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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丽巴努依然记得幼儿园中班时自己被当作“例子”的场景。
她站在讲台上，独自面对着台下的同学，然后听到老师说：“这就是维吾尔族小姑娘。”
对于她的小伙伴们来说，这是一堂直观认识少数民族的课程。而古丽巴努知道了自己民族身份的不同。
“我就是在差异中长大的，要在差异中找到位置。”如今，一口京腔的古丽巴努略带轻松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起自己的童年。
乌鲁木齐至北京的T178次特快列车全程41个小时。假如放在百度地图上测量，两个城市之间的公路距离是3179公里。
对于绝大多数走过这段长途的新疆人来说，跨越这段距离并不像乘坐火车那般轻松。
古丽巴努是《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的编辑。100个不同民族的人从新疆出发，抵达内地，然后短暂地汇聚在这本图文书籍里，再继续出发、生活，过着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却又有所差异的生活。
这本书的作者、摄影师库尔班江·赛买提也经历了出疆学习、维汉矛盾甚至跨民族爱恋，“原来在他们眼里，我们是这样，但我们不是的。”
库尔班江拿起相机，开始用镜头记录新疆人的故事。
这本受到全国政协和自治区领导关注、支持的故事集和影像集，希望告诉新疆之外的人们，新疆人“与北京人、山东人没有什么两样”。
在对《瞭望东方周刊》讲述的时候，“我从新疆来”的人们都想说明，能歌善舞、羊肉串、葡萄干……不应该是他们的标签。
“我想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的新疆人是什么样，真实的新疆人在做什么。”库尔班江说。
出新疆记
1983年，古丽巴努的父母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的一个国家单位。
聚焦生活于内地的新疆人，古丽巴努在编辑《我从新疆来》时找到了许多儿时记忆，包括小学时经常在艾尼瓦尔的餐厅吃饭。
“我来北京的时间比在新疆都长。”艾尼瓦尔·买买提也是在1983年从新疆到北京的，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到北京那年自己只有21岁。
那几乎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抵达北京的新疆生意人。
“咱们国家刚改革开放没多久，我就在乌鲁木齐南门市场开了家餐厅。那时从北京来的一个考察队觉得乌鲁木齐的巴扎非常有气氛，希望在北京也能感受到这样的风情，他们和乌鲁木齐的有关部门沟通，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个生意人到北京马甸的农贸市场做新疆生意。”同在那时来京的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回忆。
艾尼瓦尔当时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开餐厅。乌市工商局的朋友问他想不想去北京，可以安排住处和开餐厅的地方，“我来就是为了做生意，能过上好日子。”
在此之前，艾尼瓦尔和朋友曾去过河南郑州，带着烤肉用的架子和工具。那时内地人还不太知道什么是烤羊肉串，围观的多，买的少。他请大家试吃，效果虽然不错，但肯花3角钱买一串的人还是不多。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新疆。
这一次艾尼瓦尔决定要到北京“试一试”。
三天三夜，火车票价61元。艾尼瓦尔对于数字的记忆清晰又敏锐，这些数字演变成艾尼瓦尔命运的关键印记与注脚。
“老婆是坐票，我站了一路，在北京的第一顿饭是火车上遇到的新疆老乡请我们吃的。”结果，艾尼瓦尔到北京的第一天就遇上了骗子。
“那时北京已经有地铁了，带路的人带我们坐地铁，车票一角钱一张。到了地方，房东还没出来，那个带路的人趁我不注意，直接从我兜里拿了30元扭头就跑了。”房东要去追带路人，被艾尼瓦尔制止，“算了，我们人到了就行了。”
他们抵达北京时，大约都在夏天。艾力克先卖了一段新疆瓜果。冬天水果来源中断，他就卖起了烤肉，“没想到这非常受北京人的欢迎”。
新疆羊肉串——其实按照新疆当地的习惯叫做“烤肉”，就这样开始在内地风靡。
到1986年，有两位演员——朱时茂和陈佩斯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小品中，向全国观众演绎了“舌头打卷”的“大胡子”形象。
用库尔班江的话说，“从陈佩斯老师卖烤肉开始，‘卖烤肉的’成了贴在新疆人身上时间最长的标签。”
就连古丽巴努的父亲走在路上，有时也被人说成是“卖羊肉串的”。他脾气又急，就会发生些争执。
