”，有人视其为当代的连坐和保甲制度，认为是一种“恶制度”。鉴于互保联保贷款的风险，银行已进一步收窄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有可能将其推向风险更大的非正规金融市场。本文探究互保联保产生的制度土壤，分析其演化过程中的风险根源，提出短期应建立“有限责任”的互保联保制度，中期应形成风险合理分担的“政府主导型担保体系”，长期应发展“去担保化”的新型金融业态。
互保联保拓宽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担保分为有形的物质担保（抵质押）和无形的信用担保。对于财务信息不健全、抵质押物匮乏的小微企业，信用担保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小微企业融资的可得性，降低融资成本。“互保联保”是信用担保的一种方式。“互保”指企业间为对方相互提供担保，“联保”指多家企业之间形成连环担保关系，担保企业对被担保企业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企业间相互关系，可分为同行业担保链、同乡担保链、关联企业担保链、上下游担保链（见图1）。
理论上，互保联保最大的优势在于，处在同一社会关系网络的担保企业能相互甄别、监督、追偿债务，以横向监督机制缓解银企间信息不对称。互保联保的理念古已有之，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即专门描述了农户联保制度。在国际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发展的小额联保贷款（Joint Liability），大量应用于农村扶贫项目。国内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没有第三方担保机构，已经出现了企业间的互保贷款。担保关系更加复杂的“联保”贷款始于农户小额联保贷款，而后由农户拓展到小微企业，由小微企业又发展到中型甚至大型企业。
互保联保是我国不完善担保体系下的制度创新。我国第一家担保公司是1993年经国务院特批成立的中国投资担保公司，其定位是为大项目、大企业服务。一直到1999年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以及原国家经贸委《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发布后，面向中小企业的担保体系才逐步建立起来。到2013年末，我国融资性担保机构8185家，银行业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1.69万亿元，其中75.8%为中小微企业贷款。虽总量可观，但担保体系存在政策性担保不足、互助性担保规模小、商业性担保不规范的问题。由于担保具有正外部性，体现出高商业风险、高社会收益的特征，我国商业性担保机构主导的担保体系（图2），无法产生足够的担保服务供给。追求盈利的商业性担保机构开展高息融资、违规放贷的现象很普遍，由于频发的风险，仅2013年融资担保机构就减少了405家，不少银行已停止与占主体的民营担保机构合作。因此，小微企业无法通过常规担保方式满足融资需要，互保联保成为了一种替代性的创新。
互保联保成为区域性信贷危机的导火索。据杭州人行2013年末对温州的调查，涉及担保贷款的企业有近20%采用三家及以上的联保。到2014年上半年，小微企业贷款占企业贷款比重达29.3%，比2010年末提高了5.1个百分点，互保联保功不可没。但经济下行周期中，担保链条中单个企业的贷款违约，会引发担保链的风险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危及正常经营的企业。根据近期案例，互保联保风险呈现出从中小企业向大企业蔓延，从贸易行业向生产型企业扩散，从长三角、珠三角向资源型地区传染的趋势。
互保联保如何从普惠金融的制度创新变脸为火烧连营的风险链条，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探究。首先，范围不当扩大削弱了信息优势。互保联保的优势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但存在一个有效半径。互保联保之所以在农户小额贷款中较成功，是因为农户的社会网络更紧密、贷款额度较小、联保户数较少。企业间互保联保在发展过程中，参与企业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担保链交叉越来越密集，信息优势递减，企业间了解程度降低，风险暴露却在增大。
第二，高度同质性增加担保链的脆弱性。互保联保基于成员企业某种同质性而形成。同行业、同区域、上下游等相互关系虽然提高了信息对称程度，但也意味着风险无法有效分散，易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锁效应。
第三，无限责任导致风险的高传染性。根据《担保法》第十二条“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银行首先会找到最有实力的担保企业承担无限责任，这导致优质企业更容易在担保链中率先倒下。
第四，横向监督失效加剧企业冒险行为。由于互保联保中的无限责任，不少实力强的企业并不愿意参与，反倒是资质较差的企业热情高涨，使得担保链的结构存在天然缺陷，横向监督的功能下降。不少借款人通过互保联保过度融资，以实体企业为融资平台，以短期贷款开展高杠杆的资产投资和跨行业扩张。根据工行对1.9万户样本的分析，2009年-2013年小企业财务费用年均增幅比主营业务收入高30.88个百分点，暴露出小企业高杠杆经营的倾向。
