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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历来致力于刊发历史学科各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众所周知，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杜文玉教授长期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该领域建树卓越，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在隋唐五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本刊的老作者，他也一直非常关心本刊的发展。由于长期的学术合作关系，我们“名家访谈”这个栏目，承蒙杜教授厚爱，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了本刊记者的学术专访。在这里，我们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张卫东（以下简称“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您这一代学者的经历十分特殊，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的？
杜文玉教授（以下简称“杜”）：我们这一代人被称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经历特殊，一生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尝过了。正在长身体时，遇到了大饥荒；需要加强基础教育时，却遇到了“文革”停课闹革命；接着便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比较幸运，没有与同学们一同下乡，而是被招了工，当了一名林业工人。林区环境恶劣，工作艰苦，我修过公路、架过桥梁，当过伐木工，装卸过汽车，当过林勘队员，并不比下乡到农村好多少，唯一的好处就是有一份工资。我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调入林业勘察队，从事森林调查，工作比以前轻松，还可以学测绘技术，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遂自学了《测树学》、《数理统计学》、《高等代数》等课程。正当我决心献身于森林勘察事业时，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本来我打算报考林业院校，我们队上的老大学生认为我具有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建议我报考文史类学科，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学里还有这样的学科。
我们这一代人中学课程大都没有系统地学完，基础薄弱，复习时间紧张，也没有教材，东找西凑，能找到一点算一点，好在当时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对于考试也就没有什么担心的。庆幸的是，我们队上的政工组长比较开明，是他给了我一个月假期，专心复习，不用上班。考完之后，没有多想，就又深入大山继续勘测工作。不久，传来了消息，说我榜上有名，甘肃岷县教育局（当时我们队驻在此地）用大红纸把过分数线的考生名单张贴在大街上，第一名就是我，大家自然又是一番祝贺。大约是在1978年9月下旬，终于等来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寄来的录取通知书，10月初报到入学了。
大学本科毕业后不久，又去了云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当时叫助教班）学习硕士课程。陕西师大唐史研究所的马驰先生曾建议我报考博士生，考虑到自己家庭负担比较重，有两个孩子，虽然曾经心动过，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至于我对研究方向的选择，与黄永年、牛致功等先生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当时我们班的唐史选修课由这两位老师讲授，他们深厚的学术底蕴，精彩的讲授，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促使我下决心把隋唐五代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数十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张：众所周知，唐代是我国历代王朝的一个鼎盛时期，但其历史发展进程却也充满了跌宕起伏。现在我们经常提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唐王朝是一个当然的参照对象，您长期从事隋唐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您能否对唐王朝历史发展的特点做一个总体的评价？您觉得唐朝的强大与气魄，是什么原因促成的？
杜：通常说唐朝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個鼎盛时期，主要是指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开放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今天一谈中国古代历史，必提到汉唐时期，并引以自豪。要说唐朝历史的特点，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其所取得的军事成就。唐朝疆域广大，与军事活动直接相关，其疆域最大时，西至咸海以东，伊塞克湖（热海）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以西地区，即楚河（碎叶水）、阿姆河（药杀水）、锡尔河（乌浒河）流域的广大中亚地区，东至于海；北至今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流域，南达今越南北部。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一个时期。也有人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时期，那是包括四大汗国在内，元朝本部所管的疆域并没有唐朝大。也有人主张唐朝的疆域仅限于正州府，羁縻府州所管区域不能算，这也是不对的。羁縻府州的长官都督、刺史均由唐中央任命，并且要承担一定的赋税，要服从中央和都护府的调遣，这一切都表明唐朝政府在这些地区行使了行政管理权，如何能说不是唐朝的疆域呢？
对唐朝历史引以自豪的另一个因素，是唐朝周边的国家与民族都视唐朝的皇帝为天可汗，接受唐朝的册封，自觉承认唐朝对东亚广大地区国际秩序的管理权，国与国之间有了纠纷，就到唐朝申诉，并服从唐朝的调节。这一点即使汉朝也没有做到，这种崇高的国际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这是唐朝政治强大的一种表现。
唐朝在政治上的强大与自信还表现在，允许各国、各民族之人担任唐朝的官吏，统率唐朝的军队。日本、新罗、高丽、百济、印度、波斯、粟特、阿拉伯以及突厥、吐蕃、铁勒等许多国家与民族都有人在唐朝任职，担任高官者也不乏其人。这固然是唐朝社会开放的体现，也与唐朝的强大自信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在今天国际交流如此频繁，也未见哪个国家允许那么多国家的人在本国当官。
唐朝的文化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无论是诗歌、古文、传奇、变文、曲子词、绘画、书法、乐舞、百戏等，几乎在每一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唐朝还允许外国与诸族之人进入长安国子监学习，学成以后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即所谓宾贡进士，或者回国，或者留在中国做官。东亚汉文化圈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其特征是汉字与儒学教育。《唐律》被誉为集古代法律之大成者，在中国法制史上承上启下，影响深远，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唐律在东亚法制史上所占的地位与罗马法在西洋法制史所占地位相同。
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就在唐代，道教的发展规模超过其他时代。此外，景教、火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都在唐代广泛传播。
唐代经济的发展空前繁荣，超过了以往的朝代，不仅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商业发展也很快，涌现了长安、洛阳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以及一批商业都市。丝绸之路空前畅通，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得到极大的发展。茶税的征收始于唐代，表明茶叶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除了被称丝国外，也被称为茶国。从租庸调制发展为两税法，被学者们视为划时代的变化，从此中国的征税对象从人丁转变为田地，使得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人身自由大大增加，因此这是一种相对公平与进步的税制，影响后世最为深远。 以上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不仅中国人以唐朝而自豪，就是外国人也把唐朝视为先进文明的东方大帝国，阿拉伯人认为唐朝是生活富庶、环境优美的黄金帝国，日本人则把唐朝称为律令制国家，也就是法制化的国家。直到今天外国人仍把中国人称为唐人，把中国人在外国的聚居区称为唐人街。
大唐帝国繁荣强盛的原因比较复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认为大体上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1）继承了前代的发展成就。中国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陷入分裂动荡之中，然而生产技术、科学文化仍在缓慢的发展之中，虽然发展道路曲折，但却从未停止过。隋朝虽然统一，但太短暂了。唐朝建立后，长期稳定的局面和广阔的疆域，为这些长期的积累创造了适宜的释放条件，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拾。（2）丝绸之路的畅通，再加上航海技术的提高，海路与陆路两条大通道的畅通，使得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大批科学技术、新的物种以及各种文化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3）唐朝的地理环境优越，周边没有实力强大的国家出现。突厥汗国虽然强盛，但早在唐初就灭亡了，吐蕃也算强国，但经济、文化落后，人口资源少，在与唐朝的对峙中从来没有占据上风，在唐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实际上采取了守势。如果不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吐蕃根本没有机会威胁到唐朝的统治。七世纪兴起的阿拉伯帝国虽然强大，但其势力从来没有越过葱岭以东，对唐朝不构成威胁。因此，优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环境，为大唐帝国的繁荣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也有学者认为两宋时期的经济、科技、文化比唐朝更加发达，故积贫积弱之说不能成立。这也是事实，但是宋朝疆域狭小，军事力量衰弱，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南北宋两度亡于少数民族，完全缺乏一个中央帝国应有的气概。我多年前曾做过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认为宋朝的经济实力的确大大超过了唐朝，但其财政收支不平衡，赤字十分严重，而唐朝的财政收入虽少于宋朝，但却能长期保持收支平衡，唐朝的这种表现就使得宋朝的经济发展成就被遮掩了。
张：正如大家所熟知，您在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建树颇多，出版了《唐代军事史》、《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等专著，又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职官管理制度研究》，请问唐五代时期国家的政治制度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后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杜：我在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確下了较大的功夫，除了承担过国家项目和出过几部著作外，还发表过不少论文。所谓政治制度在古代主要指职官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制度。根据我的研究与长期观察，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的政治制度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制度非常健全。包括选官制度、考课制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封驳制度、回避制度、以法治吏的制度等。与此同时，唐朝还制定了详尽的礼制与法律，与以上制度相配合，把整个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由于制度健全，所以在唐代一切都有制可循，有法可依，不会出现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或者说法制不健全的情况。这一历史时期制度之所以健全，与当时人们的高度重视有着直接的关系。隋朝仅仅存在了37年时间，就先后制定了《开皇律》、《大业律》，隋文帝即位之初，就结合汉魏旧制制定了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一套职官制度，隋炀帝大业时又进一步修改，所谓唐承隋制，实际上是沿袭了大业时的官制。唐初的情况也是如此，仅唐律就是《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等等。在礼制方面，唐朝也非常重视，武德时因忙于统一战争，无暇制礼，贞观时制定了《贞观礼》，后来又相继出现了《显庆礼》、《开元礼》，《开元礼》影响后世尤为深远。我为什么要强调律与礼呢？因为前者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的规范与制约，违法就要受到惩处；后者属于思想文化的层面，对人们的行为虽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但是却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则更加深远。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使社会更加有序，更加和谐。所以我认为各种制度虽然都很重要，但法制与礼制最为重要，如果这两者不立，则任何制度的施行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空转。
第二，制度的设计周密合理。唐朝制度的合理性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权力的制约性。以中枢决策权为例，中书省为出令机关，知制诰奉君相之命起草诏敕，如有不同意见可拒绝起草；中书省起草的制敕要经过门下省的审议，门下省如有不同意见，可涂改后封还，谓之封驳之制；经过门下省审议的制敕，由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如有异议，同样可以封还。体现了一种互相制约的制度设计思想。即使在中书省内部，君相在决策之前，还有所谓“五花判事”之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众人的智慧，避免出现决策偏差。朝廷及地方官员施政，要接受御史台的监察，包括宰相在内亦不例外。如此御史台的权力就很大了，那么谁来制约御史台呢？唐朝规定尚书左、右丞负责监察御史台，这样就把所有的官员都置于监察的范围之内了，不留任何死角。体现的也是一种对权力的制约性。（2）对皇帝权力的制约。在古代社会皇帝地位至高无上，其权力如不加制约，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唐朝在制度设计上，对皇帝权力的制约除了通过封驳制进行外，还设计了一套谏官制度，专门给皇帝提意见。谏官对皇帝的进谏虽然不具备强制性的作用，但在舆论上会对皇帝形成压力，从而使其不能为所欲为。至宋代实行台谏合一的制度，致使谏官对皇帝的制约作用有所削弱，明清时期虽仍有言官之置，但主要是对百官进行监督，导致专制主义愈演愈烈。两相比较，唐朝制度的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3）以法治吏。唐朝对官员的监管与制约，不仅体现在制度方面，以法治吏也是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唐律中有许多条文都是针对官吏的，其中《职制律》是专门针对官员职务犯罪而制定的。如果说制度是用来规范官吏施政行为的，那么法律就是对其违法行为的惩处，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不健全，法律又不能对贪腐官员严加惩处，那就无法达到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唐制的历史借鉴意义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第三，强化对官吏的监察。欲想达到良好的社会治理目的，一是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吏治，即对官员加强监管，而且越严格越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监察制度都是针对官吏阶层的，监察效果的好坏，与制度的设计是否完善有直接的关系。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十分鲜明，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垂直监察的体制特点。即监察官员对皇帝负责，不受任何官员或机构的牵制，有权纠弹包括宰相在内的任何官员。（2）将监察贯穿于日常工作中的特点。即不是在官员犯罪之后再去纠弹，而是在平时的工作中主动去履行监察官员的职责，比如太仓、国库的启闭必须要有监仓御史在场监察，尚书省召开会议必须有六察官（即分工监察的御史）列席参加，行刑要有监刑御史在场、监狱要由御史定期巡察等。（3）被纠弹官员停职待罪的规定。在唐代凡御史对官员提出纠弹，不论是否有罪，必须停职待罪，而不是等罪行调查清楚了再停职。这种规定有利于案情的调查，避免犯罪官员利用手中尚掌握的权力消灭罪证，相互串供，干扰办案。（4）监察体制中互相制约的特点。这一点前面已谈过了，就不多说了。（5）提高监察官员政治待遇的特点。唐代监察官员的品阶并不高，但政治待遇颇高，如御史巡按各地，号称“代天子巡狩”；新任御史到任，京兆府所属官员必须参见；御史先入住馆驿，其他官员包括三省三品官、节度使、观察使等中央和地方大员，只能入住别厅；在行道时，要礼让御史先行，哪怕是京兆尹、河南尹这样的高官。如此规定的目的，就在于提高监察官员的权威，使百官对其敬畏。唐朝前期吏治清明，与监察制度的完善不无关系。 第四，行政法规十分完善，办事效率较高。唐朝的法典体系由律、令、格、式等四部分构成，“律以正刑定罪”，即通常所说的唐律；令是大唐帝国制度的总汇，所有制度都是令规定的，如田令、学令、选举令、职员令、厩牧令、赋役令、狱官令等等；格是尚书省各部门职掌的详细规定，是各曹司施政的法则；式是对各机构行政事务的具体规定，是围绕律令的执行所规定的细则以及百官诸司的办事章程。有了这一套制度，各部门办事皆有章可依，踢皮球相互推诿的情况就不会出现。