用兜里剩下的38元钱开始做生意，艾尼瓦尔曾经羞于谈及自己的生计。有一次，他去赛福鼎·艾则孜家做客，老人问起职业，他有些忸怩地回答了。
这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自治区原主席、解放军中将告诉他，“任何职业都值得尊重”。
地下室走来的博士
艾尼瓦尔是因为“新疆村”形成后认识赛福鼎·艾则孜的。
所谓“新疆村”，就是位于老北京城西北部的北沙沟。它位于新疆办事处和中央民族大学之间。1983年出现了第一家维吾尔族馄饨馆，至1987年达到15家新疆餐馆，1992年被命名为“新疆村”时，已有餐馆30家以上。
与“新疆村”并称的是附近魏公村的“新疆街”。这条紧邻中央民族大学北墙的街道，1983年出现第一家维吾尔族餐馆，90年代中期发展到十几家。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的调查，两个新疆风味餐厅聚集地的老板大多来自乌鲁木齐、喀什和伊宁。他们在新疆时经济一般比较困难，大多做过两种以上职业。
先是打工、贩卖水果、卖烤肉……一般在5年左右，完成积累，或者借贷开起餐馆。德高望重的一位会成为“村长”，协调竞争以及与街道、政府的关系。
不过，等到2011年艾合买提江·阿布都热合曼打算开一家新疆餐厅并因此认识库尔班江时，他已将地点选择在了北京的五道口。此前在1999年，因道路改造，北沙沟的新疆餐馆大多拆迁消失。
艾尼瓦尔于2004年买下了东四六条的四合院，根据老家库车房子的模样改建成了餐厅：从外面看像是一座小型清真寺，绿色的装修带着浓郁的新疆风情。 这是一家“在北京的新疆人几乎没人不知道”的餐厅。艾尼瓦尔也在这里认识了库尔班江，说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愿意结交朋友”。
艾力克本来的打算是“攒够了钱，回乌鲁木齐开个餐厅，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1996年，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那之后我们家的命运就变了。儿子得了脑瘫，每天1000多块钱的治疗费用，坚持了4年。”
虽然医生认为无法治好，但他觉得总有一天会有办法。于是一家人在北京一直卖烤肉，“每次攒的钱先给儿子治病。我现在在苏州桥附近卖烤肉，生意还行，就是有时候还得躲城管。”
艾合买提江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在1999年考入在山东东营的中国石油大学，用了10年时间终于博士毕业，到北京找工作。
“掰掰指头算一下，离开家乡都15年了。离开阿克苏到大学的第一天就好像昨天的事儿。”对于这个关键的日子，他的回忆是，“按理说那天应该很兴奋，但我从辅导员的表格上看到自己的入学成绩居然是倒数第三，心理落差非常大。军训之后的分班考试又是一次打击，突然觉得在老家数一数二的成绩就是个笑话。”
艾合买提江从德国留学归来后拿到了博士学位。曾有一家应聘单位，笔试面试都非常顺利，临签合同时，单位领导找他谈话，说没有清真餐厅，也没有聘用维吾尔族员工的先例，怕给工作带来不便。
艾合买提江没再坚持。后来他在五道口的这家餐厅里，也听到了多个类似的故事。
艾合买提江把这些波折看做生活对自己的试探，“只要坚持住，过去了就会看到更多前景。”他现在已是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海外ADDAX研究所副主任，“几乎每天都在努力。”
他还记得第二次搬家——正是2009年博士毕业后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从牡丹园的地下室搬到北京语言大学的教师楼上，门牌号是一个吉利的数字“808”。
标签背后
至于在地下室的日子，那时“我爱人还在老家的学校当老师，我刚上班那会儿她来北京过暑假，我们就一起琢磨节约开支。下班之后先遛弯儿，等卖菜的快收摊时再去买菜，便宜嘛！”艾合买提江回忆说。
从教师楼那间房子的窗户向外看，就是五道口地铁站。艾合买提江终于有了“落定”的感觉。他用抹布一点点地把地板擦干净，将生活用品采办齐全，然后给在新疆的老婆打电话：“来北京吧，这里都收拾好了。”
艾合买提江的朋友圈最近分享了一段视频，内容是新东方的维吾尔族教师努尔艾力·阿不利孜在《超级演说家》上的形象。
艾力说：“现在有些事情正好跟歌里唱的相反，不是掀开盖头来认识我，而是给我盖上盖头，贴上标签，写上‘新疆人’三个字，而标签背后，我是谁、做什么似乎不重要了。”
艾合买提江了解在北京的新疆籍学生吃不上家乡菜的苦恼。于是，他借钱、从新疆请来厨师，开了一家名叫“大漠驼铃”的餐厅，“不赔不赚，唯一头疼的就是厨师总是留不住。都是从新疆带过来的年轻厨师，但他们对待工作并不认真，有时候刚发了一个月工资可能没两天就花光，有时候不打招呼就跑了。”
艾合买提江说，自己也挺为他们着急，经常开导他们，“但拦不住，大部分还是和他们的家庭环境有关。”
筹备开餐厅的时候，艾合买提江在网上找新疆的风景照片，看中的一张正是库尔班江拍摄的。