第五，银行顺周期管理放大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原来倚重的大客户转向直接融资，银行为维持高额利润，将竞争重心下沉到了中小企业。银行在上行周期“重利润”，有扩大互保联保贷款规模的冲动，甚至不惜以拉郎配“组建”本应自愿组合的担保链。银行在下行周期“重风险”，则导致集体“抽贷”的现象。从法律层面来看，商业银行的“抽贷”无可厚非。但在银行间信息沟通协商机制不畅的情况下，理性的个体行为通过“羊群效应”转变为非理性的集体行动，造成银企“双输”的结果。
第六，政府事后风险处置容易诱发下一轮危机。一旦出现互保联保风险，企业常会“联名上书”求助于政府。各地政府采取建立财政救助基金、协调银行不抽贷、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等措施，虽短期有效，但中断了市场“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容易对企业和银行造成政府“兜底”的预期，在多次“好了伤疤忘了疼”后形成预算软约束，埋下新一轮危机的种子。 对于互保联保风险，已有研究以事后应急处置措施为主。化解风险的根本在于重塑金融体系功能，短期应建立“有限责任”的互保联保制度，中期应形成“政府主导型担保体系”，长期应发展“去担保化”的新型金融业态。
根据汇付-西财的调查，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比重仅23%，为避免将更多小微企业推入风险更大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短期内互保联保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应合理设计互保联保结构，回归其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本源。
实行有限责任。“有限责任制”是企业发展史上的创新，它以出资者所投入的资金为限承担经营失败的损失，降低了无限风险对企业家精神的束缚，激发了创新、创业的活力。然而，盘根错节的担保链使企业承担了近乎无限的责任。缺乏有限责任机制约束（同时也是保护）企业对外担保，是目前的互保联保最重要的制度缺陷。各地已出现了一些有益的创新，值得推广。如有银行推出“互助担保基金”贷款，成员企业缴纳互助保证金组成联保基金，以所缴纳金额为限承担担保责任。有些地方政府还通过划拨专款、减税等方式对联保基金注资，分担担保责任。
强化准入管理。不合格的担保企业对借款人并不会比银行更具信息优势，反而有可能因合谋产生虚假信息。银行要加强对担保人的准入管理。一是坚持“联保自愿”原则，核实担保人担保意愿，向其提示潜在风险，杜绝“人情担保”，严禁“拉郎配”。二是认真评估担保企业的信用水平，避免信用等级低、民间借贷关系复杂的企业进入担保链。三是深入调查相关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关联关系，避免家族企业、集团内部形成担保链，防范骗贷风险。
把控担保规模。保持合理规模，互保联保贷款才能发挥信息优势。一是保持合理的成员规模。如果担保圈内的成员太少，起不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如果担保成员太多，则易出现“搭便车”现象，起不到内部约束作用。建议一个担保链的成员规模在5家-8家之间，一家企业对外担保户数不超过5户。二是限制企业对外担保规模。由于担保责任构成企业或有负债，建议企业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倍，对单个借款人担保额不得超过净资产，避免出现过度担保。
共享担保信息。目前统一的担保信息平台尚未建立，上行期容易造成企业跨银行跨地区多头担保、过度担保，下行期又容易造成银行因不掌握担保链整体风险状况而盲目抽贷。应健全银行间担保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现有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银监会客户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等平台，建立互保联保信息平台，防止企业跨银行跨地区过度担保。对于出现风险的担保链，应由当地银行业协会牵头成立债权银行委员会，协调各债权银行理性化解担保链风险，避免出现抽贷“羊群效应”。
加强横向监督。互保联保制度的灵魂在于担保圈内的软信息能形成横向监督机制，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单靠同行邻里的社会网络，难以捕捉企业跨地区经营、跨行业扩张的动态。应建立担保链企业的信息沟通机制，由行业协会或同乡商会牵头，定期（如每季度末）召开担保链利益相关者会议，由担保链企业、众债权银行等派员参加，定期沟通信息，及时处置风险。
互联互保贷款是常规担保体系供给不足的产物，应被视为一种“过渡性”创新。中期来看，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还是应由常规的担保体系来支撑。我国担保体系以商业性担保为主，非营利的政策性担保和互助性担保力量较弱，导致担保体系供给不足、风险较高。应从三方面加以完善。
（一）建立政策性担保为主的担保体系，将政府事后兜底的隐性担保转为事前显性担保
