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在美国各地会出现很多中国代表团。这些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来自政府部门，以培训的名义在美国东西海岸穿行。他们会聆听几场由美国专注华人生意的商业公司联系的大学教授的讲座，但也会花大量的心思研究如何去最近的购物中心采购。这不过是换了一种花样的突击花钱。
　　 突击花钱与财政预算过程紧密相关。按照经济学上公共选择学派的解释，官员的重心也放在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上，因此对一个政府部门而言，其部门行为就会表现在争取预算最大化上。
　　 尼斯坎南在其关于官僚制的一系列研究中，详細解释了这一点。突击花钱的要点在于保证下一年度的预算不缩水。由于预算是一个政府部门下一年度运转的核心，因此研究公共财政的学者也将预算称为“最大的政治”。
　　 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间竞争、政府部门之间的冲突等，都会体现在各方争取自身预算最大化的努力中。因此在过去数年间，中国大量学者推动了“预算法定”，也试图通过预算过程来改善中国的治理。
　　 中国在2014年发布了“新预算法”，以“预算入法”来限制与财政支出相关的腐败行为，但依旧很难阻挡突击花钱的发生。
　　当然，突击花钱并不全然属于腐败，因为现行预算制度的限制，例如年度预算与政府长期项目之间在时间上有冲突，政府部门会平衡跨年度的长期项目所需要的预算，突击花钱如果是用于保证长期项目的预算，也未尝不可。
　　 所以要找出突击花钱背后的真正原因，并作出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分。对由于预算制度限制造成的突击花钱，采用国际常用的结余结转，通常能部分解决突击花钱的问题。
　　 但这依旧不能解决政府部门追求预算最大化的冲动，无非是从当期决策转换成跨期决策而已。因此，甘犁和谭继军提出建议考虑对结余部分进行再分配，按比例一部分收缴国库，剩下的留给政府部门，而分配的最优比例可以通过试点来逐渐达成。这一方面能减少突击花钱造成的浪费，因为可以转入下一期;另一方面能防止过度追求预算最大化，因为结余有部分要收缴国库。
　　 依照何种依据决定试点顺序和规模，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即便能在经济上计算最优分配比例来防止突击花钱和限制与财政支出相关的腐败，也依旧需要过政治上的难关。当然，预算从来都是政治问题。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术编辑