如今这照片还挂在艾合买提江的餐厅里，“他也没要钱，说本来就是给人看的，要什么钱。”艾合买提江说。
他评价库尔班江所做的事情非常“正能量”，“新疆优秀的人很多，并不是不了解的人所想象的那样。”
在到内地之前，库尔班江觉得，“在新疆那二十多年，没人能让我看到我自己，有点儿像井底之蛙。但从新疆出来后，我接触到的是更广阔的社会和世界，也被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撞了一遍，边撞边学，边学边成长，每一天都有思维上的碰撞。”
他说，如果没有那些酸甜苦辣，没有那些“无私帮助我爱我的人们，我今天站不到这个位置，干不出所有成绩，做不了今天这个库尔班江·赛买提”。
在新疆的某一段时光，库尔班江沉迷于赌博，3个月输掉了将近50万元。身边的汉族朋友力劝，但库尔班江仍然难以自持。
好在这时，库尔班江的干爹干妈来到新疆拍纪录片，需要助理，曾学过摄影的库尔班江与父亲商量之后决定去跟着拍纪录片。
那是一个叫《森林之歌》的纪录片。那时他的脾气“还没收敛，看见不顺眼的还是爱嘲讽，而且惯性地耍脾气，拍摄的时候根本就是捣乱，也就是干爹干娘让着我”。
被同事批评后，2005年10月28日，他爬到拍摄根据地的宾馆楼顶，想跳楼自杀，“我还买了包烟，那是第一次抽烟，冒了几口，然后往下看，脑补了一些画面：从十层掉下去脸朝上还是朝下？地上的钉子会不会扎进我脸上然后死得不好看？如果摔成终身残废然后脸还花了……想着想着就怕了，就想一定要好好活着，活出精彩，出人头地，改掉自己的问题。”
后来，他决定去读书，在中国传媒大学进修，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活。
年轻人的改变
一位叫毕根辉的远程教育学院院长，帮库尔班江安排了没有学位的旁听生资格，还安排他和本科生住在一起，“现在想想，那是一个老师的决定可以影响学生一辈子的时代，他的决定是对我的信任，也让我对这个学校有了信任。在一个开放的学府，学籍没有成为我的障碍。”
除了室友“好哥们儿”，库尔班江记得那里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的课我都追着听好几遍，有的老师都‘烦’我了，因为他们要说的每一句话和案例还有要放的片子我都门儿清。其实是因为我汉语基础不好，必须一遍一遍听才能懂。我现在还留着当时的笔记，一共七八本，汉字、拼音、维吾尔语三合一。”
如今回忆起数年前的决定，他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还很极端，容不得任何人说维吾尔族、说新疆的不好，也因此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都极度严苛。” 可，“北京是个竞争多大的城市呢，能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拍纪录片的，所以如果我不比别人付出更多倍的努力，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也被打击过，比如架上机器完全不知道该拍什么，当时导演就说‘你不适合拍纪录片’。”。
是他的师父、“央视纪录片最牛的摄像”王路一句“特别霸道的话”救了他。
他说：“我说你是个好摄像，你就是个好摄像！”
虽然至今库尔班江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摄像，“但现在可以让导演满意了”。
库尔班江所做的这个事情——讲述100个“我从新疆来”的故事，虽然是2014年3月昆明事件引发的，但是对于他所描述的这100个人、包括他自己来说，“7·5”事件也是一个避不开的时间点。
肖合来提·艾尼还记得“7·5”前网络上的诡异气氛：总会出现一些类似“是维吾尔族人就转”的口号性文字，“气氛很不对”。
他那时还在乌鲁木齐读大学，正着迷魔术，刚刚学会了几个扑克牌的手法。夜晚临近，年轻魔术师见证的并非“奇迹”，而是一场暴乱。
肖合来提·艾尼的家附近就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他红着眼眶回忆：“那天太惨了。”
“你有什么资格去伤害别人的生命！”5年后，在北京的一间咖啡厅里，他说起“7·5”仍然不断叹气，说完这段话，低下头咬着自己的指甲。
库尔班江当时正在兰州拍摄。看到新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现在对于这件事， 艾尼瓦尔不愿多提。他指着在不远处正忙着的服务员说，“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们平安。”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艾尼瓦尔从老家带过来的，他叫他们“孩子”。
至于艾合买提江，他连续用了两次“影响非常大”——从那时起，很多事变得麻烦。