对待互保联保风险，地方政府事后兜底的隐性担保只能止损，不能产生收益，还易造成企业与银行依赖政府救助的道德风险。从国际上看，小微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一般以政府出资为主，并辅以企业互助资金、商业性资金以及金融机构资金。如美国中小企业信贷担保计划的资金主要由联邦政府直接出资，国会预算拨款；2004年-2010年间，日本地方政府对52家信用保证协会的出资比例在76%-80%之间。
我国政府必须从隐性担保转向显性担保，在两个渠道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发展政策性担保机构，直接向小微企业提供担保。针对我国政策性担保机构因风险容忍率低而出现“惜保”的特征，应健全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资金投入机制，将担保基金纳入预算管理，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预算注资政策性担保机构。二是健全再担保机制。再担保是为担保提供的担保。政府主导的再担保体系，能增强单个担保机构抗风险水平，提高担保体系供给能力，并通过再担保费率实现一定的监督职能，起到事前增信、事中分险和事后维稳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发展政策性担保要优于新建政策性小微企业银行。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前，实行的正是“工农中建”分立的专业银行体制，这违背了银行风险分散原则，并不利于可持续经营。建立“政策性担保+商业银行”的组合，在市场甄别信息的基础上，让政府解决担保不足的外部性问题，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二）推动商业担保机构转型为互助担保机构
互助担保机构是对互保联保和商业性担保的扬弃。互助担保机构由会员企业出资组成，会员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担保风险。与互保联保类似，互助担保机构的会员之间相互了解，但有限责任公司的架构，形成了担保风险的“防火墙”，担保风险不会传染到经营正常的会员企业。与商业担保机构一样，互助担保机构是市场化运作的机构，可避免互保联保中的“人情担保”，但其“会员优先”的非营利性导向能缓解商业性担保供给不足，并降低因逐利而违规经营的风险。
应推动商业担保机构转型为互助担保机构。各地在处置近期频发风险的商业担保机构时，政府可出资参股商业担保机构，并通过适当的税收减免，吸引有担保需求的中小企业入股，将商业担保机构改组为互助担保机构。为避免风险集中问题，可借鉴意大利的经验，设置“双层互助担保体系”：在各市、县层面，成立行业性或区域性的互助担保机构，直接向会员提供担保；在省级层面，政府牵头组建互助担保联盟，由辖内各互助担保机构联合出资，为第一层互助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适当分散风险。 （三）银行与担保体系形成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衡量银行和担保体系之间风险分担情况的指标是“担保覆盖率”（贷款违约后，担保方代偿的比率）。Beck、Klapper、Mendoza（2008年）对46个国家76个担保体系的调查发现，担保覆盖率的中位数为80%。根据Riding、Haines（2001年）的分析，加拿大在1993年4月到1995年12月期间将担保率从85%提高到90%，担保贷款违约率比其他时间段高出50%左右。我国担保覆盖率普遍为100%，即银行对单笔担保贷款不承担风险。过高的担保率导致银行放松贷款审查标准，降低贷后监管努力，最终出现行业性、区域性风险。对此，德国和日本监管当局明确规定，担保覆盖率至多为80%。为让银行切实履行信贷风险管理职责，应在担保法规中明确取消全额担保，一笔贷款的担保覆盖率不能超过80%，银行至少要承担20%的风险，以激励银行审慎审查贷款用途并监控贷后资金的流向。
我国的金融架构是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特点形成的，更多依靠抵押、担保等方式降低信息不对称，信用贷款比重较低（见图3）。当前，我国正步入增长动力转化阶段，一大批“轻资产”型的创新企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这些企业缺少可抵押资产，年轻的创业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资本进入互保联保链条。金融体系必须通过创新实现“去担保化”，才能满足实体经济转型的融资需求。
移动互联时代为金融体系“去担保化”创造了条件。担保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方式，降低金融体系对担保的依赖程度，就要找到降低信息不对称性的替代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个人和企业行为越来越多地被数字化，在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平台上形成大数据，不仅包括营业收入、信用记录等传统信息，还沉淀了电商活跃度、用户满意度、人际关系、兴趣、购物习惯等记录。美国互联网信用评估企业ZestFinance，对每位信贷申请人的超过1万条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超过7万个可对其行为做出预测的指标。有些信息看似微不足道，例如用户输入姓名时是否采用首字母大写的正确方式等，但ZestFinance认为这反映了借款人对贷款申请的谨慎程度与还款意愿。再如阿里小贷对于没有贷款记录的青年，根据网购收货地址所反映的租金或住宅价值评估其还款能力。当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信息被有效采集，并借助“云计算”等技术进行高速处理后，借款人的风险偏好、诚信程度就有可能被完整勾勒，用担保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必要性下降。