仅有这些规定还不能保证官府运转的效率，唐朝还搞了一套勾检制度，在各级官府普遍设置了所谓勾官，其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受（付）事发辰。所谓受事，即指接收相关公文之意，付事是指向相关官员或机构交付公文之意，前者是指收到公文，后者则是指发出公文。所谓受（付）事发辰，是说收到上级或其他部门转来或者本部门发出的公文，要登记清楚接收的日期。二是勾检稽失。“稽”，滞缓之意；“失”，误也。就是说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公文的处理或处理中出现错误，包括公文的内容、格式以及处理意见等方面违背了相关政策、法令和制度等。唐朝根据公事的重要和紧急与否分别规定了处理完毕的时限，小事5日程，中事10日程，大事20日程，徒罪以上30日程，如果没有按时完成，则要受到处罚。三是省署钞目，所谓钞目，是指一个部门收到和发出公文的目录，也称为抄目。这些目录皆需要勾检官员负责审核、签署，在准确无误之后，然后再盖印存档。这些严格的规定对提高官府的办事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相关回避制度。我国自唐代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回避制度，至宋代达到极致。唐代回避制度包括科举考试，称别头试，指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或宰相等高官如有亲属参加考试，则另行派官主持考试，谓之别试，并命御史加强监察。在任官方面，规定外戚可任奉朝请、检校官、员外官等，并不许治事。限制朝中要官子弟、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官、尚书省四品以上、御史台五品以上、诸同正员三品以下，诸王驸马中，要周期以上亲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司、畿令、赤县官等。唐朝还限制藩帅子弟在当地任职和回授官职，后者是指将本人或者子弟所任官职回授给其他亲属。以唐朝著名宰相李德裕为例，其早年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氏春秋》等。其父李吉甫在各地任官时，他随侍身边，不求仕进。宪宗元和初，其父再任宰相，“避嫌不仕台省，累辟诸府从事。”直到其父死后，他才回到京师任职。唐朝规定官员铨选时要回避原籍，即不在其籍贯所在地任职。宰执亲属及子弟不得任谏官、御史及门下省官，不得任翰林学士。亲属不得在同一地区任职，指大功以上亲。大功以上亲不得在同一部门任职。如果是宰相亲属，则不得在要害部门任职。此外，唐朝还规定要官亲属不得任地方治民之官，可授予闲慢差使。但是对“要官”却没有一个权威的界定，因而发生了一些混乱，于是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颁布了统一规定，即宰臣、左右仆射、御史大夫、中丞、给事、舍人、左右丞、诸司尚书、侍郎、度支盐铁使等，诸王驸马本不是要官，也被列入其中，其亲属子弟都要进行回避。
有唐一代的制度很多，以上所说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的部分，或者说具有鲜明特点的部分。唐朝的情况说明，一个时代的文明昌盛，不仅仅是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不完全指经济发展的成就，更多的还是指政治是否文明、吏治是否清廉，而这一切主要靠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换句说制度是一切的保障。
唐朝所创立的这一套制度，对后世及外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制度都被历代沿袭下来了。如三省六部、九寺、诸监制度，均是如此，六部之制一直沿续到清代，直到清末实行新官制才有所改变。寺卿也是如此，被宋元明清诸朝所承袭。诸监之制虽然变化颇大，但国子监一直存续到清末。至于科举制的影响则更大，不仅为历朝所沿袭，也为越南等国所仿效，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宋、元以及明初，在中央均有“省”的建置，直到朱元璋废中书省后才不再存续了，不过在日本至今仍将其“部”一级机构称为“省”，北朝鲜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学习唐制而来的。日本还仿效唐令，编制了日本令。至于其他制度，如考课制度、监察制度、谏官（言官）制度、回避制度等，都程度不同地被后世所沿袭，就不多说了。
张：您对五代十国史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史学界起步早、成果多、影响大。举凡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制度、军事、地缘政治等方面，您均有十分深入的研究，请问您为何如此重视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这个所谓的“乱世”有哪些特点？它的历史地位又是怎样的？
杜：我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比较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发表了多篇论文，至今已有30多年的时间了，先后出版过5部著作，发表过数十篇论文，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广泛。我之所以关注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当时主要是出于这一断代史的研究比较薄弱，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的缘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五代十国之前的唐史与之后的宋史，研究都比较热门，成果也很多，处于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五代十国的历史如果不加以改变，历史发展的链条就不完整了，这些年来炒得很热的所谓“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因为这一变革发生在唐宋之际，而唐宋之际就是指五代十国时期。即使按有些学者所说的变革从中唐时期开始，也不可能绕过五代十国时期直接到宋代。因此，对这一断代史的研究应该引起重视。可喜的是，这种薄弱状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有关十国的国别史几乎都有专著问世，个别没有的也有博士学位论文涉及到了，现在要从中找一篇博、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都不容易了，当然研究水平还有提高的余地。
最初我研究五代十国史是因为空白甚多，研究题目好找，但是当我真正深入下去后才发现事情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史料比较贫乏，甚至导致有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史料不支撑而不得不放弃。即使同样的论题，研究者付出的精力也比其他断代史大得多。比如我写的《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一书，原来想取名为《五代十国制度史》，就是因为有些专题史料不足，有些问题说不清楚，只好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如此，我查阅的文献也有一百几十种之多。我的《五代十国经济史》一书，查阅的文献达200多种，除了常见史籍外，笔记小说、地理方志、农书、类书、文集、金石碑志、文學汇编、宗教典籍、敦煌文书等，无不在搜集的范围，甚至钱谱、画史、药典、砚史、墨史等，以及明清之人辑考的史籍与杂著等，也不敢稍有遗漏。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两部书的撰写前后持续了一二十年的时间。 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特点，还真不好说，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熊德基先生概括得最好，这就是“表面上乱，实质是变”8个字。这里所谓“变”，不是小变，而是中国社会的大变，举几个例子，可见其一斑。
有学者说唐代是贵族政治，宋代则是官僚政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唐宋两朝从皇帝到将相大臣的社会出身颇为不同，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仅就这一点而言，其变化恰恰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试看五代各朝诸帝、十国的皇帝、国王，可有一位出身于士族家庭？甚至连地位高贵者也很难找得出，基本出身于社会的下层。至于该时期将相大臣的出身就更是五花八门，或贩盐屠狗，或为人家奴，或为群盗，或为出身低贱的诸族军人，即使有一些科举出身者，但其并非因科举而致位卿相，只不过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而跻身于卿相。宋代及宋以后的历代帝王、官僚，只不过沿续了这一趋势而已，这一变化应自五代十国时期始。
再比如鼓吹唐宋变革论者之一的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唐代的良贱制度到宋代便不复存在了。他认为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契约规定的地租后，有迁移的自由，不受地主的人身束缚。实际情况是，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发生了这种变化，佃农只要给田主交足了田租，田主就不得限制其迁徙的自由，这在文献以及敦煌文书中都有不少记载，证明了此时佃农已经具有了与其他平民一样平等的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了，其人身依附关系早已荡然无存了。宋代只是继续了这一发展趋势，宋代颁布的《天圣令》也只是承认了这一社会现实，并不是有了《天圣令》，农民才获得了自由的身份。这种情况正与唐宋变革论者所提出的观点相吻合，只是这种变化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而不是宋代。
有研究宋史的学者提出了宋代婚姻不尚阀阅的观点，影响还比较大，可是这一观点并不能成立，因为其只是与唐代的情况进行比较，而没有涉及到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情况。我受澳门大学主办的《南国学术》编辑部之邀，撰写了一篇名为《“婚姻不问阀阅”应始自五代十国时期——对学术界“宋代说”的纠正》的长文，2015年发表在该刊第4期上。我在这篇论文中把五代十国时期每个帝王的婚姻情况逐个进行了统计，又统计了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宰相、节帅在内的婚姻状况，甚至包括南北方一些士人的婚姻以及当时人选择婚姻的趋向，得出的结论就是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婚姻就已经不问阀阅了，而且这一趋势一直影响了五代十国以后历代的婚姻观。
在经济发展的格局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唐朝前半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南方的经济水平远不如北方。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的财赋依靠江淮八道，表明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较快，但是南方其他地区的经济水平还很落后，比如今湖南、湖北、江西、两广、福建等地区。经过五代十国时期，到了宋初上述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原南唐、吴越统治的江浙地区经济继续保持全国领先的地位外，两湖、两广、福建等地的经济也已有了长足的发展。福建在唐代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可是入宋以后，福建不仅成了重要的财赋之地，福建人在政坛与学术领域更是崭露头角。手工业与商业经济南方更是远远地超越北方，对外贸易发展更快。在唐代海上贸易口岸仅有广州一处，到五代十国增加了福州、泉州、明州、杭州、金陵、莱州、登州等口岸，尤其泉州港的开辟，在宋元时期长期居于全国第一商港的地位。关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问题，我的观点是完成于五代十国时期，尽管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一历史时期是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重要时期，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
在文化方面也能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变化的特点来，以文学为例，词在唐代不能登文学殿堂，五代十国时期在南唐与前后蜀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皆以词的创作而著称，前者以南唐中主、后主、冯延巳为核心，后者以韦庄、温庭筠为祖师爷，形成了花間词派。经过他们的努力，遂使词这一文学体裁正式在文坛占了一席之地，影响宋人至为深远。
在绘画与书法方面，唐人崇尚释道人物画，而五代崇尚山水画与花鸟画；在画法上，五代创造了水墨山水着色和没骨新画法，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画的画法。在书法上，五代开了宋人尚意书法的先河，代表人物就是杨凝式。而南唐的徐铉则代表了篆书的最高水平，有人认为其水平与地位超过了唐代著名篆书家李阳冰。在佛学方面，陈垣先生说：“五季乱而五宗盛”，指禅宗的五个支派，即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等五宗。五宗之中除了临济宗盛行于北方，其余四宗皆盛行于南方，其理论对禅宗以及中国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立法方面，宋初编定的《宋刑统》一书，就是以后周编撰的《大周刑统》为蓝本的。
五代的制度对宋代亦有很大的影响，只是宋人认为五代是乱世，不愿意承认，只承认宋承唐制，其实完全不对。比如宋代中央最重要的两个部门，中书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就是沿袭了五代之制，因为在唐代枢密院只是一个宦官机构，并非国家机关。再比如宋代的军制以禁军为核心，禁军的统率机构叫三衙，即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与殿前司，各以都指挥使为统帅，合称禁军三帅。这一体制完全是沿袭五代之制而稍加改变，唐朝又何来侍卫亲军与殿前军的军号？宋朝的国家最高财政长官——三司使，人称亚相，或曰计相，可见地位之高，也是沿袭五代之制而来。
关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地位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学术命题，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简要地说：这一历史时期正处于唐宋变革的关键时期，上承唐中叶以来的变革大潮，下启赵宋社会发展之趋势，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直接影响了两宋时期社会发展基本趋势。主要表现在：
其一，社会各阶层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处于上层社会的帝王、官僚，还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奴婢、手工业工匠，包括处在社会中层的地主与商人阶层，其内部结构无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门阀士族、贵族政治统统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其二，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有几个新特点：一是区域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割据南方的几个政权所控制的区域的发展，奠定了宋代经济地理的基本格局；二是农业中商品经济的成分增加了；三是商业的繁荣与商业都市的增加，这是与唐代的情况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四是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由唐代的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的贸易方向，一变为海上对外贸易为主，这种趋势为宋代以来历朝所延续。 其三，文化发展出现了新趋势。即表现在前面提到的文学、绘画、书法、禅宗五宗等方面。
其四，在政治与典章制度方面亦有可取之处。对前者而言，五代十国时期结束了唐末以来的藩镇混战，分裂割据，实现了局部的统一，并且使这种统一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为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基础。关于典章制度的变化前面已略有提及，就不多说了。
如果把五代十国时期与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的其他两次分裂割据时期比较，即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宋金辽夏时期比较，唯有五代十国时期分裂时间最短，不但没有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停滞，反而改变了社会结构，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其应该具有更加重要的历史地位。
张：您还对唐代宦官问题进行过不少研究，您选择这一问题研究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客观评论唐代宦官专权？有何研究结论与大家分享？
杜：我的确曾对唐代宦官问题做过不少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也引起了学界同行的关注。我之所以把这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之一，是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唐代宦官问题热潮的影响。那时隋唐史学界针对宦官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社会上还出现了数部有关宦官的著作，有些著作虽然不是专论唐代宦官的，但也涉及到了唐代的内容。作为研究隋唐史的我，不可能不看这些研究成果，后来又看到了一些日本学者写的论文。我认为当时中国大陆学者的选题比较狭窄，大都是评论宦官专权擅政的，多持批评的态度，对唐代宦官专权的原因，多是认为宦官掌握了禁军兵权，实际上没有超出宋人的观点。而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相对要宽得多，有些研究结论至今也不过时，比如矢野主税写过一篇名为《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的文章，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长久持续的原因。这里所谓“诸职制”，就是指内诸司使系统。矢野主税的这篇文章发表于上世纪50年代，那时有关唐代内诸司使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因此在当时能提出这一观点是其具有远见卓识的表现。此外，日本学者室永芳三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了名为《唐代内侍省的宦官组织》的文章，论述了内侍省组织中的“高品、品官、内养”的形成，以及三者在身分和地位上的不同。此外，加藤繁研究了宦官担任的内庄宅使，矢野主税还研究了唐代的枢密使，香港学者赵雨乐研究了飞龙厩与飞龙使及其它一些使职，我国老一辈的学者唐长孺先生则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了《唐代的内诸司使》一文。这些研究成果的陆续刊出，使我很受启发，再加上考古事业的发展，一批唐代宦官墓志相继出土，从而为更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史料，这些都是我所具备的有利条件。