“都说我们新疆人厉害，其实不是的。北京生活并不是想的这么简单，没必要起冲突。”艾合买提江看着他身边的小女儿，喂她吃馕炒烤肉，轻轻地吻了她一下。
女儿的名字叫穆菲达，维吾尔语的意思是“对社会有益的人”。
穆菲达先是在新疆呆了一段时间，学维吾尔语。“汉语还是要慢慢来。”他正在考虑给孩子改名字，“让她姓穆，叫菲达。”
研究生期间出国需要办理护照，但是护照的名字一栏只能填7个字。艾合买提江不得不把他的姓——阿布都热合曼——拿掉，为此还被父亲和同乡责怪。他不想再让孩子重复自己的经历。
改名字的事情他现在还拿不定主意。
由于本身是民考汉的学生，他对新疆的双语教学政策非常赞同，但具体效果还没有想象的好：店里新来的服务员，高中毕业，自己的汉语名字都不会说，更别说基本的汉语交流。
“误会实在太大了”
10年前，肖合来提来过一次北京。那时他还是初中生，随母亲参加同学聚会，一并旅游。
10年后，他来北京，更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恋爱失败，魔术事业在新疆也遇到瓶颈。“这次来北京完全是来工作奋斗。”
肖合来提·艾尼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和哥哥两人都是“民考汉”，“在家对话基本用维吾尔语，说快了汉语也出来了。”他的汉语并没有多少“新疆味”，几个月的北京生活甚至让他带了点京腔。
“我今年3月底到的北京。”那段时间他没有工作。
3月3日，库尔班江开始联系在北京的新疆人，“原本是想拍纪录片的，但是还没有那么多钱，我想不能再等了，先做再说。”
很快，各大门户网站出现了他拍摄的图片故事《我从新疆来》。他说，之所以着急推出，是网络上对新疆人的“误会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很多朋友会向他推荐在内地的新疆人。有一个被介绍者就是肖合来提。他叫库尔班江“大哥哥”，库尔班江则对肖合来提的职业很感兴趣。
库尔班江觉得，在这一连串事件中，“7·5”是产生误解的导火索。“曾经有过的信任、对新疆的喜欢，忽然之间好像就没有了。”
艾合买提江则说，偶尔他还会感到内心不平衡、发些牢骚。“只要自己专业扎实，有持续学习、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所有外来人口都会遇到的问题
暑假，艾合买提江的妻子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一家人团聚。但他觉得，“把家庭从新疆带到内地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一般人不会有这样的勇气。”
“所有外来人口会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遇到。”他的结论是——在内地居住、就业的新疆籍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并且有一定责任心，对社会和个人有责任感。
可是对于这些在内地的新疆人来说，在家乡也有压力。
肖合来提的事业——魔术，就在新疆有争议。有人说这是巫师的事情。
肖合来提解释，《古兰经》里反对魔术，是巫师、捉鬼人的魔术，“我们的魔术是个技巧性的东西，是能给观众愉悦的。”
库尔班江也感受过传统带来的压力。
他曾带汉族女友回和田老家，父母并没有反对。而母亲在向同乡介绍他女朋友时，被咒骂。
在《我从新疆来》这本书里，有很多毕业生不愿回到新疆，“还是太单调了，工作机会少，再就是铁饭碗。”
有位主人公感慨：“在内地特别幸福，如果我选择留在新疆，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幸福。”
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如今已经61岁。4个孩子，老大老二在新疆，老三老四在北京，“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
老四在北京上学，“家里我们都和他说维吾尔语，但他现在开始有点排斥，只说汉语。”
2013年他带着孩子回新疆，老四问：“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
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说，新疆就是你的老家，没想到孩子说：“北京才是我的老家，我想回家。”
在北京过了30年，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很感谢帮助过他的人。“我住的地方的居委会知道我的情况，一直在帮我负担房租，十几年了，还是好人多。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早日康复，除此之外，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记住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