互联网金融已经开启了“去担保化”的进程。一是基于电商平台的网络贷款。如阿里小贷以客户在电商平台的交易数据为基础，引入网络数据模型和在线资信调查模式，向客户提供无抵押担保的贷款。二是P2P网络贷款。P2P贷款是个人与个人间借助专业网络平台完成的借贷，其最大特点是小额分散，即使没有担保，投资者风险也是可控的。如美国Lending Club最小投资额是25美元，如果投资人投资400个项目，亏损概率为0.2%。三是众筹融资。众筹是创业者利用互联网发布创意、向网友募集项目资金的融资模式，可分为奖励众筹（投资者获得产品）、股权众筹（投资者获得股权）以及两者的混合模式。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消灭风险，但小额、低门槛的特点有效分散了个体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者还是潜在消费者，融资过程也是公众预判项目市场前景的试验，获融资青睐的项目违约风险较低。
发挥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竞争力，须进一步整合信用信息。互联网金融的比较优势是基于开放、透明信息的风险定价能力，它能取代担保的功能，拓宽融资可得性边界。但由于信息尚未整合，互联网金融尚未充分发挥信息优势。应从三方面推动信息整合。一是官方与民间征信系统整合。人行的征信系统收录自然人8.3亿，企业及其他组织近2000万户，但其中有5亿人与银行没有信贷交易关系，大量企业没有纳入征信系统。这些被挡在传统金融高门槛之外的个人和企业，在电商平台和社交网络上却留下了海量的交易、支付、交流等信息，成为潜在的征信资源。可探索官方和民间机构合资建立征信公司，提供覆盖面更广的征信产品。二是银行与电商的信息整合。应推动银行与电商平台的战略合作，既充分挖掘电商海量信息的价值，又发挥银行尽职调查获取定性软信息的优势。三是互联网金融企业间的信息整合。应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互联网金融企业信息共享平台，改变互联网信用信息割裂的状态，防范借款者多头过度融资的风险。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副主任
互保联保产生和演化的背景
互保联保拓宽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担保分为有形的物质担保（抵质押）和无形的信用担保。对于财务信息不健全、抵质押物匮乏的小微企业，信用担保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小微企业融资的可得性，降低融资成本。“互保联保”是信用担保的一种方式。“互保”指企业间为对方相互提供担保，“联保”指多家企业之间形成连环担保关系，担保企业对被担保企业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企业间相互关系，可分为同行业担保链、同乡担保链、关联企业担保链、上下游担保链（见图1）。
理论上，互保联保最大的优势在于，处在同一社会关系网络的担保企业能相互甄别、监督、追偿债务，以横向监督机制缓解银企间信息不对称。互保联保的理念古已有之，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即专门描述了农户联保制度。在国际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发展的小额联保贷款（Joint Liability），大量应用于农村扶贫项目。国内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没有第三方担保机构，已经出现了企业间的互保贷款。担保关系更加复杂的“联保”贷款始于农户小额联保贷款，而后由农户拓展到小微企业，由小微企业又发展到中型甚至大型企业。
互保联保是我国不完善担保体系下的制度创新。我国第一家担保公司是1993年经国务院特批成立的中国投资担保公司，其定位是为大项目、大企业服务。一直到1999年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以及原国家经贸委《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发布后，面向中小企业的担保体系才逐步建立起来。到2013年末，我国融资性担保机构8185家，银行业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1.69万亿元，其中75.8%为中小微企业贷款。虽总量可观，但担保体系存在政策性担保不足、互助性担保规模小、商业性担保不规范的问题。由于担保具有正外部性，体现出高商业风险、高社会收益的特征，我国商业性担保机构主导的担保体系（图2），无法产生足够的担保服务供给。追求盈利的商业性担保机构开展高息融资、违规放贷的现象很普遍，由于频发的风险，仅2013年融资担保机构就减少了405家，不少银行已停止与占主体的民营担保机构合作。因此，小微企业无法通过常规担保方式满足融资需要，互保联保成为了一种替代性的创新。