我对宦官问题的研究没有涉及宦官如何专权擅政这样比较传统的问题，而是想涉及一些前人未涉及或者涉及不多的方面，大体上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宦官家族问题的研究。矢野主税说唐代宦官权势与假子制有关，是说宦官通过娶妻养子建立家庭，宦官的这种行为世代沿袭下去，于是就形成了宦官家族，也称宦官世家。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与宦官世家的长期延续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唐代有不少大宦官家族延续了一百数十年，世代都有权宦出现，“世为权家”。宦官收养假子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这种方式使其已经取得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得以延续，客观上使宦官专权的局面长期不能得到扭转。在这一方面，我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一些这样的家族，包括其世系、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内容，主要有高力士家族以及杨氏、仇氏、刘氏、孙氏、梁氏、王氏、彭氏、吴氏等许多宦官家族。研究这一问题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出土碑志，传统史籍很少记载这方面的内容，出土碑志不仅提供了宦官家族的内部资料，而且还纠正了史籍记载的不少谬误，史料价值极高。
第二，关于宦官阶层内部结构的研究。我主要研究了宦官的婚姻、子女、籍贯、住宅、俸禄、食邑、思维、文化素质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都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很少涉及的问题，可以了解这一社会阶层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以宦官婚姻为例，可以了解其婚姻形态，比如择偶标准，是否续弦、收养子女数量、财产继承等。在唐代存在着许多大宦官家族互通婚姻的现象，造成了宦官势力相互勾结，形成强大的政治集团，从而对朝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宦官在政治斗争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对宦官住宅的研究，涉及到宦官的经济地位问题以及选择住宅的原则。对宦官俸禄、食邑的研究，也属于宦官经济地位问题。宦官的思维与文化素质的研究，对了解有唐一代宦官阶层执掌大权及掌管许多行政事务的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探讨唐后期宦官能够长期平稳地掌控大权的原因有着一定的意义。
第三，关于内诸司使系统的研究。前面说到日本学者认为宦官诸职制的存在是其能够获得权势的重要根源。关于这一方面，唐长孺先生及国内外学术界都程度不同的做出过较大的贡献，涉及到了内诸司使系统的一些使职。我主要研究了这些学者没有涉及到的许多使职，比如牛羊使、武德使、仗内使、内坊使、鸡坊使、酒坊使、洛苑使、辟仗使、内客省使、监威远军使等。关于监威远军使是否属于内诸司使系统，现在还不敢肯定，但是其属于宦官专任的使职则是没有疑问的。唐代宦官专权，并不仅仅因为其掌握了禁军兵权，其更多的权力还是来自于内诸司使系统，宦官们通过这一系统从南衙诸司手中夺得了越来越多的行政资源，从而形成了南衙与北司两个行政系统。过去对这一系统的研究不够，现在大家已达成了共识，认为唐代宦官专权并不是通过内侍省，而是内诸司使。截止目前，已知的内诸司使系统的使职已达数十个。由于传统文献对内诸司使系统极少记载，新史料主要依靠出土碑志，而其出土又具有偶然性的特點，所以以后在这一问题的研究很难取得更多的成果，但发展是肯定的，只是缓慢一些而已。
至于如何客观地评论唐代宦官专权问题，这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要说清楚这一问题，必须从宦官专权的形成说起。唐前期吸取了东汉宦官专权的教训，对宦官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比如宦官不许出宫办事，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等，因此在开元以前是不存在宦官专权问题的。开元时期唐玄宗宠信宦官，不仅在内侍省设置了内侍监这样的三品官，还命宦官领兵作战，如杨思勗，命宦官掌管中枢机要，如高力士。宦官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自安史之乱以来，遂相继出现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一些大宦官。唐代宗时设置了掌枢密一职，是为枢密使的前身，尤其是唐德宗设置的神策军护军中尉，拱手把禁军兵权交给了宦官，从此宦官专权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宦官所掌握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皇帝主动交给他们的，那么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因为在一些关键时刻，只有宦官在皇帝身边鞍前马后地卖命，再加上宦官为内臣，再怎么专权，也不可能取代皇权，故容易取得皇帝的信任。当宦官权势大到一定程度，影响到皇权时，皇帝便又想铲除一些有权势的大宦官。至于朝臣反对宦官专权，是因为宦官动了他们奶酪，侵削了他们的利益。可见唐代的南衙北司之争，对两方而言都是出于利益之争，谈不上落后与进步，腐朽与清廉之间的争斗。朝官中有大量的贪腐分子，宦官中也有不少贪财受贿之辈。但是史书中往往对宦官的种种不法或贪墨行为大书特书，似乎不良的吏风都是宦官造成的，原因就在于史书都是士大夫文人写成的，他们都属于利益相关方，怎么可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呢？ 在唐代历史中，南衙北司争斗虽然很多，但最激烈并造成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就是所谓“甘露之变”，朝官被诛杀达千余家，致使朝堂为之一空。事情的起因恰恰是唐文宗联合部分朝官欲将宦官阶层诛杀殆尽，事情败露后，反而被宦官出动禁军杀了千余人。客观地看挑起事件者是朝官一方，如果成功，被杀的宦官岂止千余人？在这里我并不赞成这种大规模地杀戮行为，只是强调看待历史上的此类事件要有一个客观的态度。
对唐代宦官在历史所起的作用，同样也要客观地分析。宦官对于维护皇权，坚持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割据，应该说立场是坚定的。其所领导的神策禁军在镇压叛乱藩镇，对抗吐蕃侵扰方面，也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在全国各藩镇担任监军使的宦官，还没有发现一个拥兵自重，反对中央的事例，其镇压或化解某些藩帅的反叛，反倒见之于记载。需要指出的是，史书中往往把少数强势监军压制节帅，激起兵变，或者宦官排挤朝官，欺压民众的事，大书特书，有利于宦官的事能不写就不写，从而使宦官专横跋扈、十恶不赦的历史形象更加固化了。对这一点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切不可人云亦云。
在唐代宦官与宰相共同执掌了中枢决策之权，形成了中枢二元体制，又掌握了禁军兵权，在地方上掌握了监军权，在朝廷形成了内诸司使的政务系统，实际上宦官已成为唐代官僚集团的一部分。不能因为其阉人身份就打入另册，采取一种歧视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不能以古代士大夫的是非为是非，被牵着鼻子走而不自觉。
张：目前长安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您身处古都长安，对这方面是否也有过关注？此外，陕西师范大学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镇之一，您在这方面是否也有所涉猎？
杜：有关长安学与历史地理的研究，我涉猎不多，除了出版《大明宫研究》与《西北地区历代地缘政治变迁研究》两部专著外，就是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论文。先谈谈有关唐大明宫的研究。自宋代以来对大明宫就有不少相关成果问世，但没有专论，均在有关长安的著作中涉及到大明宫的一些情况，比如宋人宋敏求的《长安志》、程大昌的《雍录》、元人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以及清人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等，还有一些方志也记载一些相关情况。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来主要对大明宫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也发表了考古报告，但由于经费的缘故，至今也没有全部发掘。此外，还发表了一些与大明宫有关的文章，但全面系统的研究未见出现。在外国学者中，只有日本学者对大明宫有所涉及，早期进行过田野考察，拍了一些照片，考察文字极少。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出版了《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篇）、《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篇）及其与今井清合著的《唐代的長安与洛阳》（索引篇），收集了宋以来历代有关大明宫的地图，并择录了相关研究资料，是研究大明宫建筑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后人提供了方便。他们也画了一些地图，其中关于大明宫的内容沿袭旧说的多，创新的内容相对较少。有关大明宫的前人研究情况，大体上就是这些。
我对大明宫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其一，研究了大明宫中许多建筑的方位。其中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的方位比较清楚，麟德殿、望仙台、三清殿等遗址的夯土层高出地面不少，方位也不成问题。但是大明宫仍有许多建筑的地理方位由于文献记载不清，或者相互之间有矛盾，就需要进行考证了。我采取的办法是，将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进行比对，再到现场考察，大明宫的每个建筑发掘的遗址我都去过多次，进行印证，许多问题就可以搞清楚了。通过研究解决了许多原来不清楚的问题，比如大明宫中有少阳院，是太子居住之所，关于其方位各书的记载及古图的标绘都不同，有在含元殿之东，有的则绘在西面。据我研究，大明宫中有两处少阳院，一处位于崇明门东南，称东少阳院；另外一处位于翰林院以北，称西少阳院。待制院的设置亦是如此，各书记载不一，徐松之书无法处理这种矛盾，干脆把光顺门外的待制院叫亲王待制院，其实唐朝何尝给亲王专门设置过待制院？根据我的研究，大明宫中应有两处待制院。一处在门下省以东，为皇帝在宣政殿召见待制之臣时，等待召见之臣在此等待。另一处在光顺门外，史馆以西，大历十四年（779）设置，为皇帝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大臣时，其他待制之臣所在之处。类似情况还有一些，如学士院也有东、西两处，学士院与翰林院是不同的机构。还有不少方位不明的建筑都基本搞清楚了，如飞龙院、走马楼、斗鸡楼、内侍别省、客省、护国天王寺、昭德寺、野狐落、左藏库、右藏库等。
其二，研究了相关典籍缺载的建筑。唐代的相关政书都提到御史台的御史们要在宫中承担许多工作，但是对其办公地点却没有记载。我根据唐人文集的记述，不仅考证出了其办公地点就是御史北台，而且将其具体方位也考证清楚了，就在中书省的南面。再比如长安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京兆尹在大明宫也有办公之处，称之为京兆尹院，具体方位就在日华门以东，门下省以西。此外，枢密院、宣徽院、舍人院等建筑方位，长期以来均说不清楚，在我的书中都有详细地考述。史馆的地理方位，文献记载有矛盾，此次也一并考证清楚了。
其三，搞清楚了许多建筑的功能。我主要做了以下几点工作：（1）详细研究了唐朝朝会制度，即外朝、中朝、内朝，分别在大明宫含元殿与丹凤门、宣政殿、紫宸殿举行。这一点史书记载得很清楚，我的贡献在于搞清了其渊源及其在唐朝的演变，包括其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2）搞清了延英召对制度的来龙去脉和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此外，还对麟德殿、金銮殿、浴堂殿、温室殿、三清殿等的功能也进行了探讨。（3）对左右朝堂方位的演变及其所有功能，一一进行了研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的认知。（4）搞清楚了命妇院的功能。长期以来包括我本人对此都存在错误的认知，因此搞清这一点十分重要。自古以来皇后的地位就非常重要，百官朝皇帝，内外命妇朝皇后，但是后者在什么地方朝见皇后，文献中没有清楚的说法。实际上命妇院就是内外命妇朝见皇后之处，所以命妇院内也有朝堂与殿廷，如同大明宫内有左右朝堂一样。史书记载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曾在朝堂设宴款待武氏诸亲，以前以为是在左右朝堂，其实是错误的，应该就在命妇院朝堂。唐后期没有强势的皇后出现，而命妇院占地面积又很大，所以诸司扩大机构时，往往侵占命妇院的地盘。根据我研究大明宫的体会，宫廷政治的研究还是要从宫殿入手。唐朝的国家典制应当是我国历代最完善的一个时期，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宫廷里面的每一个建筑都被当时的制度赋予了特殊功能，从这里切入既可以了解唐代的国家典制，又可以了解唐代的政治制度及运行情况，此外还可以了解唐代宫廷建筑规划、布局的思想等等。 《大明宫研究》也可算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作为这类著作就不能少了图幅，因此我绘制了一幅《大明宫平面示意图》插在于书的前面，以直观地反映大明宫的基本格局与建筑方位。这幅图把我新的研究成果都反映了进去，同时又纠正了前人之图的许多错误，比前人之图的内容更丰富，更详细。如把这幅图与一些记载相结合，将能够更好理解唐朝的制度。
《西北地区历代地缘政治变迁研究》一书，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这是首部有关西北地区在我国历代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论著，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在历史时段中动态考察了西北地区在历代地缘政治中的特点及其对中原王朝的影响。并对西北地区疆域的变迁、人口分布、民族分布、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区域文化特点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情况等进行了探讨，试图揭示历史时期西北地缘关系的总体特征与发展规律。对地缘政治与历史地理的研究，并非我的专长，因此此书更多地只是本人扩展研究领域的一种新的尝试。
张：您能否以隋唐史研究为例，说明当前隋唐史中还存在着哪些明显的薄弱环节？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突破？海外和台湾地区在隋唐史研究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杜：这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一是因为如今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如果没有着意搜集，很难掌握全学术信息；二是我们所处的学术环境还不太理想，虽然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改变，但与国外甚至与港台的交流多少都有一些不顺畅之处，欲想了解其全部学术动态比较难。所以只能就自己掌握的情况谈一点不一定成熟的看法。
总的来看，如今的隋唐史研究已经很难找出薄弱环节了，这是因为自宋以来历代都对隋唐历史比较重视，写了大量的著作与文章，即使到现在隋唐史仍然是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门，研究成果不计其数，该涉及的方面基本都有所涉及。要说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相对而言的，据我的观察，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1）礼制研究。隋唐是我国礼仪制度比较完善的一个时期，《大唐开元礼》自颁行以来，对后世乃至东亚各国都有较大的影响。自20世纪以来，对唐礼的研究与认知大体有四个脉落：一是将礼视为维系封建社会的主要政治社会原理，即延续了自五四以来对礼教的基本认识；二是将礼看成是国家的政体，以及反映此政体的仪式、符号，并视之为支配的工具或功能；三是将礼视为士大夫的教养，包括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与学术；四是从“东亚世界”的政治关系与文化交流的层面讨论唐礼。这是有的学者的总结，我认为很有道理。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地区对“礼”的研究，或限于“禮教”方面，或将礼视为“统治工具”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研究古代统治者如何藉由礼仪在政治上制度上所起到的作用，以维护统治者的特权。其实这根本算不上对礼制的研究，即使如此，那时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者的人数都是非常有限的。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出现了大量的论著，开始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研究，其中不乏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不过由于长期忽视，学术积累不够，类似于清代学者秦蕙田的《五礼通考》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恐怕在一个时期内还难以出现。我在这里所指的是对唐礼进行制度性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其他。
（2）法制研究。唐代的立法形式是律、令、格、式，其中对唐律的研究成果较多，水平也比较高。对唐令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辑佚方面，代表性的成果即日本学者仁井田昇的《唐令拾遗》与池田温的《唐令拾遗补》两书。对唐令本身的研究不是很多。自从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发现以来，又一次掀起了研究的热潮，为了对唐令的复原，不能不对令的内容进行研究，从而取得了不少成果。在格、式方面，主要成果仍然是辑佚，由于资料比较贫乏，辑佚成果十分有限，在这方面还可以再进一步努力。对唐日两国律令制的对比研究，日本学者成果较多，中方成果较少。此外，在两国具体司法规定的比较研究上，比如刑法、监狱、诉讼、审判等方面，成果也不多。至于中韩两国法制的对比研究则更少，需要进一步加强。
（3）乐舞研究。根据诸家学者的研究，隋唐两宋时代的燕乐，是我国音乐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大阶段，是近代南北曲和古代清商乐、雅乐的过渡桥梁。近代的南北曲音乐至现代依然是活的音乐，古乐则已变成了僵化的文献记载，而燕乐则居其中，但其乐谱、乐器也并未全部亡佚，因而对燕乐进行研究，就可以把这活的音乐史推进到一个相当早的时间。近世以来，敦煌曲谱，日本所藏唐代乐谱、乐器，以及先秦楚墓编钟及管弦乐器的发现和流传，又为燕乐研究，为音乐史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材料，这些都说明燕乐研究在整个音乐史上的重要意义。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隋唐大曲和隋唐俗乐调理论失传已久，而已有资料还不足完全恢复其本来面貌，这个方面寄希望于考古发掘出更为丰富的地下资料，另一方面还要靠中外研究者付出更大的努力。