（感谢《我从新疆来》对本文的帮助）
她站在讲台上，独自面对着台下的同学，然后听到老师说：“这就是维吾尔族小姑娘。”
对于她的小伙伴们来说，这是一堂直观认识少数民族的课程。而古丽巴努知道了自己民族身份的不同。
“我就是在差异中长大的，要在差异中找到位置。”如今，一口京腔的古丽巴努略带轻松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起自己的童年。
乌鲁木齐至北京的T178次特快列车全程41个小时。假如放在百度地图上测量，两个城市之间的公路距离是3179公里。
对于绝大多数走过这段长途的新疆人来说，跨越这段距离并不像乘坐火车那般轻松。
古丽巴努是《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的编辑。100个不同民族的人从新疆出发，抵达内地，然后短暂地汇聚在这本图文书籍里，再继续出发、生活，过着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却又有所差异的生活。
这本书的作者、摄影师库尔班江·赛买提也经历了出疆学习、维汉矛盾甚至跨民族爱恋，“原来在他们眼里，我们是这样，但我们不是的。”
库尔班江拿起相机，开始用镜头记录新疆人的故事。
这本受到全国政协和自治区领导关注、支持的故事集和影像集，希望告诉新疆之外的人们，新疆人“与北京人、山东人没有什么两样”。
在对《瞭望东方周刊》讲述的时候，“我从新疆来”的人们都想说明，能歌善舞、羊肉串、葡萄干……不应该是他们的标签。
“我想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的新疆人是什么样，真实的新疆人在做什么。”库尔班江说。
出新疆记
1983年，古丽巴努的父母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的一个国家单位。
聚焦生活于内地的新疆人，古丽巴努在编辑《我从新疆来》时找到了许多儿时记忆，包括小学时经常在艾尼瓦尔的餐厅吃饭。
“我来北京的时间比在新疆都长。”艾尼瓦尔·买买提也是在1983年从新疆到北京的，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到北京那年自己只有21岁。
那几乎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抵达北京的新疆生意人。
“咱们国家刚改革开放没多久，我就在乌鲁木齐南门市场开了家餐厅。那时从北京来的一个考察队觉得乌鲁木齐的巴扎非常有气氛，希望在北京也能感受到这样的风情，他们和乌鲁木齐的有关部门沟通，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个生意人到北京马甸的农贸市场做新疆生意。”同在那时来京的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回忆。
艾尼瓦尔当时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开餐厅。乌市工商局的朋友问他想不想去北京，可以安排住处和开餐厅的地方，“我来就是为了做生意，能过上好日子。”
在此之前，艾尼瓦尔和朋友曾去过河南郑州，带着烤肉用的架子和工具。那时内地人还不太知道什么是烤羊肉串，围观的多，买的少。他请大家试吃，效果虽然不错，但肯花3角钱买一串的人还是不多。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新疆。
这一次艾尼瓦尔决定要到北京“试一试”。
三天三夜，火车票价61元。艾尼瓦尔对于数字的记忆清晰又敏锐，这些数字演变成艾尼瓦尔命运的关键印记与注脚。
“老婆是坐票，我站了一路，在北京的第一顿饭是火车上遇到的新疆老乡请我们吃的。”结果，艾尼瓦尔到北京的第一天就遇上了骗子。
“那时北京已经有地铁了，带路的人带我们坐地铁，车票一角钱一张。到了地方，房东还没出来，那个带路的人趁我不注意，直接从我兜里拿了30元扭头就跑了。”房东要去追带路人，被艾尼瓦尔制止，“算了，我们人到了就行了。”
他们抵达北京时，大约都在夏天。艾力克先卖了一段新疆瓜果。冬天水果来源中断，他就卖起了烤肉，“没想到这非常受北京人的欢迎”。
新疆羊肉串——其实按照新疆当地的习惯叫做“烤肉”，就这样开始在内地风靡。
到1986年，有两位演员——朱时茂和陈佩斯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小品中，向全国观众演绎了“舌头打卷”的“大胡子”形象。
用库尔班江的话说，“从陈佩斯老师卖烤肉开始，‘卖烤肉的’成了贴在新疆人身上时间最长的标签。”
就连古丽巴努的父亲走在路上，有时也被人说成是“卖羊肉串的”。他脾气又急，就会发生些争执。
用兜里剩下的38元钱开始做生意，艾尼瓦尔曾经羞于谈及自己的生计。有一次，他去赛福鼎·艾则孜家做客，老人问起职业，他有些忸怩地回答了。