互保联保成为区域性信贷危机的导火索。据杭州人行2013年末对温州的调查，涉及担保贷款的企业有近20%采用三家及以上的联保。到2014年上半年，小微企业贷款占企业贷款比重达29.3%，比2010年末提高了5.1个百分点，互保联保功不可没。但经济下行周期中，担保链条中单个企业的贷款违约，会引发担保链的风险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危及正常经营的企业。根据近期案例，互保联保风险呈现出从中小企业向大企业蔓延，从贸易行业向生产型企业扩散，从长三角、珠三角向资源型地区传染的趋势。
互保联保的风险根源
互保联保如何从普惠金融的制度创新变脸为火烧连营的风险链条，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探究。首先，范围不当扩大削弱了信息优势。互保联保的优势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但存在一个有效半径。互保联保之所以在农户小额贷款中较成功，是因为农户的社会网络更紧密、贷款额度较小、联保户数较少。企业间互保联保在发展过程中，参与企业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担保链交叉越来越密集，信息优势递减，企业间了解程度降低，风险暴露却在增大。
第二，高度同质性增加担保链的脆弱性。互保联保基于成员企业某种同质性而形成。同行业、同区域、上下游等相互关系虽然提高了信息对称程度，但也意味着风险无法有效分散，易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锁效应。
第三，无限责任导致风险的高传染性。根据《担保法》第十二条“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银行首先会找到最有实力的担保企业承担无限责任，这导致优质企业更容易在担保链中率先倒下。
第四，横向监督失效加剧企业冒险行为。由于互保联保中的无限责任，不少实力强的企业并不愿意参与，反倒是资质较差的企业热情高涨，使得担保链的结构存在天然缺陷，横向监督的功能下降。不少借款人通过互保联保过度融资，以实体企业为融资平台，以短期贷款开展高杠杆的资产投资和跨行业扩张。根据工行对1.9万户样本的分析，2009年-2013年小企业财务费用年均增幅比主营业务收入高30.88个百分点，暴露出小企业高杠杆经营的倾向。
第五，银行顺周期管理放大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原来倚重的大客户转向直接融资，银行为维持高额利润，将竞争重心下沉到了中小企业。银行在上行周期“重利润”，有扩大互保联保贷款规模的冲动，甚至不惜以拉郎配“组建”本应自愿组合的担保链。银行在下行周期“重风险”，则导致集体“抽贷”的现象。从法律层面来看，商业银行的“抽贷”无可厚非。但在银行间信息沟通协商机制不畅的情况下，理性的个体行为通过“羊群效应”转变为非理性的集体行动，造成银企“双输”的结果。
第六，政府事后风险处置容易诱发下一轮危机。一旦出现互保联保风险，企业常会“联名上书”求助于政府。各地政府采取建立财政救助基金、协调银行不抽贷、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等措施，虽短期有效，但中断了市场“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容易对企业和银行造成政府“兜底”的预期，在多次“好了伤疤忘了疼”后形成预算软约束，埋下新一轮危机的种子。 对于互保联保风险，已有研究以事后应急处置措施为主。化解风险的根本在于重塑金融体系功能，短期应建立“有限责任”的互保联保制度，中期应形成“政府主导型担保体系”，长期应发展“去担保化”的新型金融业态。
短期：回归互保联保本质，化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
根据汇付-西财的调查，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比重仅23%，为避免将更多小微企业推入风险更大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短期内互保联保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应合理设计互保联保结构，回归其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本源。
实行有限责任。“有限责任制”是企业发展史上的创新，它以出资者所投入的资金为限承担经营失败的损失，降低了无限风险对企业家精神的束缚，激发了创新、创业的活力。然而，盘根错节的担保链使企业承担了近乎无限的责任。缺乏有限责任机制约束（同时也是保护）企业对外担保，是目前的互保联保最重要的制度缺陷。各地已出现了一些有益的创新，值得推广。如有银行推出“互助担保基金”贷款，成员企业缴纳互助保证金组成联保基金，以所缴纳金额为限承担担保责任。有些地方政府还通过划拨专款、减税等方式对联保基金注资，分担担保责任。
强化准入管理。不合格的担保企业对借款人并不会比银行更具信息优势，反而有可能因合谋产生虚假信息。银行要加强对担保人的准入管理。一是坚持“联保自愿”原则，核实担保人担保意愿，向其提示潜在风险，杜绝“人情担保”，严禁“拉郎配”。二是认真评估担保企业的信用水平，避免信用等级低、民间借贷关系复杂的企业进入担保链。三是深入调查相关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关联关系，避免家族企业、集团内部形成担保链，防范骗贷风险。