（4）碑志整理与研究。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宋代以来历史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后者的相关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而前者则相对不足，所以对于前者而言，欲要推动研究工作的发展，对新史料的发现就显得十分迫切。因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天一阁天圣令的发现，均引起中外研究者的欢欣鼓舞，大大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向前发展，然而这样的机遇是不多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新资料的发现就只能指望新出土的碑志了，近年来也的确新出土了大量隋唐五代时期的墓志，分散在全国各地，尤其是秦、豫两省出土更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各地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规范和行动，致使已出版的许多墓志汇编重复较多，浪费了社会资料；二是整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没有录文，把拓片收在一起轻易地出版；三是研究不够，大都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将相关的墓志拿来一用，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这种状况的改变比较困难，但是加强对新发现碑志的研究，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除了以上这几点外，还有一些方面可以深化其研究，比如就隋唐史而进行孤立的研究，没有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缺乏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分析隋唐历史变化的视野，即研究格局较小；民族理论与研究方法不够丰富，对民族关系的研究，歌颂的多，客观分析的少，对民族之间的和亲、民族同化、民族融合等问题的研究，有理想化、政治化的倾向。此外，还有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如唐代内诸司使研究、隋唐职官管理制度、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问题、隋唐时期的某些民俗等。 与海外和港台地区相比，我认为中国大陆地区是存在一些差距的，但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有所不同，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发现自己在研究理论、研究视野、评价体系以及价值趋向等许多方面都与海外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学习与借鉴的方面非常之多。经过这数十年的交流，在这些方面尽管还存在差别，但已经大不相同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这些方面，而是在以下方面：（1）科研体制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的高校或研究机构都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科研体制行政化，学术评估世俗化。前者不用多说了，其弊端大家议论得已经很多了。后者主要指所谓量化评估，只重数量，不看质量；以发表论文的刊物来认定学术水平的高低；以获奖与否与等级高低，来认定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下。问题不在是否应该评奖，国外也评奖，存在的问题是设奖太滥，评定过程不公正，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反倒起了不小的副作用。还有就是科研项目设置太滥，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项目，研究单位与高校拿这个再去约束研究者，把项目与职称、待遇挂钩，又要求短平快，结果是政府花了不少钱，却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2）重复研究多，而且多是低水平的重复。这一点只要看看这些年出的书，查查《中国知网》的论文题目，就知道八九不离十。造成目前的这种状况与科研机制有着直接的关系。（3）学术规范差。许多研究成果均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有的甚至完全不顾学术动态，对学术史了解不够。这些年我评阅了不少各校的学位论文，再看看国外与台湾地区的学位论文，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就连字数的多少也不同，大陆一些高校要求硕士论文3万字以上，博士论文8万字以上，如果全是创新倒也罢了，问题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当然不是所有的论文都是如此。
张：在历史初学者看来，史学研究中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似乎很难处理。在您的著作中既有微观细致的考证，也有宏观缜密的理论思考。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的？对于初涉史学者，您有什么建议？
杜：确实，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不好处理。对历史学来说，实证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是实证研究的升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指出，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说明理论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这种研究不仅要搞清楚一个个历史上的社会现象，还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要达到这一研究层次，理论指导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或者说没有理论研究，就无法达到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但是，这种研究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基础上，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可是历史上的许多事实并非十分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尤其古代史中的许多事实，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失，加上人为的有意遮掩，搞得面貌全非，欲搞清楚其真实情况，这样就需要实证研究了。
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有的属于实证研究，比如对事件、制度、人物、器物、历史现象等，有的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如所谓唐宋变革、农民身份问题、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等。具体属于哪一类研究，完全是依选题而定。但是大的研究选题往往是既有实证研究，也有理论研究，比如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就有不少实证研究，同时又进行了理论的探索。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体会，比如我写的《五代十国经济史》一书，用了大量的篇幅做了许多实证研究，以搞清楚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如对五代十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趋势的探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时间问题，五代十国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等。
對于年轻的初学者而言，根据我自己的实践与体会，建议先做实证研究，待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再进行理论探索；先做小问题，再做大问题。严耕望先生有一个主张：即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小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不得已可大题小做。这是根据人生不同阶段的精力与学术积累而提出的主张，应该是可行的。因为青年时代精力充沛，但学力尚浅，小问题牵涉的方面较少，能够控制，不致于出大毛病。做实证研究涉及的往往是某个具体问题，只要用全部精神认真去做，相对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如果一开始就选择大问题研究，也能写成长篇大论，但要出彩则极难。在自己学力未允时就做大问题，结果往往大而无当，久而久之，养成劣习，终难成大器。
对青年人我还想说一句，即要重视写文章的训练，提高文字表达能力。主要应做到四点：第一，文章要简练，用两个字能说清楚的决不用三个字，要做到惜墨如金；第二，文字要流畅，即句子要自然顺畅，读起来要朗朗上口；第三，文字要优美，即讲究修辞，为此就要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可以多选读一些古今名篇；第四，要善于谋篇布局，写文章先有一个整体的构思，要做到篇章之间，联系紧密，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当然要想提高写作能力，没有捷径，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写多看，对自己的文章要反复修改。
我之所以提到写文章之事，是因为现在有不少青年人写不好文章，在在读的博士、硕士中，这种情况更为多见。
张：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的国家，可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历史学研究似乎又面临着尴尬的边缘化境地。请问，您如何看待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问题？
杜：中国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国度，在这方面拥有悠久的传统，设置史官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所撰史籍也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目前历史学的确不再具有以往显赫的官学地位，这其实是很正常的，现代社会的进步文明，使历史学回归到正常地位，成为社会科学众多学科中的一个。问题在于近些年来，历史学的这种正常地位似乎也受到了挑战，一些高校压缩了历史专业的招生数量，甚至将历史专业与其他专业合并，专业设置目录中历史学不再作为单独的专业，从而使历史学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地位。不过在一些重点高校中，情况变化还不明显，说明情况还不是一团糟。
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专业的毕业生求职较难，为了不影响就业率，有些高校不得不压缩招生规模。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似乎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于是导致一些人忽视其社会价值，不仅对历史学如此，甚至对整个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是如此，只是历史学的情况更为严重一些而已。 关于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或者社会作用，其实前人已经有过许多论述，大体上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历史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历史研究的不是现实社会生活，而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已经成为过去的那一部分，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为什么说其是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呢？因为人类历史长河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的 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人们要真正认识现在，预见未来，就不能不认识过去，认识过去就要研究历史。
如何看待历史是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一论断呢？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历史的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人类过去的一切实践的经验、荟萃的智慧、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晶等，都是由历史来承载的、记录的，也都是历史所要研究的对象，欲要改造世界、改造社会，就不能不掌握这些经验、智慧和发展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其二，歷史的社会价值还表现在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历史上各国各民族都出现过兴衰治乱，各国各民族之间都有过战争与和平、富裕与贫穷，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也都出现过曲折多变、前进与倒退的交错等。从中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我们会有深刻的启迪，可以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从而提高我们治理社会、发展经济的能力。
其三，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第一，可以深刻认识过去以及与现在的联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对社会的认识能力；第二，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提高对社会发展的预测能力和治理能力；第三，可以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第四，培养人们自身的理论思维能力，提高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与综合分析能力。
历史学是一门具体的综合的社会科学，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具体的存在，所有历史事件、人物、制度、思想、科技都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环境内，都有自己特定的内容，需要对其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同时，历史学又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具体表现为：历史是过去人类社会各方面（经济、政治、 社会、军事、科学文化、意识形态等）的活动。因此，历史学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
历史还有一种社会作用，就是可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尤其对我们这种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国度来说，这一作用则更加明显。我国历史上的瓷器、丝绸、茶叶、四大发明等，对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法门寺佛骨舍利等，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口称赞，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实在精神文明方面，我们也对人类社会做出过许多贡献，如儒家文化、汉字教育、佛教中国化、律令制度、文官制度等，都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东亚诸国的影响更大。日本学者相对于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文化圈，提出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概念，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这一切都激发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增强了我们的使命感，当然这些也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
以上都是从历史学的社会价值与社会作用的角度而谈的。就个人而言，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弄清做人处事的道理，使人少走弯路，有利于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健康顺利地发展。历史上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面，一个个鲜活的杰出人物，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品读历史上发生的这一切，尤其是中国历史，汲取其中有益的营养，将会激发我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当然学习历史也能了解古今中外发生的许多大事，扩大知识面，增长见识，丰富头脑，有利于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更好地理解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培养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与积极进取的品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研究，就是盲人瞎马，就不是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与民族。当然根据当前国家整体学科发展的规划以及社会的需要，适当调整历史学的发展规模还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这种调整不能使历史学伤筋动骨，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不能中断，研究队伍不能断层，研究经费不能减少。