这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自治区原主席、解放军中将告诉他，“任何职业都值得尊重”。
地下室走来的博士
艾尼瓦尔是因为“新疆村”形成后认识赛福鼎·艾则孜的。
所谓“新疆村”，就是位于老北京城西北部的北沙沟。它位于新疆办事处和中央民族大学之间。1983年出现了第一家维吾尔族馄饨馆，至1987年达到15家新疆餐馆，1992年被命名为“新疆村”时，已有餐馆30家以上。
与“新疆村”并称的是附近魏公村的“新疆街”。这条紧邻中央民族大学北墙的街道，1983年出现第一家维吾尔族餐馆，90年代中期发展到十几家。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的调查，两个新疆风味餐厅聚集地的老板大多来自乌鲁木齐、喀什和伊宁。他们在新疆时经济一般比较困难，大多做过两种以上职业。
先是打工、贩卖水果、卖烤肉……一般在5年左右，完成积累，或者借贷开起餐馆。德高望重的一位会成为“村长”，协调竞争以及与街道、政府的关系。
不过，等到2011年艾合买提江·阿布都热合曼打算开一家新疆餐厅并因此认识库尔班江时，他已将地点选择在了北京的五道口。此前在1999年，因道路改造，北沙沟的新疆餐馆大多拆迁消失。
艾尼瓦尔于2004年买下了东四六条的四合院，根据老家库车房子的模样改建成了餐厅：从外面看像是一座小型清真寺，绿色的装修带着浓郁的新疆风情。 这是一家“在北京的新疆人几乎没人不知道”的餐厅。艾尼瓦尔也在这里认识了库尔班江，说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愿意结交朋友”。
艾力克本来的打算是“攒够了钱，回乌鲁木齐开个餐厅，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1996年，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那之后我们家的命运就变了。儿子得了脑瘫，每天1000多块钱的治疗费用，坚持了4年。”
虽然医生认为无法治好，但他觉得总有一天会有办法。于是一家人在北京一直卖烤肉，“每次攒的钱先给儿子治病。我现在在苏州桥附近卖烤肉，生意还行，就是有时候还得躲城管。”
艾合买提江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在1999年考入在山东东营的中国石油大学，用了10年时间终于博士毕业，到北京找工作。
“掰掰指头算一下，离开家乡都15年了。离开阿克苏到大学的第一天就好像昨天的事儿。”对于这个关键的日子，他的回忆是，“按理说那天应该很兴奋，但我从辅导员的表格上看到自己的入学成绩居然是倒数第三，心理落差非常大。军训之后的分班考试又是一次打击，突然觉得在老家数一数二的成绩就是个笑话。”
艾合买提江从德国留学归来后拿到了博士学位。曾有一家应聘单位，笔试面试都非常顺利，临签合同时，单位领导找他谈话，说没有清真餐厅，也没有聘用维吾尔族员工的先例，怕给工作带来不便。
艾合买提江没再坚持。后来他在五道口的这家餐厅里，也听到了多个类似的故事。
艾合买提江把这些波折看做生活对自己的试探，“只要坚持住，过去了就会看到更多前景。”他现在已是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海外ADDAX研究所副主任，“几乎每天都在努力。”
他还记得第二次搬家——正是2009年博士毕业后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从牡丹园的地下室搬到北京语言大学的教师楼上，门牌号是一个吉利的数字“808”。
标签背后
至于在地下室的日子，那时“我爱人还在老家的学校当老师，我刚上班那会儿她来北京过暑假，我们就一起琢磨节约开支。下班之后先遛弯儿，等卖菜的快收摊时再去买菜，便宜嘛！”艾合买提江回忆说。
从教师楼那间房子的窗户向外看，就是五道口地铁站。艾合买提江终于有了“落定”的感觉。他用抹布一点点地把地板擦干净，将生活用品采办齐全，然后给在新疆的老婆打电话：“来北京吧，这里都收拾好了。”
艾合买提江的朋友圈最近分享了一段视频，内容是新东方的维吾尔族教师努尔艾力·阿不利孜在《超级演说家》上的形象。
艾力说：“现在有些事情正好跟歌里唱的相反，不是掀开盖头来认识我，而是给我盖上盖头，贴上标签，写上‘新疆人’三个字，而标签背后，我是谁、做什么似乎不重要了。”
艾合买提江了解在北京的新疆籍学生吃不上家乡菜的苦恼。于是，他借钱、从新疆请来厨师，开了一家名叫“大漠驼铃”的餐厅，“不赔不赚，唯一头疼的就是厨师总是留不住。都是从新疆带过来的年轻厨师，但他们对待工作并不认真，有时候刚发了一个月工资可能没两天就花光，有时候不打招呼就跑了。”
艾合买提江说，自己也挺为他们着急，经常开导他们，“但拦不住，大部分还是和他们的家庭环境有关。”
筹备开餐厅的时候，艾合买提江在网上找新疆的风景照片，看中的一张正是库尔班江拍摄的。
如今这照片还挂在艾合买提江的餐厅里，“他也没要钱，说本来就是给人看的，要什么钱。”艾合买提江说。
他评价库尔班江所做的事情非常“正能量”，“新疆优秀的人很多，并不是不了解的人所想象的那样。”