把控担保规模。保持合理规模，互保联保贷款才能发挥信息优势。一是保持合理的成员规模。如果担保圈内的成员太少，起不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如果担保成员太多，则易出现“搭便车”现象，起不到内部约束作用。建议一个担保链的成员规模在5家-8家之间，一家企业对外担保户数不超过5户。二是限制企业对外担保规模。由于担保责任构成企业或有负债，建议企业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倍，对单个借款人担保额不得超过净资产，避免出现过度担保。
共享担保信息。目前统一的担保信息平台尚未建立，上行期容易造成企业跨银行跨地区多头担保、过度担保，下行期又容易造成银行因不掌握担保链整体风险状况而盲目抽贷。应健全银行间担保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现有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银监会客户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等平台，建立互保联保信息平台，防止企业跨银行跨地区过度担保。对于出现风险的担保链，应由当地银行业协会牵头成立债权银行委员会，协调各债权银行理性化解担保链风险，避免出现抽贷“羊群效应”。
加强横向监督。互保联保制度的灵魂在于担保圈内的软信息能形成横向监督机制，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单靠同行邻里的社会网络，难以捕捉企业跨地区经营、跨行业扩张的动态。应建立担保链企业的信息沟通机制，由行业协会或同乡商会牵头，定期（如每季度末）召开担保链利益相关者会议，由担保链企业、众债权银行等派员参加，定期沟通信息，及时处置风险。
中期：完善信用担保体系，理顺风险分担机制
互联互保贷款是常规担保体系供给不足的产物，应被视为一种“过渡性”创新。中期来看，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还是应由常规的担保体系来支撑。我国担保体系以商业性担保为主，非营利的政策性担保和互助性担保力量较弱，导致担保体系供给不足、风险较高。应从三方面加以完善。
（一）建立政策性担保为主的担保体系，将政府事后兜底的隐性担保转为事前显性担保
对待互保联保风险，地方政府事后兜底的隐性担保只能止损，不能产生收益，还易造成企业与银行依赖政府救助的道德风险。从国际上看，小微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一般以政府出资为主，并辅以企业互助资金、商业性资金以及金融机构资金。如美国中小企业信贷担保计划的资金主要由联邦政府直接出资，国会预算拨款；2004年-2010年间，日本地方政府对52家信用保证协会的出资比例在76%-80%之间。
我国政府必须从隐性担保转向显性担保，在两个渠道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发展政策性担保机构，直接向小微企业提供担保。针对我国政策性担保机构因风险容忍率低而出现“惜保”的特征，应健全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资金投入机制，将担保基金纳入预算管理，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预算注资政策性担保机构。二是健全再担保机制。再担保是为担保提供的担保。政府主导的再担保体系，能增强单个担保机构抗风险水平，提高担保体系供给能力，并通过再担保费率实现一定的监督职能，起到事前增信、事中分险和事后维稳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发展政策性担保要优于新建政策性小微企业银行。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前，实行的正是“工农中建”分立的专业银行体制，这违背了银行风险分散原则，并不利于可持续经营。建立“政策性担保+商业银行”的组合，在市场甄别信息的基础上，让政府解决担保不足的外部性问题，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二）推动商业担保机构转型为互助担保机构
互助担保机构是对互保联保和商业性担保的扬弃。互助担保机构由会员企业出资组成，会员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担保风险。与互保联保类似，互助担保机构的会员之间相互了解，但有限责任公司的架构，形成了担保风险的“防火墙”，担保风险不会传染到经营正常的会员企业。与商业担保机构一样，互助担保机构是市场化运作的机构，可避免互保联保中的“人情担保”，但其“会员优先”的非营利性导向能缓解商业性担保供给不足，并降低因逐利而违规经营的风险。