张：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本刊的采访！希望您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希望您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的发展！
杜：谢谢！今后我会继续关注贵刊发展，并十分乐意进行合作。
（责任编辑 章 瀚）
张卫东（以下简称“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您这一代学者的经历十分特殊，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的？
杜文玉教授（以下简称“杜”）：我们这一代人被称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经历特殊，一生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尝过了。正在长身体时，遇到了大饥荒；需要加强基础教育时，却遇到了“文革”停课闹革命；接着便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比较幸运，没有与同学们一同下乡，而是被招了工，当了一名林业工人。林区环境恶劣，工作艰苦，我修过公路、架过桥梁，当过伐木工，装卸过汽车，当过林勘队员，并不比下乡到农村好多少，唯一的好处就是有一份工资。我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调入林业勘察队，从事森林调查，工作比以前轻松，还可以学测绘技术，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遂自学了《测树学》、《数理统计学》、《高等代数》等课程。正当我决心献身于森林勘察事业时，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本来我打算报考林业院校，我们队上的老大学生认为我具有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建议我报考文史类学科，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学里还有这样的学科。
我们这一代人中学课程大都没有系统地学完，基础薄弱，复习时间紧张，也没有教材，东找西凑，能找到一点算一点，好在当时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对于考试也就没有什么担心的。庆幸的是，我们队上的政工组长比较开明，是他给了我一个月假期，专心复习，不用上班。考完之后，没有多想，就又深入大山继续勘测工作。不久，传来了消息，说我榜上有名，甘肃岷县教育局（当时我们队驻在此地）用大红纸把过分数线的考生名单张贴在大街上，第一名就是我，大家自然又是一番祝贺。大约是在1978年9月下旬，终于等来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寄来的录取通知书，10月初报到入学了。
大学本科毕业后不久，又去了云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当时叫助教班）学习硕士课程。陕西师大唐史研究所的马驰先生曾建议我报考博士生，考虑到自己家庭负担比较重，有两个孩子，虽然曾经心动过，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至于我对研究方向的选择，与黄永年、牛致功等先生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当时我们班的唐史选修课由这两位老师讲授，他们深厚的学术底蕴，精彩的讲授，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促使我下决心把隋唐五代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数十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张：众所周知，唐代是我国历代王朝的一个鼎盛时期，但其历史发展进程却也充满了跌宕起伏。现在我们经常提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唐王朝是一个当然的参照对象，您长期从事隋唐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您能否对唐王朝历史发展的特点做一个总体的评价？您觉得唐朝的强大与气魄，是什么原因促成的？
杜：通常说唐朝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個鼎盛时期，主要是指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开放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今天一谈中国古代历史，必提到汉唐时期，并引以自豪。要说唐朝历史的特点，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其所取得的军事成就。唐朝疆域广大，与军事活动直接相关，其疆域最大时，西至咸海以东，伊塞克湖（热海）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以西地区，即楚河（碎叶水）、阿姆河（药杀水）、锡尔河（乌浒河）流域的广大中亚地区，东至于海；北至今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流域，南达今越南北部。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一个时期。也有人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时期，那是包括四大汗国在内，元朝本部所管的疆域并没有唐朝大。也有人主张唐朝的疆域仅限于正州府，羁縻府州所管区域不能算，这也是不对的。羁縻府州的长官都督、刺史均由唐中央任命，并且要承担一定的赋税，要服从中央和都护府的调遣，这一切都表明唐朝政府在这些地区行使了行政管理权，如何能说不是唐朝的疆域呢？
对唐朝历史引以自豪的另一个因素，是唐朝周边的国家与民族都视唐朝的皇帝为天可汗，接受唐朝的册封，自觉承认唐朝对东亚广大地区国际秩序的管理权，国与国之间有了纠纷，就到唐朝申诉，并服从唐朝的调节。这一点即使汉朝也没有做到，这种崇高的国际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这是唐朝政治强大的一种表现。
唐朝在政治上的强大与自信还表现在，允许各国、各民族之人担任唐朝的官吏，统率唐朝的军队。日本、新罗、高丽、百济、印度、波斯、粟特、阿拉伯以及突厥、吐蕃、铁勒等许多国家与民族都有人在唐朝任职，担任高官者也不乏其人。这固然是唐朝社会开放的体现，也与唐朝的强大自信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在今天国际交流如此频繁，也未见哪个国家允许那么多国家的人在本国当官。
唐朝的文化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无论是诗歌、古文、传奇、变文、曲子词、绘画、书法、乐舞、百戏等，几乎在每一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唐朝还允许外国与诸族之人进入长安国子监学习，学成以后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即所谓宾贡进士，或者回国，或者留在中国做官。东亚汉文化圈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其特征是汉字与儒学教育。《唐律》被誉为集古代法律之大成者，在中国法制史上承上启下，影响深远，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唐律在东亚法制史上所占的地位与罗马法在西洋法制史所占地位相同。
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就在唐代，道教的发展规模超过其他时代。此外，景教、火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都在唐代广泛传播。
唐代经济的发展空前繁荣，超过了以往的朝代，不仅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商业发展也很快，涌现了长安、洛阳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以及一批商业都市。丝绸之路空前畅通，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得到极大的发展。茶税的征收始于唐代，表明茶叶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除了被称丝国外，也被称为茶国。从租庸调制发展为两税法，被学者们视为划时代的变化，从此中国的征税对象从人丁转变为田地，使得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人身自由大大增加，因此这是一种相对公平与进步的税制，影响后世最为深远。 以上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不仅中国人以唐朝而自豪，就是外国人也把唐朝视为先进文明的东方大帝国，阿拉伯人认为唐朝是生活富庶、环境优美的黄金帝国，日本人则把唐朝称为律令制国家，也就是法制化的国家。直到今天外国人仍把中国人称为唐人，把中国人在外国的聚居区称为唐人街。
大唐帝国繁荣强盛的原因比较复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认为大体上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1）继承了前代的发展成就。中国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陷入分裂动荡之中，然而生产技术、科学文化仍在缓慢的发展之中，虽然发展道路曲折，但却从未停止过。隋朝虽然统一，但太短暂了。唐朝建立后，长期稳定的局面和广阔的疆域，为这些长期的积累创造了适宜的释放条件，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拾。（2）丝绸之路的畅通，再加上航海技术的提高，海路与陆路两条大通道的畅通，使得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大批科学技术、新的物种以及各种文化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3）唐朝的地理环境优越，周边没有实力强大的国家出现。突厥汗国虽然强盛，但早在唐初就灭亡了，吐蕃也算强国，但经济、文化落后，人口资源少，在与唐朝的对峙中从来没有占据上风，在唐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实际上采取了守势。如果不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吐蕃根本没有机会威胁到唐朝的统治。七世纪兴起的阿拉伯帝国虽然强大，但其势力从来没有越过葱岭以东，对唐朝不构成威胁。因此，优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环境，为大唐帝国的繁荣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也有学者认为两宋时期的经济、科技、文化比唐朝更加发达，故积贫积弱之说不能成立。这也是事实，但是宋朝疆域狭小，军事力量衰弱，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南北宋两度亡于少数民族，完全缺乏一个中央帝国应有的气概。我多年前曾做过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认为宋朝的经济实力的确大大超过了唐朝，但其财政收支不平衡，赤字十分严重，而唐朝的财政收入虽少于宋朝，但却能长期保持收支平衡，唐朝的这种表现就使得宋朝的经济发展成就被遮掩了。
张：正如大家所熟知，您在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建树颇多，出版了《唐代军事史》、《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等专著，又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职官管理制度研究》，请问唐五代时期国家的政治制度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后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杜：我在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確下了较大的功夫，除了承担过国家项目和出过几部著作外，还发表过不少论文。所谓政治制度在古代主要指职官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制度。根据我的研究与长期观察，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的政治制度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制度非常健全。包括选官制度、考课制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封驳制度、回避制度、以法治吏的制度等。与此同时，唐朝还制定了详尽的礼制与法律，与以上制度相配合，把整个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由于制度健全，所以在唐代一切都有制可循，有法可依，不会出现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或者说法制不健全的情况。这一历史时期制度之所以健全，与当时人们的高度重视有着直接的关系。隋朝仅仅存在了37年时间，就先后制定了《开皇律》、《大业律》，隋文帝即位之初，就结合汉魏旧制制定了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一套职官制度，隋炀帝大业时又进一步修改，所谓唐承隋制，实际上是沿袭了大业时的官制。唐初的情况也是如此，仅唐律就是《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等等。在礼制方面，唐朝也非常重视，武德时因忙于统一战争，无暇制礼，贞观时制定了《贞观礼》，后来又相继出现了《显庆礼》、《开元礼》，《开元礼》影响后世尤为深远。我为什么要强调律与礼呢？因为前者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的规范与制约，违法就要受到惩处；后者属于思想文化的层面，对人们的行为虽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但是却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则更加深远。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使社会更加有序，更加和谐。所以我认为各种制度虽然都很重要，但法制与礼制最为重要，如果这两者不立，则任何制度的施行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空转。
第二，制度的设计周密合理。唐朝制度的合理性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权力的制约性。以中枢决策权为例，中书省为出令机关，知制诰奉君相之命起草诏敕，如有不同意见可拒绝起草；中书省起草的制敕要经过门下省的审议，门下省如有不同意见，可涂改后封还，谓之封驳之制；经过门下省审议的制敕，由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如有异议，同样可以封还。体现了一种互相制约的制度设计思想。即使在中书省内部，君相在决策之前，还有所谓“五花判事”之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众人的智慧，避免出现决策偏差。朝廷及地方官员施政，要接受御史台的监察，包括宰相在内亦不例外。如此御史台的权力就很大了，那么谁来制约御史台呢？唐朝规定尚书左、右丞负责监察御史台，这样就把所有的官员都置于监察的范围之内了，不留任何死角。体现的也是一种对权力的制约性。（2）对皇帝权力的制约。在古代社会皇帝地位至高无上，其权力如不加制约，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唐朝在制度设计上，对皇帝权力的制约除了通过封驳制进行外，还设计了一套谏官制度，专门给皇帝提意见。谏官对皇帝的进谏虽然不具备强制性的作用，但在舆论上会对皇帝形成压力，从而使其不能为所欲为。至宋代实行台谏合一的制度，致使谏官对皇帝的制约作用有所削弱，明清时期虽仍有言官之置，但主要是对百官进行监督，导致专制主义愈演愈烈。两相比较，唐朝制度的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3）以法治吏。唐朝对官员的监管与制约，不仅体现在制度方面，以法治吏也是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唐律中有许多条文都是针对官吏的，其中《职制律》是专门针对官员职务犯罪而制定的。如果说制度是用来规范官吏施政行为的，那么法律就是对其违法行为的惩处，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不健全，法律又不能对贪腐官员严加惩处，那就无法达到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唐制的历史借鉴意义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第三，强化对官吏的监察。欲想达到良好的社会治理目的，一是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吏治，即对官员加强监管，而且越严格越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监察制度都是针对官吏阶层的，监察效果的好坏，与制度的设计是否完善有直接的关系。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十分鲜明，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垂直监察的体制特点。即监察官员对皇帝负责，不受任何官员或机构的牵制，有权纠弹包括宰相在内的任何官员。（2）将监察贯穿于日常工作中的特点。即不是在官员犯罪之后再去纠弹，而是在平时的工作中主动去履行监察官员的职责，比如太仓、国库的启闭必须要有监仓御史在场监察，尚书省召开会议必须有六察官（即分工监察的御史）列席参加，行刑要有监刑御史在场、监狱要由御史定期巡察等。（3）被纠弹官员停职待罪的规定。在唐代凡御史对官员提出纠弹，不论是否有罪，必须停职待罪，而不是等罪行调查清楚了再停职。这种规定有利于案情的调查，避免犯罪官员利用手中尚掌握的权力消灭罪证，相互串供，干扰办案。（4）监察体制中互相制约的特点。这一点前面已谈过了，就不多说了。（5）提高监察官员政治待遇的特点。唐代监察官员的品阶并不高，但政治待遇颇高，如御史巡按各地，号称“代天子巡狩”；新任御史到任，京兆府所属官员必须参见；御史先入住馆驿，其他官员包括三省三品官、节度使、观察使等中央和地方大员，只能入住别厅；在行道时，要礼让御史先行，哪怕是京兆尹、河南尹这样的高官。如此规定的目的，就在于提高监察官员的权威，使百官对其敬畏。唐朝前期吏治清明，与监察制度的完善不无关系。 第四，行政法规十分完善，办事效率较高。唐朝的法典体系由律、令、格、式等四部分构成，“律以正刑定罪”，即通常所说的唐律；令是大唐帝国制度的总汇，所有制度都是令规定的，如田令、学令、选举令、职员令、厩牧令、赋役令、狱官令等等；格是尚书省各部门职掌的详细规定，是各曹司施政的法则；式是对各机构行政事务的具体规定，是围绕律令的执行所规定的细则以及百官诸司的办事章程。有了这一套制度，各部门办事皆有章可依，踢皮球相互推诿的情况就不会出现。