在到内地之前，库尔班江觉得，“在新疆那二十多年，没人能让我看到我自己，有点儿像井底之蛙。但从新疆出来后，我接触到的是更广阔的社会和世界，也被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撞了一遍，边撞边学，边学边成长，每一天都有思维上的碰撞。”
他说，如果没有那些酸甜苦辣，没有那些“无私帮助我爱我的人们，我今天站不到这个位置，干不出所有成绩，做不了今天这个库尔班江·赛买提”。
在新疆的某一段时光，库尔班江沉迷于赌博，3个月输掉了将近50万元。身边的汉族朋友力劝，但库尔班江仍然难以自持。
好在这时，库尔班江的干爹干妈来到新疆拍纪录片，需要助理，曾学过摄影的库尔班江与父亲商量之后决定去跟着拍纪录片。
那是一个叫《森林之歌》的纪录片。那时他的脾气“还没收敛，看见不顺眼的还是爱嘲讽，而且惯性地耍脾气，拍摄的时候根本就是捣乱，也就是干爹干娘让着我”。
被同事批评后，2005年10月28日，他爬到拍摄根据地的宾馆楼顶，想跳楼自杀，“我还买了包烟，那是第一次抽烟，冒了几口，然后往下看，脑补了一些画面：从十层掉下去脸朝上还是朝下？地上的钉子会不会扎进我脸上然后死得不好看？如果摔成终身残废然后脸还花了……想着想着就怕了，就想一定要好好活着，活出精彩，出人头地，改掉自己的问题。”
后来，他决定去读书，在中国传媒大学进修，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活。
年轻人的改变
一位叫毕根辉的远程教育学院院长，帮库尔班江安排了没有学位的旁听生资格，还安排他和本科生住在一起，“现在想想，那是一个老师的决定可以影响学生一辈子的时代，他的决定是对我的信任，也让我对这个学校有了信任。在一个开放的学府，学籍没有成为我的障碍。”
除了室友“好哥们儿”，库尔班江记得那里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的课我都追着听好几遍，有的老师都‘烦’我了，因为他们要说的每一句话和案例还有要放的片子我都门儿清。其实是因为我汉语基础不好，必须一遍一遍听才能懂。我现在还留着当时的笔记，一共七八本，汉字、拼音、维吾尔语三合一。”
如今回忆起数年前的决定，他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还很极端，容不得任何人说维吾尔族、说新疆的不好，也因此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都极度严苛。” 可，“北京是个竞争多大的城市呢，能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拍纪录片的，所以如果我不比别人付出更多倍的努力，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也被打击过，比如架上机器完全不知道该拍什么，当时导演就说‘你不适合拍纪录片’。”。
是他的师父、“央视纪录片最牛的摄像”王路一句“特别霸道的话”救了他。
他说：“我说你是个好摄像，你就是个好摄像！”
虽然至今库尔班江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摄像，“但现在可以让导演满意了”。
库尔班江所做的这个事情——讲述100个“我从新疆来”的故事，虽然是2014年3月昆明事件引发的，但是对于他所描述的这100个人、包括他自己来说，“7·5”事件也是一个避不开的时间点。
肖合来提·艾尼还记得“7·5”前网络上的诡异气氛：总会出现一些类似“是维吾尔族人就转”的口号性文字，“气氛很不对”。
他那时还在乌鲁木齐读大学，正着迷魔术，刚刚学会了几个扑克牌的手法。夜晚临近，年轻魔术师见证的并非“奇迹”，而是一场暴乱。
肖合来提·艾尼的家附近就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他红着眼眶回忆：“那天太惨了。”
“你有什么资格去伤害别人的生命！”5年后，在北京的一间咖啡厅里，他说起“7·5”仍然不断叹气，说完这段话，低下头咬着自己的指甲。
库尔班江当时正在兰州拍摄。看到新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现在对于这件事， 艾尼瓦尔不愿多提。他指着在不远处正忙着的服务员说，“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们平安。”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艾尼瓦尔从老家带过来的，他叫他们“孩子”。
至于艾合买提江，他连续用了两次“影响非常大”——从那时起，很多事变得麻烦。
“都说我们新疆人厉害，其实不是的。北京生活并不是想的这么简单，没必要起冲突。”艾合买提江看着他身边的小女儿，喂她吃馕炒烤肉，轻轻地吻了她一下。
女儿的名字叫穆菲达，维吾尔语的意思是“对社会有益的人”。