应推动商业担保机构转型为互助担保机构。各地在处置近期频发风险的商业担保机构时，政府可出资参股商业担保机构，并通过适当的税收减免，吸引有担保需求的中小企业入股，将商业担保机构改组为互助担保机构。为避免风险集中问题，可借鉴意大利的经验，设置“双层互助担保体系”：在各市、县层面，成立行业性或区域性的互助担保机构，直接向会员提供担保；在省级层面，政府牵头组建互助担保联盟，由辖内各互助担保机构联合出资，为第一层互助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适当分散风险。 （三）银行与担保体系形成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衡量银行和担保体系之间风险分担情况的指标是“担保覆盖率”（贷款违约后，担保方代偿的比率）。Beck、Klapper、Mendoza（2008年）对46个国家76个担保体系的调查发现，担保覆盖率的中位数为80%。根据Riding、Haines（2001年）的分析，加拿大在1993年4月到1995年12月期间将担保率从85%提高到90%，担保贷款违约率比其他时间段高出50%左右。我国担保覆盖率普遍为100%，即银行对单笔担保贷款不承担风险。过高的担保率导致银行放松贷款审查标准，降低贷后监管努力，最终出现行业性、区域性风险。对此，德国和日本监管当局明确规定，担保覆盖率至多为80%。为让银行切实履行信贷风险管理职责，应在担保法规中明确取消全额担保，一笔贷款的担保覆盖率不能超过80%，银行至少要承担20%的风险，以激励银行审慎审查贷款用途并监控贷后资金的流向。
长期：发展新型金融业态，实现金融“去担保化”
我国的金融架构是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特点形成的，更多依靠抵押、担保等方式降低信息不对称，信用贷款比重较低（见图3）。当前，我国正步入增长动力转化阶段，一大批“轻资产”型的创新企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这些企业缺少可抵押资产，年轻的创业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资本进入互保联保链条。金融体系必须通过创新实现“去担保化”，才能满足实体经济转型的融资需求。
移动互联时代为金融体系“去担保化”创造了条件。担保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方式，降低金融体系对担保的依赖程度，就要找到降低信息不对称性的替代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个人和企业行为越来越多地被数字化，在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平台上形成大数据，不仅包括营业收入、信用记录等传统信息，还沉淀了电商活跃度、用户满意度、人际关系、兴趣、购物习惯等记录。美国互联网信用评估企业ZestFinance，对每位信贷申请人的超过1万条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超过7万个可对其行为做出预测的指标。有些信息看似微不足道，例如用户输入姓名时是否采用首字母大写的正确方式等，但ZestFinance认为这反映了借款人对贷款申请的谨慎程度与还款意愿。再如阿里小贷对于没有贷款记录的青年，根据网购收货地址所反映的租金或住宅价值评估其还款能力。当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信息被有效采集，并借助“云计算”等技术进行高速处理后，借款人的风险偏好、诚信程度就有可能被完整勾勒，用担保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必要性下降。
互联网金融已经开启了“去担保化”的进程。一是基于电商平台的网络贷款。如阿里小贷以客户在电商平台的交易数据为基础，引入网络数据模型和在线资信调查模式，向客户提供无抵押担保的贷款。二是P2P网络贷款。P2P贷款是个人与个人间借助专业网络平台完成的借贷，其最大特点是小额分散，即使没有担保，投资者风险也是可控的。如美国Lending Club最小投资额是25美元，如果投资人投资400个项目，亏损概率为0.2%。三是众筹融资。众筹是创业者利用互联网发布创意、向网友募集项目资金的融资模式，可分为奖励众筹（投资者获得产品）、股权众筹（投资者获得股权）以及两者的混合模式。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消灭风险，但小额、低门槛的特点有效分散了个体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者还是潜在消费者，融资过程也是公众预判项目市场前景的试验，获融资青睐的项目违约风险较低。
发挥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竞争力，须进一步整合信用信息。互联网金融的比较优势是基于开放、透明信息的风险定价能力，它能取代担保的功能，拓宽融资可得性边界。但由于信息尚未整合，互联网金融尚未充分发挥信息优势。应从三方面推动信息整合。一是官方与民间征信系统整合。人行的征信系统收录自然人8.3亿，企业及其他组织近2000万户，但其中有5亿人与银行没有信贷交易关系，大量企业没有纳入征信系统。这些被挡在传统金融高门槛之外的个人和企业，在电商平台和社交网络上却留下了海量的交易、支付、交流等信息，成为潜在的征信资源。可探索官方和民间机构合资建立征信公司，提供覆盖面更广的征信产品。二是银行与电商的信息整合。应推动银行与电商平台的战略合作，既充分挖掘电商海量信息的价值，又发挥银行尽职调查获取定性软信息的优势。三是互联网金融企业间的信息整合。应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互联网金融企业信息共享平台，改变互联网信用信息割裂的状态，防范借款者多头过度融资的风险。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