仅有这些规定还不能保证官府运转的效率，唐朝还搞了一套勾检制度，在各级官府普遍设置了所谓勾官，其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受（付）事发辰。所谓受事，即指接收相关公文之意，付事是指向相关官员或机构交付公文之意，前者是指收到公文，后者则是指发出公文。所谓受（付）事发辰，是说收到上级或其他部门转来或者本部门发出的公文，要登记清楚接收的日期。二是勾检稽失。“稽”，滞缓之意；“失”，误也。就是说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公文的处理或处理中出现错误，包括公文的内容、格式以及处理意见等方面违背了相关政策、法令和制度等。唐朝根据公事的重要和紧急与否分别规定了处理完毕的时限，小事5日程，中事10日程，大事20日程，徒罪以上30日程，如果没有按时完成，则要受到处罚。三是省署钞目，所谓钞目，是指一个部门收到和发出公文的目录，也称为抄目。这些目录皆需要勾检官员负责审核、签署，在准确无误之后，然后再盖印存档。这些严格的规定对提高官府的办事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相关回避制度。我国自唐代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回避制度，至宋代达到极致。唐代回避制度包括科举考试，称别头试，指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或宰相等高官如有亲属参加考试，则另行派官主持考试，谓之别试，并命御史加强监察。在任官方面，规定外戚可任奉朝请、检校官、员外官等，并不许治事。限制朝中要官子弟、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官、尚书省四品以上、御史台五品以上、诸同正员三品以下，诸王驸马中，要周期以上亲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司、畿令、赤县官等。唐朝还限制藩帅子弟在当地任职和回授官职，后者是指将本人或者子弟所任官职回授给其他亲属。以唐朝著名宰相李德裕为例，其早年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氏春秋》等。其父李吉甫在各地任官时，他随侍身边，不求仕进。宪宗元和初，其父再任宰相，“避嫌不仕台省，累辟诸府从事。”直到其父死后，他才回到京师任职。唐朝规定官员铨选时要回避原籍，即不在其籍贯所在地任职。宰执亲属及子弟不得任谏官、御史及门下省官，不得任翰林学士。亲属不得在同一地区任职，指大功以上亲。大功以上亲不得在同一部门任职。如果是宰相亲属，则不得在要害部门任职。此外，唐朝还规定要官亲属不得任地方治民之官，可授予闲慢差使。但是对“要官”却没有一个权威的界定，因而发生了一些混乱，于是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颁布了统一规定，即宰臣、左右仆射、御史大夫、中丞、给事、舍人、左右丞、诸司尚书、侍郎、度支盐铁使等，诸王驸马本不是要官，也被列入其中，其亲属子弟都要进行回避。
有唐一代的制度很多，以上所说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的部分，或者说具有鲜明特点的部分。唐朝的情况说明，一个时代的文明昌盛，不仅仅是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不完全指经济发展的成就，更多的还是指政治是否文明、吏治是否清廉，而这一切主要靠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换句说制度是一切的保障。
唐朝所创立的这一套制度，对后世及外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制度都被历代沿袭下来了。如三省六部、九寺、诸监制度，均是如此，六部之制一直沿续到清代，直到清末实行新官制才有所改变。寺卿也是如此，被宋元明清诸朝所承袭。诸监之制虽然变化颇大，但国子监一直存续到清末。至于科举制的影响则更大，不仅为历朝所沿袭，也为越南等国所仿效，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宋、元以及明初，在中央均有“省”的建置，直到朱元璋废中书省后才不再存续了，不过在日本至今仍将其“部”一级机构称为“省”，北朝鲜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学习唐制而来的。日本还仿效唐令，编制了日本令。至于其他制度，如考课制度、监察制度、谏官（言官）制度、回避制度等，都程度不同地被后世所沿袭，就不多说了。
张：您对五代十国史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史学界起步早、成果多、影响大。举凡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制度、军事、地缘政治等方面，您均有十分深入的研究，请问您为何如此重视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这个所谓的“乱世”有哪些特点？它的历史地位又是怎样的？
杜：我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比较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发表了多篇论文，至今已有30多年的时间了，先后出版过5部著作，发表过数十篇论文，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广泛。我之所以关注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当时主要是出于这一断代史的研究比较薄弱，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的缘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五代十国之前的唐史与之后的宋史，研究都比较热门，成果也很多，处于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五代十国的历史如果不加以改变，历史发展的链条就不完整了，这些年来炒得很热的所谓“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因为这一变革发生在唐宋之际，而唐宋之际就是指五代十国时期。即使按有些学者所说的变革从中唐时期开始，也不可能绕过五代十国时期直接到宋代。因此，对这一断代史的研究应该引起重视。可喜的是，这种薄弱状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有关十国的国别史几乎都有专著问世，个别没有的也有博士学位论文涉及到了，现在要从中找一篇博、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都不容易了，当然研究水平还有提高的余地。
最初我研究五代十国史是因为空白甚多，研究题目好找，但是当我真正深入下去后才发现事情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史料比较贫乏，甚至导致有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史料不支撑而不得不放弃。即使同样的论题，研究者付出的精力也比其他断代史大得多。比如我写的《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一书，原来想取名为《五代十国制度史》，就是因为有些专题史料不足，有些问题说不清楚，只好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如此，我查阅的文献也有一百几十种之多。我的《五代十国经济史》一书，查阅的文献达200多种，除了常见史籍外，笔记小说、地理方志、农书、类书、文集、金石碑志、文學汇编、宗教典籍、敦煌文书等，无不在搜集的范围，甚至钱谱、画史、药典、砚史、墨史等，以及明清之人辑考的史籍与杂著等，也不敢稍有遗漏。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两部书的撰写前后持续了一二十年的时间。 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特点，还真不好说，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熊德基先生概括得最好，这就是“表面上乱，实质是变”8个字。这里所谓“变”，不是小变，而是中国社会的大变，举几个例子，可见其一斑。
有学者说唐代是贵族政治，宋代则是官僚政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唐宋两朝从皇帝到将相大臣的社会出身颇为不同，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仅就这一点而言，其变化恰恰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试看五代各朝诸帝、十国的皇帝、国王，可有一位出身于士族家庭？甚至连地位高贵者也很难找得出，基本出身于社会的下层。至于该时期将相大臣的出身就更是五花八门，或贩盐屠狗，或为人家奴，或为群盗，或为出身低贱的诸族军人，即使有一些科举出身者，但其并非因科举而致位卿相，只不过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而跻身于卿相。宋代及宋以后的历代帝王、官僚，只不过沿续了这一趋势而已，这一变化应自五代十国时期始。
再比如鼓吹唐宋变革论者之一的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唐代的良贱制度到宋代便不复存在了。他认为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契约规定的地租后，有迁移的自由，不受地主的人身束缚。实际情况是，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发生了这种变化，佃农只要给田主交足了田租，田主就不得限制其迁徙的自由，这在文献以及敦煌文书中都有不少记载，证明了此时佃农已经具有了与其他平民一样平等的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了，其人身依附关系早已荡然无存了。宋代只是继续了这一发展趋势，宋代颁布的《天圣令》也只是承认了这一社会现实，并不是有了《天圣令》，农民才获得了自由的身份。这种情况正与唐宋变革论者所提出的观点相吻合，只是这种变化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而不是宋代。
有研究宋史的学者提出了宋代婚姻不尚阀阅的观点，影响还比较大，可是这一观点并不能成立，因为其只是与唐代的情况进行比较，而没有涉及到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情况。我受澳门大学主办的《南国学术》编辑部之邀，撰写了一篇名为《“婚姻不问阀阅”应始自五代十国时期——对学术界“宋代说”的纠正》的长文，2015年发表在该刊第4期上。我在这篇论文中把五代十国时期每个帝王的婚姻情况逐个进行了统计，又统计了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宰相、节帅在内的婚姻状况，甚至包括南北方一些士人的婚姻以及当时人选择婚姻的趋向，得出的结论就是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婚姻就已经不问阀阅了，而且这一趋势一直影响了五代十国以后历代的婚姻观。
在经济发展的格局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唐朝前半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南方的经济水平远不如北方。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的财赋依靠江淮八道，表明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较快，但是南方其他地区的经济水平还很落后，比如今湖南、湖北、江西、两广、福建等地区。经过五代十国时期，到了宋初上述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原南唐、吴越统治的江浙地区经济继续保持全国领先的地位外，两湖、两广、福建等地的经济也已有了长足的发展。福建在唐代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可是入宋以后，福建不仅成了重要的财赋之地，福建人在政坛与学术领域更是崭露头角。手工业与商业经济南方更是远远地超越北方，对外贸易发展更快。在唐代海上贸易口岸仅有广州一处，到五代十国增加了福州、泉州、明州、杭州、金陵、莱州、登州等口岸，尤其泉州港的开辟，在宋元时期长期居于全国第一商港的地位。关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问题，我的观点是完成于五代十国时期，尽管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一历史时期是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重要时期，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
在文化方面也能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变化的特点来，以文学为例，词在唐代不能登文学殿堂，五代十国时期在南唐与前后蜀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皆以词的创作而著称，前者以南唐中主、后主、冯延巳为核心，后者以韦庄、温庭筠为祖师爷，形成了花間词派。经过他们的努力，遂使词这一文学体裁正式在文坛占了一席之地，影响宋人至为深远。
在绘画与书法方面，唐人崇尚释道人物画，而五代崇尚山水画与花鸟画；在画法上，五代创造了水墨山水着色和没骨新画法，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画的画法。在书法上，五代开了宋人尚意书法的先河，代表人物就是杨凝式。而南唐的徐铉则代表了篆书的最高水平，有人认为其水平与地位超过了唐代著名篆书家李阳冰。在佛学方面，陈垣先生说：“五季乱而五宗盛”，指禅宗的五个支派，即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等五宗。五宗之中除了临济宗盛行于北方，其余四宗皆盛行于南方，其理论对禅宗以及中国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立法方面，宋初编定的《宋刑统》一书，就是以后周编撰的《大周刑统》为蓝本的。
五代的制度对宋代亦有很大的影响，只是宋人认为五代是乱世，不愿意承认，只承认宋承唐制，其实完全不对。比如宋代中央最重要的两个部门，中书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就是沿袭了五代之制，因为在唐代枢密院只是一个宦官机构，并非国家机关。再比如宋代的军制以禁军为核心，禁军的统率机构叫三衙，即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与殿前司，各以都指挥使为统帅，合称禁军三帅。这一体制完全是沿袭五代之制而稍加改变，唐朝又何来侍卫亲军与殿前军的军号？宋朝的国家最高财政长官——三司使，人称亚相，或曰计相，可见地位之高，也是沿袭五代之制而来。
关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地位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学术命题，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简要地说：这一历史时期正处于唐宋变革的关键时期，上承唐中叶以来的变革大潮，下启赵宋社会发展之趋势，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直接影响了两宋时期社会发展基本趋势。主要表现在：
其一，社会各阶层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处于上层社会的帝王、官僚，还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奴婢、手工业工匠，包括处在社会中层的地主与商人阶层，其内部结构无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门阀士族、贵族政治统统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其二，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有几个新特点：一是区域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割据南方的几个政权所控制的区域的发展，奠定了宋代经济地理的基本格局；二是农业中商品经济的成分增加了；三是商业的繁荣与商业都市的增加，这是与唐代的情况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四是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由唐代的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的贸易方向，一变为海上对外贸易为主，这种趋势为宋代以来历朝所延续。 其三，文化发展出现了新趋势。即表现在前面提到的文学、绘画、书法、禅宗五宗等方面。
其四，在政治与典章制度方面亦有可取之处。对前者而言，五代十国时期结束了唐末以来的藩镇混战，分裂割据，实现了局部的统一，并且使这种统一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为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基础。关于典章制度的变化前面已略有提及，就不多说了。
如果把五代十国时期与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的其他两次分裂割据时期比较，即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宋金辽夏时期比较，唯有五代十国时期分裂时间最短，不但没有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停滞，反而改变了社会结构，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其应该具有更加重要的历史地位。
张：您还对唐代宦官问题进行过不少研究，您选择这一问题研究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客观评论唐代宦官专权？有何研究结论与大家分享？
杜：我的确曾对唐代宦官问题做过不少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也引起了学界同行的关注。我之所以把这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之一，是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唐代宦官问题热潮的影响。那时隋唐史学界针对宦官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社会上还出现了数部有关宦官的著作，有些著作虽然不是专论唐代宦官的，但也涉及到了唐代的内容。作为研究隋唐史的我，不可能不看这些研究成果，后来又看到了一些日本学者写的论文。我认为当时中国大陆学者的选题比较狭窄，大都是评论宦官专权擅政的，多持批评的态度，对唐代宦官专权的原因，多是认为宦官掌握了禁军兵权，实际上没有超出宋人的观点。而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相对要宽得多，有些研究结论至今也不过时，比如矢野主税写过一篇名为《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的文章，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长久持续的原因。这里所谓“诸职制”，就是指内诸司使系统。矢野主税的这篇文章发表于上世纪50年代，那时有关唐代内诸司使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因此在当时能提出这一观点是其具有远见卓识的表现。此外，日本学者室永芳三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了名为《唐代内侍省的宦官组织》的文章，论述了内侍省组织中的“高品、品官、内养”的形成，以及三者在身分和地位上的不同。此外，加藤繁研究了宦官担任的内庄宅使，矢野主税还研究了唐代的枢密使，香港学者赵雨乐研究了飞龙厩与飞龙使及其它一些使职，我国老一辈的学者唐长孺先生则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了《唐代的内诸司使》一文。这些研究成果的陆续刊出，使我很受启发，再加上考古事业的发展，一批唐代宦官墓志相继出土，从而为更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史料，这些都是我所具备的有利条件。