穆菲达先是在新疆呆了一段时间，学维吾尔语。“汉语还是要慢慢来。”他正在考虑给孩子改名字，“让她姓穆，叫菲达。”
研究生期间出国需要办理护照，但是护照的名字一栏只能填7个字。艾合买提江不得不把他的姓——阿布都热合曼——拿掉，为此还被父亲和同乡责怪。他不想再让孩子重复自己的经历。
改名字的事情他现在还拿不定主意。
由于本身是民考汉的学生，他对新疆的双语教学政策非常赞同，但具体效果还没有想象的好：店里新来的服务员，高中毕业，自己的汉语名字都不会说，更别说基本的汉语交流。
“误会实在太大了”
10年前，肖合来提来过一次北京。那时他还是初中生，随母亲参加同学聚会，一并旅游。
10年后，他来北京，更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恋爱失败，魔术事业在新疆也遇到瓶颈。“这次来北京完全是来工作奋斗。”
肖合来提·艾尼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和哥哥两人都是“民考汉”，“在家对话基本用维吾尔语，说快了汉语也出来了。”他的汉语并没有多少“新疆味”，几个月的北京生活甚至让他带了点京腔。
“我今年3月底到的北京。”那段时间他没有工作。
3月3日，库尔班江开始联系在北京的新疆人，“原本是想拍纪录片的，但是还没有那么多钱，我想不能再等了，先做再说。”
很快，各大门户网站出现了他拍摄的图片故事《我从新疆来》。他说，之所以着急推出，是网络上对新疆人的“误会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很多朋友会向他推荐在内地的新疆人。有一个被介绍者就是肖合来提。他叫库尔班江“大哥哥”，库尔班江则对肖合来提的职业很感兴趣。
库尔班江觉得，在这一连串事件中，“7·5”是产生误解的导火索。“曾经有过的信任、对新疆的喜欢，忽然之间好像就没有了。”
艾合买提江则说，偶尔他还会感到内心不平衡、发些牢骚。“只要自己专业扎实，有持续学习、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所有外来人口都会遇到的问题
暑假，艾合买提江的妻子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一家人团聚。但他觉得，“把家庭从新疆带到内地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一般人不会有这样的勇气。”
“所有外来人口会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遇到。”他的结论是——在内地居住、就业的新疆籍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并且有一定责任心，对社会和个人有责任感。
可是对于这些在内地的新疆人来说，在家乡也有压力。
肖合来提的事业——魔术，就在新疆有争议。有人说这是巫师的事情。
肖合来提解释，《古兰经》里反对魔术，是巫师、捉鬼人的魔术，“我们的魔术是个技巧性的东西，是能给观众愉悦的。”
库尔班江也感受过传统带来的压力。
他曾带汉族女友回和田老家，父母并没有反对。而母亲在向同乡介绍他女朋友时，被咒骂。
在《我从新疆来》这本书里，有很多毕业生不愿回到新疆，“还是太单调了，工作机会少，再就是铁饭碗。”
有位主人公感慨：“在内地特别幸福，如果我选择留在新疆，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幸福。”
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如今已经61岁。4个孩子，老大老二在新疆，老三老四在北京，“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
老四在北京上学，“家里我们都和他说维吾尔语，但他现在开始有点排斥，只说汉语。”
2013年他带着孩子回新疆，老四问：“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
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说，新疆就是你的老家，没想到孩子说：“北京才是我的老家，我想回家。”
在北京过了30年，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很感谢帮助过他的人。“我住的地方的居委会知道我的情况，一直在帮我负担房租，十几年了，还是好人多。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早日康复，除此之外，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记住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
（感谢《我从新疆来》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