我对宦官问题的研究没有涉及宦官如何专权擅政这样比较传统的问题，而是想涉及一些前人未涉及或者涉及不多的方面，大体上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宦官家族问题的研究。矢野主税说唐代宦官权势与假子制有关，是说宦官通过娶妻养子建立家庭，宦官的这种行为世代沿袭下去，于是就形成了宦官家族，也称宦官世家。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与宦官世家的长期延续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唐代有不少大宦官家族延续了一百数十年，世代都有权宦出现，“世为权家”。宦官收养假子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这种方式使其已经取得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得以延续，客观上使宦官专权的局面长期不能得到扭转。在这一方面，我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一些这样的家族，包括其世系、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内容，主要有高力士家族以及杨氏、仇氏、刘氏、孙氏、梁氏、王氏、彭氏、吴氏等许多宦官家族。研究这一问题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出土碑志，传统史籍很少记载这方面的内容，出土碑志不仅提供了宦官家族的内部资料，而且还纠正了史籍记载的不少谬误，史料价值极高。
第二，关于宦官阶层内部结构的研究。我主要研究了宦官的婚姻、子女、籍贯、住宅、俸禄、食邑、思维、文化素质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都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很少涉及的问题，可以了解这一社会阶层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以宦官婚姻为例，可以了解其婚姻形态，比如择偶标准，是否续弦、收养子女数量、财产继承等。在唐代存在着许多大宦官家族互通婚姻的现象，造成了宦官势力相互勾结，形成强大的政治集团，从而对朝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宦官在政治斗争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对宦官住宅的研究，涉及到宦官的经济地位问题以及选择住宅的原则。对宦官俸禄、食邑的研究，也属于宦官经济地位问题。宦官的思维与文化素质的研究，对了解有唐一代宦官阶层执掌大权及掌管许多行政事务的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探讨唐后期宦官能够长期平稳地掌控大权的原因有着一定的意义。
第三，关于内诸司使系统的研究。前面说到日本学者认为宦官诸职制的存在是其能够获得权势的重要根源。关于这一方面，唐长孺先生及国内外学术界都程度不同的做出过较大的贡献，涉及到了内诸司使系统的一些使职。我主要研究了这些学者没有涉及到的许多使职，比如牛羊使、武德使、仗内使、内坊使、鸡坊使、酒坊使、洛苑使、辟仗使、内客省使、监威远军使等。关于监威远军使是否属于内诸司使系统，现在还不敢肯定，但是其属于宦官专任的使职则是没有疑问的。唐代宦官专权，并不仅仅因为其掌握了禁军兵权，其更多的权力还是来自于内诸司使系统，宦官们通过这一系统从南衙诸司手中夺得了越来越多的行政资源，从而形成了南衙与北司两个行政系统。过去对这一系统的研究不够，现在大家已达成了共识，认为唐代宦官专权并不是通过内侍省，而是内诸司使。截止目前，已知的内诸司使系统的使职已达数十个。由于传统文献对内诸司使系统极少记载，新史料主要依靠出土碑志，而其出土又具有偶然性的特點，所以以后在这一问题的研究很难取得更多的成果，但发展是肯定的，只是缓慢一些而已。
至于如何客观地评论唐代宦官专权问题，这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要说清楚这一问题，必须从宦官专权的形成说起。唐前期吸取了东汉宦官专权的教训，对宦官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比如宦官不许出宫办事，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等，因此在开元以前是不存在宦官专权问题的。开元时期唐玄宗宠信宦官，不仅在内侍省设置了内侍监这样的三品官，还命宦官领兵作战，如杨思勗，命宦官掌管中枢机要，如高力士。宦官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自安史之乱以来，遂相继出现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一些大宦官。唐代宗时设置了掌枢密一职，是为枢密使的前身，尤其是唐德宗设置的神策军护军中尉，拱手把禁军兵权交给了宦官，从此宦官专权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宦官所掌握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皇帝主动交给他们的，那么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因为在一些关键时刻，只有宦官在皇帝身边鞍前马后地卖命，再加上宦官为内臣，再怎么专权，也不可能取代皇权，故容易取得皇帝的信任。当宦官权势大到一定程度，影响到皇权时，皇帝便又想铲除一些有权势的大宦官。至于朝臣反对宦官专权，是因为宦官动了他们奶酪，侵削了他们的利益。可见唐代的南衙北司之争，对两方而言都是出于利益之争，谈不上落后与进步，腐朽与清廉之间的争斗。朝官中有大量的贪腐分子，宦官中也有不少贪财受贿之辈。但是史书中往往对宦官的种种不法或贪墨行为大书特书，似乎不良的吏风都是宦官造成的，原因就在于史书都是士大夫文人写成的，他们都属于利益相关方，怎么可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呢？ 在唐代历史中，南衙北司争斗虽然很多，但最激烈并造成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就是所谓“甘露之变”，朝官被诛杀达千余家，致使朝堂为之一空。事情的起因恰恰是唐文宗联合部分朝官欲将宦官阶层诛杀殆尽，事情败露后，反而被宦官出动禁军杀了千余人。客观地看挑起事件者是朝官一方，如果成功，被杀的宦官岂止千余人？在这里我并不赞成这种大规模地杀戮行为，只是强调看待历史上的此类事件要有一个客观的态度。
对唐代宦官在历史所起的作用，同样也要客观地分析。宦官对于维护皇权，坚持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割据，应该说立场是坚定的。其所领导的神策禁军在镇压叛乱藩镇，对抗吐蕃侵扰方面，也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在全国各藩镇担任监军使的宦官，还没有发现一个拥兵自重，反对中央的事例，其镇压或化解某些藩帅的反叛，反倒见之于记载。需要指出的是，史书中往往把少数强势监军压制节帅，激起兵变，或者宦官排挤朝官，欺压民众的事，大书特书，有利于宦官的事能不写就不写，从而使宦官专横跋扈、十恶不赦的历史形象更加固化了。对这一点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切不可人云亦云。
在唐代宦官与宰相共同执掌了中枢决策之权，形成了中枢二元体制，又掌握了禁军兵权，在地方上掌握了监军权，在朝廷形成了内诸司使的政务系统，实际上宦官已成为唐代官僚集团的一部分。不能因为其阉人身份就打入另册，采取一种歧视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不能以古代士大夫的是非为是非，被牵着鼻子走而不自觉。
张：目前长安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您身处古都长安，对这方面是否也有过关注？此外，陕西师范大学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镇之一，您在这方面是否也有所涉猎？
杜：有关长安学与历史地理的研究，我涉猎不多，除了出版《大明宫研究》与《西北地区历代地缘政治变迁研究》两部专著外，就是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论文。先谈谈有关唐大明宫的研究。自宋代以来对大明宫就有不少相关成果问世，但没有专论，均在有关长安的著作中涉及到大明宫的一些情况，比如宋人宋敏求的《长安志》、程大昌的《雍录》、元人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以及清人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等，还有一些方志也记载一些相关情况。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来主要对大明宫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也发表了考古报告，但由于经费的缘故，至今也没有全部发掘。此外，还发表了一些与大明宫有关的文章，但全面系统的研究未见出现。在外国学者中，只有日本学者对大明宫有所涉及，早期进行过田野考察，拍了一些照片，考察文字极少。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出版了《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篇）、《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篇）及其与今井清合著的《唐代的長安与洛阳》（索引篇），收集了宋以来历代有关大明宫的地图，并择录了相关研究资料，是研究大明宫建筑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后人提供了方便。他们也画了一些地图，其中关于大明宫的内容沿袭旧说的多，创新的内容相对较少。有关大明宫的前人研究情况，大体上就是这些。
我对大明宫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其一，研究了大明宫中许多建筑的方位。其中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的方位比较清楚，麟德殿、望仙台、三清殿等遗址的夯土层高出地面不少，方位也不成问题。但是大明宫仍有许多建筑的地理方位由于文献记载不清，或者相互之间有矛盾，就需要进行考证了。我采取的办法是，将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进行比对，再到现场考察，大明宫的每个建筑发掘的遗址我都去过多次，进行印证，许多问题就可以搞清楚了。通过研究解决了许多原来不清楚的问题，比如大明宫中有少阳院，是太子居住之所，关于其方位各书的记载及古图的标绘都不同，有在含元殿之东，有的则绘在西面。据我研究，大明宫中有两处少阳院，一处位于崇明门东南，称东少阳院；另外一处位于翰林院以北，称西少阳院。待制院的设置亦是如此，各书记载不一，徐松之书无法处理这种矛盾，干脆把光顺门外的待制院叫亲王待制院，其实唐朝何尝给亲王专门设置过待制院？根据我的研究，大明宫中应有两处待制院。一处在门下省以东，为皇帝在宣政殿召见待制之臣时，等待召见之臣在此等待。另一处在光顺门外，史馆以西，大历十四年（779）设置，为皇帝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大臣时，其他待制之臣所在之处。类似情况还有一些，如学士院也有东、西两处，学士院与翰林院是不同的机构。还有不少方位不明的建筑都基本搞清楚了，如飞龙院、走马楼、斗鸡楼、内侍别省、客省、护国天王寺、昭德寺、野狐落、左藏库、右藏库等。
其二，研究了相关典籍缺载的建筑。唐代的相关政书都提到御史台的御史们要在宫中承担许多工作，但是对其办公地点却没有记载。我根据唐人文集的记述，不仅考证出了其办公地点就是御史北台，而且将其具体方位也考证清楚了，就在中书省的南面。再比如长安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京兆尹在大明宫也有办公之处，称之为京兆尹院，具体方位就在日华门以东，门下省以西。此外，枢密院、宣徽院、舍人院等建筑方位，长期以来均说不清楚，在我的书中都有详细地考述。史馆的地理方位，文献记载有矛盾，此次也一并考证清楚了。
其三，搞清楚了许多建筑的功能。我主要做了以下几点工作：（1）详细研究了唐朝朝会制度，即外朝、中朝、内朝，分别在大明宫含元殿与丹凤门、宣政殿、紫宸殿举行。这一点史书记载得很清楚，我的贡献在于搞清了其渊源及其在唐朝的演变，包括其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2）搞清了延英召对制度的来龙去脉和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此外，还对麟德殿、金銮殿、浴堂殿、温室殿、三清殿等的功能也进行了探讨。（3）对左右朝堂方位的演变及其所有功能，一一进行了研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的认知。（4）搞清楚了命妇院的功能。长期以来包括我本人对此都存在错误的认知，因此搞清这一点十分重要。自古以来皇后的地位就非常重要，百官朝皇帝，内外命妇朝皇后，但是后者在什么地方朝见皇后，文献中没有清楚的说法。实际上命妇院就是内外命妇朝见皇后之处，所以命妇院内也有朝堂与殿廷，如同大明宫内有左右朝堂一样。史书记载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曾在朝堂设宴款待武氏诸亲，以前以为是在左右朝堂，其实是错误的，应该就在命妇院朝堂。唐后期没有强势的皇后出现，而命妇院占地面积又很大，所以诸司扩大机构时，往往侵占命妇院的地盘。根据我研究大明宫的体会，宫廷政治的研究还是要从宫殿入手。唐朝的国家典制应当是我国历代最完善的一个时期，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宫廷里面的每一个建筑都被当时的制度赋予了特殊功能，从这里切入既可以了解唐代的国家典制，又可以了解唐代的政治制度及运行情况，此外还可以了解唐代宫廷建筑规划、布局的思想等等。 《大明宫研究》也可算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作为这类著作就不能少了图幅，因此我绘制了一幅《大明宫平面示意图》插在于书的前面，以直观地反映大明宫的基本格局与建筑方位。这幅图把我新的研究成果都反映了进去，同时又纠正了前人之图的许多错误，比前人之图的内容更丰富，更详细。如把这幅图与一些记载相结合，将能够更好理解唐朝的制度。
《西北地区历代地缘政治变迁研究》一书，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这是首部有关西北地区在我国历代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论著，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在历史时段中动态考察了西北地区在历代地缘政治中的特点及其对中原王朝的影响。并对西北地区疆域的变迁、人口分布、民族分布、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区域文化特点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情况等进行了探讨，试图揭示历史时期西北地缘关系的总体特征与发展规律。对地缘政治与历史地理的研究，并非我的专长，因此此书更多地只是本人扩展研究领域的一种新的尝试。
张：您能否以隋唐史研究为例，说明当前隋唐史中还存在着哪些明显的薄弱环节？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突破？海外和台湾地区在隋唐史研究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杜：这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一是因为如今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如果没有着意搜集，很难掌握全学术信息；二是我们所处的学术环境还不太理想，虽然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改变，但与国外甚至与港台的交流多少都有一些不顺畅之处，欲想了解其全部学术动态比较难。所以只能就自己掌握的情况谈一点不一定成熟的看法。
总的来看，如今的隋唐史研究已经很难找出薄弱环节了，这是因为自宋以来历代都对隋唐历史比较重视，写了大量的著作与文章，即使到现在隋唐史仍然是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门，研究成果不计其数，该涉及的方面基本都有所涉及。要说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相对而言的，据我的观察，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1）礼制研究。隋唐是我国礼仪制度比较完善的一个时期，《大唐开元礼》自颁行以来，对后世乃至东亚各国都有较大的影响。自20世纪以来，对唐礼的研究与认知大体有四个脉落：一是将礼视为维系封建社会的主要政治社会原理，即延续了自五四以来对礼教的基本认识；二是将礼看成是国家的政体，以及反映此政体的仪式、符号，并视之为支配的工具或功能；三是将礼视为士大夫的教养，包括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与学术；四是从“东亚世界”的政治关系与文化交流的层面讨论唐礼。这是有的学者的总结，我认为很有道理。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地区对“礼”的研究，或限于“禮教”方面，或将礼视为“统治工具”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研究古代统治者如何藉由礼仪在政治上制度上所起到的作用，以维护统治者的特权。其实这根本算不上对礼制的研究，即使如此，那时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者的人数都是非常有限的。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出现了大量的论著，开始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研究，其中不乏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不过由于长期忽视，学术积累不够，类似于清代学者秦蕙田的《五礼通考》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恐怕在一个时期内还难以出现。我在这里所指的是对唐礼进行制度性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其他。
（2）法制研究。唐代的立法形式是律、令、格、式，其中对唐律的研究成果较多，水平也比较高。对唐令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辑佚方面，代表性的成果即日本学者仁井田昇的《唐令拾遗》与池田温的《唐令拾遗补》两书。对唐令本身的研究不是很多。自从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发现以来，又一次掀起了研究的热潮，为了对唐令的复原，不能不对令的内容进行研究，从而取得了不少成果。在格、式方面，主要成果仍然是辑佚，由于资料比较贫乏，辑佚成果十分有限，在这方面还可以再进一步努力。对唐日两国律令制的对比研究，日本学者成果较多，中方成果较少。此外，在两国具体司法规定的比较研究上，比如刑法、监狱、诉讼、审判等方面，成果也不多。至于中韩两国法制的对比研究则更少，需要进一步加强。
（3）乐舞研究。根据诸家学者的研究，隋唐两宋时代的燕乐，是我国音乐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大阶段，是近代南北曲和古代清商乐、雅乐的过渡桥梁。近代的南北曲音乐至现代依然是活的音乐，古乐则已变成了僵化的文献记载，而燕乐则居其中，但其乐谱、乐器也并未全部亡佚，因而对燕乐进行研究，就可以把这活的音乐史推进到一个相当早的时间。近世以来，敦煌曲谱，日本所藏唐代乐谱、乐器，以及先秦楚墓编钟及管弦乐器的发现和流传，又为燕乐研究，为音乐史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材料，这些都说明燕乐研究在整个音乐史上的重要意义。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隋唐大曲和隋唐俗乐调理论失传已久，而已有资料还不足完全恢复其本来面貌，这个方面寄希望于考古发掘出更为丰富的地下资料，另一方面还要靠中外研究者付出更大的努力。
（4）碑志整理与研究。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宋代以来历史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后者的相关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而前者则相对不足，所以对于前者而言，欲要推动研究工作的发展，对新史料的发现就显得十分迫切。因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天一阁天圣令的发现，均引起中外研究者的欢欣鼓舞，大大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向前发展，然而这样的机遇是不多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新资料的发现就只能指望新出土的碑志了，近年来也的确新出土了大量隋唐五代时期的墓志，分散在全国各地，尤其是秦、豫两省出土更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各地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规范和行动，致使已出版的许多墓志汇编重复较多，浪费了社会资料；二是整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没有录文，把拓片收在一起轻易地出版；三是研究不够，大都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将相关的墓志拿来一用，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这种状况的改变比较困难，但是加强对新发现碑志的研究，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除了以上这几点外，还有一些方面可以深化其研究，比如就隋唐史而进行孤立的研究，没有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缺乏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分析隋唐历史变化的视野，即研究格局较小；民族理论与研究方法不够丰富，对民族关系的研究，歌颂的多，客观分析的少，对民族之间的和亲、民族同化、民族融合等问题的研究，有理想化、政治化的倾向。此外，还有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如唐代内诸司使研究、隋唐职官管理制度、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问题、隋唐时期的某些民俗等。 与海外和港台地区相比，我认为中国大陆地区是存在一些差距的，但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有所不同，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发现自己在研究理论、研究视野、评价体系以及价值趋向等许多方面都与海外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学习与借鉴的方面非常之多。经过这数十年的交流，在这些方面尽管还存在差别，但已经大不相同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这些方面，而是在以下方面：（1）科研体制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的高校或研究机构都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科研体制行政化，学术评估世俗化。前者不用多说了，其弊端大家议论得已经很多了。后者主要指所谓量化评估，只重数量，不看质量；以发表论文的刊物来认定学术水平的高低；以获奖与否与等级高低，来认定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下。问题不在是否应该评奖，国外也评奖，存在的问题是设奖太滥，评定过程不公正，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反倒起了不小的副作用。还有就是科研项目设置太滥，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项目，研究单位与高校拿这个再去约束研究者，把项目与职称、待遇挂钩，又要求短平快，结果是政府花了不少钱，却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2）重复研究多，而且多是低水平的重复。这一点只要看看这些年出的书，查查《中国知网》的论文题目，就知道八九不离十。造成目前的这种状况与科研机制有着直接的关系。（3）学术规范差。许多研究成果均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有的甚至完全不顾学术动态，对学术史了解不够。这些年我评阅了不少各校的学位论文，再看看国外与台湾地区的学位论文，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就连字数的多少也不同，大陆一些高校要求硕士论文3万字以上，博士论文8万字以上，如果全是创新倒也罢了，问题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当然不是所有的论文都是如此。
张：在历史初学者看来，史学研究中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似乎很难处理。在您的著作中既有微观细致的考证，也有宏观缜密的理论思考。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的？对于初涉史学者，您有什么建议？
杜：确实，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不好处理。对历史学来说，实证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是实证研究的升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指出，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说明理论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这种研究不仅要搞清楚一个个历史上的社会现象，还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要达到这一研究层次，理论指导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或者说没有理论研究，就无法达到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但是，这种研究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基础上，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可是历史上的许多事实并非十分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尤其古代史中的许多事实，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失，加上人为的有意遮掩，搞得面貌全非，欲搞清楚其真实情况，这样就需要实证研究了。
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有的属于实证研究，比如对事件、制度、人物、器物、历史现象等，有的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如所谓唐宋变革、农民身份问题、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等。具体属于哪一类研究，完全是依选题而定。但是大的研究选题往往是既有实证研究，也有理论研究，比如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就有不少实证研究，同时又进行了理论的探索。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体会，比如我写的《五代十国经济史》一书，用了大量的篇幅做了许多实证研究，以搞清楚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如对五代十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趋势的探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时间问题，五代十国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等。
對于年轻的初学者而言，根据我自己的实践与体会，建议先做实证研究，待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再进行理论探索；先做小问题，再做大问题。严耕望先生有一个主张：即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小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不得已可大题小做。这是根据人生不同阶段的精力与学术积累而提出的主张，应该是可行的。因为青年时代精力充沛，但学力尚浅，小问题牵涉的方面较少，能够控制，不致于出大毛病。做实证研究涉及的往往是某个具体问题，只要用全部精神认真去做，相对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如果一开始就选择大问题研究，也能写成长篇大论，但要出彩则极难。在自己学力未允时就做大问题，结果往往大而无当，久而久之，养成劣习，终难成大器。
对青年人我还想说一句，即要重视写文章的训练，提高文字表达能力。主要应做到四点：第一，文章要简练，用两个字能说清楚的决不用三个字，要做到惜墨如金；第二，文字要流畅，即句子要自然顺畅，读起来要朗朗上口；第三，文字要优美，即讲究修辞，为此就要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可以多选读一些古今名篇；第四，要善于谋篇布局，写文章先有一个整体的构思，要做到篇章之间，联系紧密，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当然要想提高写作能力，没有捷径，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写多看，对自己的文章要反复修改。
我之所以提到写文章之事，是因为现在有不少青年人写不好文章，在在读的博士、硕士中，这种情况更为多见。
张：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的国家，可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历史学研究似乎又面临着尴尬的边缘化境地。请问，您如何看待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问题？
杜：中国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国度，在这方面拥有悠久的传统，设置史官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所撰史籍也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目前历史学的确不再具有以往显赫的官学地位，这其实是很正常的，现代社会的进步文明，使历史学回归到正常地位，成为社会科学众多学科中的一个。问题在于近些年来，历史学的这种正常地位似乎也受到了挑战，一些高校压缩了历史专业的招生数量，甚至将历史专业与其他专业合并，专业设置目录中历史学不再作为单独的专业，从而使历史学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地位。不过在一些重点高校中，情况变化还不明显，说明情况还不是一团糟。
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专业的毕业生求职较难，为了不影响就业率，有些高校不得不压缩招生规模。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似乎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于是导致一些人忽视其社会价值，不仅对历史学如此，甚至对整个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是如此，只是历史学的情况更为严重一些而已。 关于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或者社会作用，其实前人已经有过许多论述，大体上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历史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历史研究的不是现实社会生活，而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已经成为过去的那一部分，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为什么说其是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呢？因为人类历史长河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的 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人们要真正认识现在，预见未来，就不能不认识过去，认识过去就要研究历史。
如何看待历史是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一论断呢？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历史的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人类过去的一切实践的经验、荟萃的智慧、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晶等，都是由历史来承载的、记录的，也都是历史所要研究的对象，欲要改造世界、改造社会，就不能不掌握这些经验、智慧和发展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其二，歷史的社会价值还表现在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历史上各国各民族都出现过兴衰治乱，各国各民族之间都有过战争与和平、富裕与贫穷，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也都出现过曲折多变、前进与倒退的交错等。从中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我们会有深刻的启迪，可以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从而提高我们治理社会、发展经济的能力。
其三，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第一，可以深刻认识过去以及与现在的联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对社会的认识能力；第二，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提高对社会发展的预测能力和治理能力；第三，可以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第四，培养人们自身的理论思维能力，提高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与综合分析能力。
历史学是一门具体的综合的社会科学，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具体的存在，所有历史事件、人物、制度、思想、科技都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环境内，都有自己特定的内容，需要对其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同时，历史学又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具体表现为：历史是过去人类社会各方面（经济、政治、 社会、军事、科学文化、意识形态等）的活动。因此，历史学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
历史还有一种社会作用，就是可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尤其对我们这种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国度来说，这一作用则更加明显。我国历史上的瓷器、丝绸、茶叶、四大发明等，对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法门寺佛骨舍利等，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口称赞，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实在精神文明方面，我们也对人类社会做出过许多贡献，如儒家文化、汉字教育、佛教中国化、律令制度、文官制度等，都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东亚诸国的影响更大。日本学者相对于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文化圈，提出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概念，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这一切都激发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增强了我们的使命感，当然这些也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
以上都是从历史学的社会价值与社会作用的角度而谈的。就个人而言，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弄清做人处事的道理，使人少走弯路，有利于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健康顺利地发展。历史上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面，一个个鲜活的杰出人物，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品读历史上发生的这一切，尤其是中国历史，汲取其中有益的营养，将会激发我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当然学习历史也能了解古今中外发生的许多大事，扩大知识面，增长见识，丰富头脑，有利于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更好地理解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培养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与积极进取的品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研究，就是盲人瞎马，就不是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与民族。当然根据当前国家整体学科发展的规划以及社会的需要，适当调整历史学的发展规模还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这种调整不能使历史学伤筋动骨，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不能中断，研究队伍不能断层，研究经费不能减少。
张：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本刊的采访！希望您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希望您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的发展！
杜：谢谢！今后我会继续关注贵刊发展，并十分乐意进行合作。
（责任编辑 章 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